在柳潇陈述的同时，电子屏幕上有文字和图表在快速流转、生成，同步录入阐述的同时，还在依据她的逻辑进行着复杂的模拟推演。
等她说完之后，屏幕刷新，旧问题隐去，新的问题更加具体、深入：
【3、如果个体对自身贡献评估结果产生争议，争议由谁、以何种程序进行最终裁决？
该仲裁体系的运行与监督成本如何承担？
如何制衡仲裁权，防止其腐化或滥权？】
【4、请尝试定量或定性描述，你认为的“最低生命体征份额”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其标准如何确定？】
柳潇的目光扫过新出现的两条问题，思考了一下，随即开口：
“针对第三个问题，我的建议是设立层级化、程序化的争议仲裁机制。”
“就比如设立三级仲裁机制：
初级仲裁，可由直属管理者与随机抽选的十名同级或相关领域劳动者组成临时合议庭进行裁定，过程需记录在案。
若当事人不服，可上诉至区域级‘贡献评审委员会’。该委员会应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过基础培训、任期较短且定期轮换的专职仲裁员；另一部分则由随机抽选、与争议双方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普通民众代表。两者共同审议，以确保专业性与普遍认知的平衡。
终审权归属于中央仲裁庭，但其权限应严格限定——主要审理仲裁程序是否存在重大违规或明显不公，原则上不轻易推翻前两级已认定的事实细节。”
她始终维持着平稳的语速，逻辑层层递进：“关于成本，仲裁体系的日常运行费用应由公共资源池统一拨付，确保其基础运作不受资金掣肘；同时，败诉方需承担一部分仲裁成本，以抑制恶意或轻率的申诉。”
“至于制衡，”
柳潇不知是想到了什么，她的眼中闪过一丝锐光，“关键在于透明与问责。所有裁决结果及详细理由必须完全透明公开，随时接受全体民众的查询与监督。
建立仲裁员追责制度，如果发现其在工作中存在重大错误、舞弊或严重不公，将受到严厉的贡献积分惩罚，乃至永久剥夺其仲裁资格并公示。
此外，允许在获得一定数量成员联合支持的前提下，对于存在广泛争议的典型裁决发起‘集体复议’，由更高层级的委员会重新审视。”
“第四个问题，对于‘最低生命体征份额’……”
她停顿了一下，尽量让自己的表述更精确：“我认为是指维持个体生物机能不因饥饿、缺水、基础疾病而直接死亡的最低限度。这需要根据个体的年龄、性别、基础代谢率设定浮动区间，但核心是‘维持生命’，而非‘维持健康’、‘维持舒适’或‘维护尊严’。”
“定量上，它应是一组经过科学测算的底线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满足基础代谢所需的最低有效卡路里、基础洁净饮水量、预防特定缺乏症的基础维生素与矿物质配给、用于处理最常见外伤或感染的基础药物，以及最简陋的集体庇护所中的基本居住权——仅能遮风挡雨，算不上特别隐私或舒适。”
她还特别补充道：“这一标准不该是僵化的数字。它必须依据群体当时掌握的可分配资源总量、消耗速率以及外部环境压力进行动态调整。调整权可授予一个由技术官员与随机抽选的民众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
但任何下调决定，都必须伴随公开的、详实的危机状态宣告，阐明必要性。同时，调整需遵循一条铁律：贡献者的基本份额，其下调优先级必须低于、且幅度必须小于无贡献或低贡献者。这既是效率原则的体现，也是对‘贡献’价值的根本维护。”
随着柳潇的阐述结束，电子屏幕再次刷新，问题直指制度在极端压力下的本质与极限：
【5、当群体面临全范围资源危机，连“最低份额”都无法保障时，此项‘贡献等级’原则，是否意味着在制度层面默许、甚至变相引导了对“低贡献者\/无贡献者”的抛弃或主动淘汰？】
【6、这条‘最低生命体征份额’的底线，在现实执行中，更可能成为被实际遵循的规则，还是沦为主观、脆弱、最终必然被突破与践踏的‘心理安慰’或道德装饰？
如果它必然会受到冲击，其存在的真实意义又是什么？】
看到第五个问题时，柳潇的目光出现了片刻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凝滞。
这个问题太尖锐了。
她眼神微沉，想象着资源彻底枯竭时的景象。再次开口时，声音沉重了不少，“法律条文本身，绝不应包含任何‘允许主动淘汰成员’的明文规定。那样的许可一旦公布，会彻底摧毁整个制度赖以维系的、最底层的道德和心理基础，将直接引发全面的恐慌、信任崩塌以及不可控的暴力。”
说到这，柳潇忽然话锋一转，她在强迫自己直面可能出现的残酷现实：“然而，法律必须承认，当系统性危机达到临界点时，‘事实上的淘汰’会依据‘贡献优先’这一根本原则，以非明示但确定的方式自动发生。
资源调配将遵循明确的优先级：首先并最大限度保障高贡献者的生存与持续生产能力；其次是中级贡献者；而无贡献或贡献极低者，其‘最低份额’在分配序列上天然处于末端。
当资源链最终断裂，就算制度没有‘主动淘汰’的条款，它也再无能力保障序列末端者的生存。他们终将会成为第一批在事实上被‘淘汰’的个体。这不是法律在杀人，而是绝对稀缺的资源和残酷的生存竞争在杀人。
法律在这种极端情境下的核心作用，或许就是让这个痛苦而不可避免的过程，尽可能保持有序、可预测，从而减少在绝望挣扎中可能导致群体更快覆灭的无序暴力和崩溃。”
“关于第六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