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着沉甸甸的题词和一段足以铭记终生的记忆，我坐在返回招待所的车上。香山的松柏、领袖的教诲、总理的笑容，依旧在脑海中盘旋，如同一个辉煌而不真实的梦。然而，当吉普车驶过京郊的田野，一股更接地气的思念猛地撞上心头——出来好些天了，家里那窝正在孵化的鸡蛋，不知道怎么样了？
车子从戒备森严、绿树成荫的西山，驶向尘土飞扬、人声鼎沸的城区，光影在车窗上明灭交替，象征着我从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回归到烟火气世俗红尘中。
第二天一早，我便去寻郭部长。他正在房间内整理文件，见到我，脸上立刻绽开由衷的笑容。
“韩浩？来得正好！回去的车票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下午的火车。”
我很诧异“来的时候不是坐车吗，车呢？”
郭部长一下看出了我的心思“车子省里着急有用，我就让司机开回去了，省里用车紧张，我出来的时间太久了，我不能占用太多的资源”
他示意我坐下，语气比以往更添几分亲切，“见了教员一趟，感觉如何？肩膀上的担子是不是更重了？”
我郑重地点头：“是，部长。”
没有惶恐，只有一种被认可的踏实和一股迫不及待想要付诸行动的冲劲。这种从虚名到实干的转变，让我内心无比充实。
“好！要的就是这个劲头！”郭部长欣慰地拍拍我的肩，“回家好好休整几天，陪陪你……嗯，和你那两个兄弟也好好聚聚。清华那边的手续都已办妥，录取通知书会以最快速度，直接寄到你们村里去。”
他顿了顿，意味深长地补充道：“这份荣耀，理应让你的家乡第一个知道，让那些看着你长大的乡亲们，也为你骄傲一回！”
“寄到村里”这四个字，被他刻意加重了语气。我立刻心领神会，这不仅仅是一纸通知，更是一枚将要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其必将在我那小小的村庄里，激起前所未有的波澜。
我顺势提出请求：“部长，我想跟您告个假。下午想去街上转转，给家里……给我那两个兄弟带点北京的特产回去。”
“应当的！兄弟情深，难得！”郭部长爽快应允，甚至主动提点，“要去，就去前门大栅栏！那儿老字号多，东西实在，带回去，最有面子！”
想到王波和张天利看到礼物时惊喜的表情，想到我们那间小屋里即将爆发的欢呼，一种混合着成就感和兄弟义气的情绪在心中弥漫开来。重生以来，我们三人相互扶持，而此刻，我能与他们分享这份荣耀的期待，变得无比强烈。
告别郭部长，我怀揣着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和些许全国粮票，踏上了我的“采购之旅”。六十年代初的北京城，自有其独特的脉搏与呼吸。
街道上，蓝色的、灰色的中山装和列宁装是主流，间或有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的人铃声响亮地穿过。墙壁上刷着充满时代气息的标语，空气中混合着煤烟、尘土和偶尔飘来的食物香气。
我首先想到的是去着名的王府井百货大楼。气派的大楼在当时堪称宏伟，玻璃橱窗里陈列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
然而，我刚要踏入门内，一位身穿制服的保安便伸手拦住了我。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尽管是我最好的衣裳，但依旧难掩其陈旧和土气。
“同志，请出示您的证件和外币兑换券。”他的语气公事公办，带着一种大都市人特有的审视。
我一下子愣在原地。外币兑换券？这是我完全没料到的情况。我掏出介绍信和身份证明，对方只是扫了一眼，摇摇头：“进去买东西，得用外汇券。人民币不行。”
一瞬间的尴尬和失落涌上心头。我这才真切地体会到，在这个时代，某些无形的界限依然清晰存在。
外汇券，是当时外国人来华或特定渠道才能获得的特殊货币，用于在友谊商店等特定场所购物，是普通老百姓难以触及的“硬通货”。这堵无形的墙，将我暂时隔在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之外。
但我并未气馁。既然高档商场去不成，那就去郭部长推荐的、更接地气的前门大栅栏！
果然，这里才是真正充满烟火气的地方！青石板路两旁，老字号招牌林立，人来人往，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
我走进一家有名的副食店，柜台后的老师傅隔着玻璃柜问我：“小同志，要点什么？”
我看着兜里有限的钱和粮票，精打细算起来：“劳驾您，给我来两只北平烤鸭，包严实点！”——这是给张天利解乡愁的，也给王波那上海小子开开荤。
老师傅手脚麻利地用油纸包着烤鸭，又推荐道：“咱这儿的二锅头可是地道，给家里长辈带两瓶？”
我心思一转：“行，你给包好了，有糖果点心吗？来点实惠抗饿的。”——这是给王波捎的甜头。最后，目光落在柜台里那包红色的“牡丹”香烟上——这是给郭部长的谢礼。
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给兄弟的烤鸭和零嘴，给领导的烟，每一份礼物都承载着不同的心意，体现着我们之间朴素的兄弟情谊和人情世故。
提着大包小包出来，我心里盘算着，东西齐了。烤鸭的香气已经从油纸包里钻出来，勾得我肚里的馋虫直叫。
终于，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的“积蓄”，换来了手中沉甸甸的几包礼物。这种通过自己努力（高考改变命运）换来回报，并能与兄弟分享的感觉，比任何情绪都更让人满足和踏实。
就在我心满意足，提着东西准备往回走时，一个意外发生了。
我只顾着低头看路，没留神迎面撞上了一个人。一股淡淡的、不同于雪花膏的馨香传入鼻尖。
“哎哟！”
我赶忙抬头道歉：“对不住！对不住！我没看……”
话，卡在了喉咙里。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我两世为人都未曾见过的姑娘。她梳着一条乌黑油亮、几乎垂到腰际的麻花辫，脸庞白皙精致，像是画里的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布拉吉（连衣裙），是沉稳的黑色，脚上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长筒小牛皮靴，肩上还挎着一个别致的牛皮包。
这一切，在周围一片蓝灰的海洋里，显得如此耀眼，如此不同凡响。前世见过的所有明星，在她面前仿佛都黯然失色。
她的出现，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六十年代单调的视觉底色。布拉吉、皮靴、皮包，这些细节不仅彰显着美貌，更暗示着她极不普通的家庭背景和审美品味。
我一时看得呆住，忘了言语。
那姑娘柳眉一竖，地道的京片子像珠子一样噼里啪啦砸过来：“嘿！哪儿来的登徒子？小流氓！看什么看？再看信不信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
她的声音清脆泼辣，与身上那股书卷气的精致形成了奇妙的反差。
我瞬间回神，脸颊烧得通红，不是生气，是窘迫。我连忙再次道歉：“同…同志，真对不起！刚才是我不小心，撞到你了。我真不是故意的，更不是…不是流氓。”
许是我涨红的脸和磕磕巴巴的解释显得足够狼狈真诚，她脸上的怒意消了些，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在我手中的土特产上停留了一瞬，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没再说什么，一甩辫子，像只骄傲的白天鹅，转身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心却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咚咚直跳。那惊鸿一瞥的惊艳和被她训斥的尴尬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极其微妙而难忘的体验。这短暂的插曲，为我这次北京之行，添上了一抹截然不同的、鲜活而私密的色彩。
这意外的邂逅，如同投入湖心的一颗小石子，涟漪虽渐渐散去，但那枚石子却沉在了心底。她的形象、她的声音，成为一种鲜明的记忆烙印。
第二天，郭部长和我一起到北京站坐车回家。
鸣着汽笛的绿皮火车，载着归心似箭的我，哐当哐当地驶离了北京站。
车窗外的景象，从繁华的都市逐渐变为开阔的田野，一如我的心境，从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回归到朴实温暖的烟火人间。
火车越靠近太原，我的心就跳得越快。离开时，我是一个前途未卜的农村考生；归来时，我身上已然承载了太多的变化和期待。我不知道，王波和张天利那两个小子，见到我和这些好东西，会是个什么光景？
终于，在傍晚时分，火车喷吐着浓重的白烟，缓缓停靠在太原站。
太原站到了....太原站到了.....太原站到了，火车站工作人员用喇叭呼叫了三遍
临别前，我将那包仔细包好的“牡丹牌”香烟塞给郭部长。
郭部长一愣，随即板起脸：“韩浩，你这是干什么？快拿回去！”
我真诚地说：“部长，这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就是我的一点心意。感谢您这些天来的照顾和提点。您要不收，我这心里过意不去。”
他看着我固执举着的手，和眼里不容拒绝的诚意，最终无奈地笑了笑，接了过去，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小子！路上小心，到了家，好好的！前途无量！”
这份简单的礼物，承载的是我最真挚的感激。被他最终接纳，并换来一句“前途无量”的祝福，让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一路上，我紧紧抱着我的行李——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服，便是那只油纸包好、香气诱人的烤鸭和其他零碎吃食。而比这些更重的，是内衣里那幅题词，以及脑海中那段无法与人言说的会见记忆。
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终于在星月当空时，看到了村口那棵熟悉的老槐树。
夜深了，整个村庄都沉睡在静谧里，只有几声零星的狗吠，和空气中熟悉的柴火与泥土的气息。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样，但我知道，一切，都已经不一样了。
我放轻脚步，走到自家院门前。篱笆墙内，静悄悄的。但我似乎能听到鸡舍里，那些小家伙们细微的窸窣声，还有屋里隐约的鼾声。
我深吸一口家乡清凉甘冽的空气，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
屋里炕上，王波睡得四仰八叉，张天利倒是警醒，猛地坐起身，低喝一声：“谁？！”
“是我！浩子！我回来了！”我压低声音，却掩不住笑意。
“浩子？！”张天利一下子蹦下炕，踢醒了王波，“快起来！浩子回来了！”
王波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看到我，又看到我放在桌上的油纸包，鼻子抽动两下，瞬间清醒了：“我靠！啥玩意儿这么香？！烤鸭？！”
看着他们俩又惊又喜、围着烤鸭直流口水的样子，一路的风尘和疲惫瞬间一扫而空。
我笑着看他们迫不及待地打开油纸包，屋里顿时香气四溢。
“慢点慢点，天利，这是给你解馋的。王波，你这上海小囡，今天也尝尝咱北平的地道味儿！”
我们三人就着月光，挤在炕头，分享着那只肥美的烤鸭，听着我简略却足以让他们惊掉下巴的北京见闻（省略了香山一节）。
那一刻，世界很大，历史很重；但世界也很小，兄弟就在身边。我知道，我的人生已经翻开了截然不同的一页。而新的故事，即将在我们三人这个小小的、没有父母却充满温情的家里，悄然开始。录取通知书，正在路上，那将是投向这个池塘的下一块巨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