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秘书代表郭副省长做了总结发言，充分肯定了“茶煮匠”模式的探索意义和阶段性成果，鼓励我们要“大胆探索，谨慎实践，总结经验，稳步推广”。
成果展示会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成功！它不仅回应了保守派的非议，展示了我们的实力和潜力，更重要的是，为新品牌“双汇”、“统一”的横空出世，做了一次完美的预热，也为后续的股权架构奠定了公开、透明的基础。
会后，关于省糖烟酒公司占股30%，韩家村占40%，太原市商业局占15%，清徐县政府占15%的股权分配方案，在各方之间迅速传递并基本得到认可。
一个集生产主体、销售渠道、政策支持、地方资源于一体的新型混合所有制企业雏形，已然显现。
资金困局暂解，展示会成功举办，股权架构初定……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站在略显嘈杂的展示会现场，看着与会者热烈讨论的身影，看着宣传画上“双汇”、“统一”那充满希望的Logo，心中涌起一股豪情。
“百团大战”的第一场硬仗——资金战，我们打赢了！
然而，就在我稍稍松一口气的时候，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被赵师傅急匆匆地交到了我手上。电报是杨振华发来的，只有简短的一行字：
“设备调试遇关键技术瓶颈，德国核心部件卡壳，速寻解决方案或延期。”
我的心猛地一沉。刚刚解决的资金问题，仿佛只是叩开了大门，而门内，真正的技术攻坚战，才刚刚开始…
杨振华的电报像一根针，刺破了展示会成功带来的短暂欢愉气氛。
资金问题可以靠人情、靠信誉、靠画饼（未来收益）来解决，但技术问题，尤其是涉及这个时代国内尚属空白的自动化设备核心技术，来不得半点虚假。
“德国核心部件？”我盯着电报上的字眼，眉头紧锁。在这个西方技术封锁依旧严密的年代，想要获取先进的工业部件，难度极大。
如果这个问题无法解决，不仅生产线无法按时投产，前期所有的努力，包括刚刚筹措到位的巨款，都可能面临巨大风险。
“浩娃子，啥情况？”李书记见我脸色不对，关切地问道。
我将电报递给他和旁边的赵经理。两人看完，脸色也都凝重起来。
“德国部件……这可麻烦了。”赵经理摸着下巴，“咱们国家的轻工机械，很多还停留在仿制苏联老设备的阶段，德国的精密部件，恐怕不好找。”
李书记更是直接：“能不能让上海那边想想办法？他们厂子大，门路总比我们多吧？”
我摇摇头：“振华在电报里没说详情，但以他的性格，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绝不会发这样一封电报来。他既然提到了‘速寻解决方案或延期’，说明上海厂那边恐怕也束手无策。”
展示会的宾客已陆续散去，空旷的场地上只剩下我们核心几人。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气氛有些沉闷。
“延期是下下策。”我斩钉截铁地说，“展示会刚开完，各方期待都很高，郭省长那边也等着看成果。
一旦延期，之前所有的努力营造出来的势头和信心都会大打折扣，那些反对的声音又会冒出来。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技术瓶颈！”
可是，办法在哪里？我大脑飞速运转，搜索着前世关于这个时代技术引进的零星记忆。
中西方关系尚在冰期，官方渠道几乎不可能。难道要通过香港？可现在才1964年，我与香港那边的联系尚未建立，远水难解近渴。
“会不会……有没有可能……在国内找到替代品？”一直沉默的赵师傅忽然开口，“咱们国家这么大，能工巧匠不少，说不定有厂子能生产类似的东西，或者……能修？”
赵师傅的话像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对啊，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原装进口？如果这个“德国核心部件”并非不可替代，或者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修复、仿制甚至绕过呢？我对杨振华的能力有信心，他缺的可能不是技术思路，而是更广阔的信息和资源支持。
“赵师傅说得对！”我猛地站起身，“我们不能坐等！我亲自去一趟上海！一方面了解具体情况，另一方面，看看能不能在国内找到替代方案或者技术支援！”
“你去上海？”李书记有些担心，“这边一大摊子事呢，新公司的章程、和各部门的对接、生产基地的建设……”
“这边有您和赵经理坐镇，我放心。”我果断地说，“技术问题是卡脖子的问题，必须优先解决。
而且，我也正好去会一会上海轻工机械厂的老师傅们，看看能不能挖掘到更多人才和技术资源。”
赵经理也表示支持：“浩子去一趟也好。上海毕竟是工业重镇，技术和信息流通比我们这里强。需要我带信给上海糖烟酒公司的熟人吗？也许他们有些门路。”
“太好了！谢谢赵经理！”我感激道。多一条人脉，就多一分希望。
事不宜迟，我立刻安排行程。让小王留守，负责与清徐基地和太原各单位的日常联络协调。
我则带着赵师傅（他经验丰富，对机械也有一定了解）以及……我犹豫了一下，带上了刚刚加入团队、原本负责文书工作的知青小林。她心思细腻，文化水平高，负责沿途记录和资料整理或许能帮上忙。
出发前，我特意去了一趟郭晋安那里，将情况简单说明，并希望他能通过家里的关系，了解一下国内是否有科研院所或重点企业在研究相关技术。郭晋安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三人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绿皮火车在华北平原上轰鸣疾驰，我的心情却如同车窗外不断倒退的景物，难以平静。
资金问题刚现曙光，技术难题又接踵而至，创业之路，果然遍布荆棘。
经过一天两夜的颠簸，我们终于抵达了繁华的大上海。
我们没有耽搁，直接赶往位于杨浦区的上海轻工机械厂。在车间隔壁的临时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满脸油污、眼带血丝的杨振华。短短十几天，他整个人瘦了一圈，但眼神依旧明亮而执着。
“浩哥！你们可来了！”看到我们，杨振华明显松了口气，随即又急切地引我们来到一台拆解开的设备前，“问题就出在这里，火腿肠灌装机的定量泵控制系统，核心的一个精密阀门是德国博世力士乐的产品，国内没有同类替代品。现在这个阀门因为长时间库存，内部精密件有锈蚀和磨损，导致灌装量不稳定，误差超标。”
他指着那个拳头大小、结构复杂的金属部件，脸上写满了无奈：“厂里的老师傅想尽了办法，尝试用国产零件替换，但精度达不到要求，要么漏料，要么卡死。也尝试修复，但缺乏专用的研磨工具和检测设备，效果不理想。”
我仔细看着那个小小的阀门，它仿佛成了横亘在我们梦想面前的巨大拦路虎。“厂里技术科怎么说？完全没有办法了吗？”
杨振华摇摇头：“李科长和王厂长都很重视，也联系了上海几家相关的机械厂和研究所，但要么表示爱莫能助，要么提出的方案成本太高、周期太长，不现实。
他们也建议，最好能想办法从国外弄到同型号的备件，但这……太难了。”
从国外弄备件？在1964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道真的要坐等延期？
我不甘心！我围着那台瘫痪的设备转了几圈，目光扫过车间里其他正在运行的、略显陈旧的国产机床，忽然心中一动。
“振华，这个阀门的作用，本质上就是精确控制肉馅的流量，对吧？”我问道。
“是的，浩哥。要求每分钟灌装60根，每根重量误差不能超过正负3克。”
“那么，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我盯着那台老式的国产注塑机，缓缓说道，“既然这个阀门我们搞不定，能不能绕过它？比如，设计一种机械式的定量机构？利用杠杆、凸轮或者齿轮的组合，来实现相对精确的定量？哪怕精度暂时达不到德国原装的水平，只要能将误差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保证产品基本规格统一，我们先让生产线转起来！后续再不断优化！”
杨振华愣住了，眼睛猛地睁大，仿佛被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绕……绕过？机械定量？”
他喃喃自语，随即扑到工作台前，抓起铅笔和图纸就开始疯狂地画起来，“对啊！我怎么没想到！非要用电子气动控制呢？完全可以用纯机械结构！虽然响应可能慢一点，调整没那么方便，但结构简单，可靠性高，而且完全可以用国内现有的加工水平制造！”
他的笔尖在纸上飞快地滑动，一个个齿轮、凸轮的轮廓逐渐清晰。赵师傅也凑过去，凭着多年的经验，不时提出一些结构上的建议。
车间里几位被吸引过来的老师傅，也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这个小伙子思路活络！”
“机械定量？解放前有些老设备就是这么搞的！”
“不过要保证每分钟60次的精度，对加工要求不低啊……”
“怕啥！咱们厂八级工刘师傅在，再复杂的零件也能车出来！”
一时间，原本沉闷的车间变得热火朝天。一种“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的激情在弥漫。
我提出的“绕过”策略，仿佛点燃了大家被“德国技术”压抑住的创造力和自信心。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完全扎在了车间里。杨振华主导设计，我和小林负责整理思路、查阅有限的资料，赵师傅和几位老师傅负责工艺论证和加工试制。
上海轻工机械厂的王厂长和李科长也被这种氛围感染，特批了材料和加工资源，全力配合我们进行技术攻关。
过程中遇到了无数困难：材料强度不够、齿轮啮合有间隙、凸轮曲线不合理导致冲击过大……但我们没有气馁，一次次修改图纸，一次次调整工艺，一次次试验。
失败了，就聚在一起分析原因；有了进展，哪怕只是一点点，都欢呼雀跃。
同时，我也没有放弃其他途径。我通过赵经理的关系，拜访了上海糖烟酒公司的一位老工程师，希望能接触到更广的行业信息。
虽然直接帮助不大，但闲聊中得知上海有些搞“技术革新”的民间能手，经常在旧货市场（虬江路）淘换零件，自己捣鼓东西。这给了我一丝启发。
在攻关的间隙，我拉着杨振华去了一趟虬江路旧货市场。那里充斥着各种报废的仪器仪表、机床零件、无线电设备，琳琅满目，仿佛一个工业文明的坟场。
我们如同寻宝一般，在杂乱的地摊上翻找，希望能找到一些可用的灵感或者替代零件。
虽然最终没有找到直接可用的“德国阀门”替代品，但我们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些精度不错的二手轴承、齿轮和气动元件，价格极其便宜。杨振华如获至宝，买了一大包回去，说有些可以用在设备的其他改进部位。
时间一天天过去，在抵达上海的第七天，经过不知道第几十次的修改和调试，一台完全由国产零件、依靠纯机械联动原理打造的“土法”定量灌装装置，终于被安装到了生产线上。
车间里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台经过“心脏搭桥手术”的设备上。王厂长、李科长也闻讯赶来。
“启动！”杨振华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马达轰鸣，经过改造的生产线缓缓运行起来。肉馅通过新的定量装置，被准确地注入肠衣……一根，两根，三根……现场负责检测的工人迅速拿起刚灌装好的火腿肠，放到天平上。
“58克！”
“59克！”
“61克！”
“60克！”
……
一连检测了二十根，重量误差基本控制在正负2克以内！虽然离德国原装的精度还有细微差距，但已经完全达到了商业化生产的基本要求！
“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不知道谁先喊了一声，整个车间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老师傅们激动地拍着杨振华和我的肩膀，赵师傅更是眼眶泛红。杨振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
王厂长紧紧握住我的手：“小韩同志，了不起！你们这不仅解决了我们厂的技术难题，更是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这套‘土办法’，我要在全厂推广学习！”
李科长也感慨道：“后生可畏啊！看来搞建设，光靠引进不行，还得靠咱们自己的脑袋和双手！”
看着生产线重新欢快地运转起来，看着那由无数个国产齿轮和连杆组成的、略显粗糙但运行可靠的定量装置，我心中涌起的成就感，甚至超过了之前解决资金问题的时候。
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难题的攻克，更是一次思想的破冰。
它证明了，在这个充满限制的年代，凭借智慧、勇气和集体的力量，没有什么是绝对不能克服的。
所谓“金手指”，并非知晓一切，而是在看似绝境中，找到那条符合时代条件、能够走通的路。
“德国阀门”的危机，就这样被我们用“中国智慧”巧妙地化解了。
消息传回太原，李书记、赵经理等人自是欣喜不已。新生产线的建设，终于可以按照原定计划，全力推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