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青走进县衙大堂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张地图。纸边已经磨得起毛，上面的标记从炮火点变成了街巷划分线。他没看任何人，直接走到主位前，把地图摊在桌上，用砚台压住一角。
堂下站着十几个穿长衫的人，有的低头搓手，有的眼神飘忽。他们是原来管事的文书、税吏、账房，没人敢开口。
林青抬头扫了一圈，“人都到齐了？”
一个戴圆框眼镜的老头往前半步，“回长官，该来的都在。”
“好。”林青从怀里掏出一份油印纸，“从今天起，云州城废除人头税、劳役税、过路厘金。所有商户按营业额分级缴税，农户按田亩实数计征，多报少报都查。”
底下嗡地一声。
“这……这不合规矩啊！”一个穿灰袍的中年男人站出来，“历来都是定额摊派，哪有挨家挨户量地收税的道理？”
林青看着他，“那你来说说，去年城里最穷的三户人家，交了多少税？”
那人一愣，“这个……属下不知。”
“我知道。”林青声音不高，“东街李寡妇，种了半亩菜地，交了八块银元。西巷老周，拉黄包车养四个孩子，被收了六块。他们连饭都吃不上，你还跟我说‘规矩’？”
没人说话了。
林青继续说：“愿意留下的，现在登记名字，明天开始跟着工作组走街入户。不想干的，去后勤领三个月薪俸，回家另谋出路。现在，选吧。”
过了两分钟，眼镜老头颤巍巍写下第一个名字。接着陆陆续续有人上前。最后只有三个转身走了。
散会后，小雨拿着一叠新印的传单进来，“学校的事安排好了。祠堂打扫出来了，课桌是百姓自己送来的，黑板用木板刷墨汁凑合。就差老师。”
林青点头，“招识字的年轻人，军里出工资。第一堂课我来上。”
第二天清晨，临时学堂门口挤满了人。不光是孩子，还有不少大人蹲在窗外听。
林青站在讲台上，面前是一群七八岁的男孩女孩。有几个女孩低着头，手绞着衣角。
他开口就说：“今天讲一句话——人人该读书。”
台下安静。
“有人说女子不用识字，操持家务就行。那我问你们，做饭要记菜谱，管账要算数目，生病要看药方，哪样离得开字？谁生下来就会？”
有个白胡子老秀才坐在后排，哼了一声，“荒唐！女子无才便是德！”
林青看向他，“您读过《论语》吧？‘有教无类’这四个字认不认得？孔子收学生分男女吗？分贫富吗？”
老秀才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林青转回头，“从今天起，女孩和男孩一样上学。课本免费发，中午加一顿粥。谁家不让女儿来，我们上门劝。劝不动，就帮她家挑水劈柴，直到同意为止。”
最后一句话说完，教室里响起掌声。小雨站在门口，手里抱着一摞课本，眼睛有点湿。
可没过三天，米价突然涨到两毛五一斗。
林青听到消息时，正带着人在南市查旧粮仓。他让人打开军需库，调出五百担陈米，贴出告示：一斗一毛，凭户口本限购五斗。
告示贴出去不到一个时辰，队伍就排到了街口。
更关键的是，林青让小雨组织妇女儿童优先买。每个领米的人都要登记名字，盖手印。
当天下午，几个大地主坐不住了。他们囤的米卖不出去，反而被百姓骂“发国难财”。
第四天早上，米价回落到一毛二。
风波还没完。县丞联合几个残余官吏写了联名信，送到上级行署，说林青“擅自施政，扰乱纲常”，要求派员调查。
林青看了信，没发火，也没压下去。
他在城中心搭了个台子，挂上横幅：**云州新政听证会**。
通知下发到每条街：农民、工人、店老板、手艺人，每户派一人参会，提意见，问问题。
开会那天，台下坐了两百多人。
有人问：“以后种多少地收多少钱，会不会变？”
林青答：“每年公示一次，大家看了没意见就照办。有意见当场提。”
有人问：“商户评级谁说了算？会不会偏心？”
“营业额你自己报，邻居监督，税务组抽查。造假三次，取消减税资格。”
最后轮到县丞发言。他站起来说：“您这不是搞民粹吗？地方治理岂能由百姓做主？”
林青反问：“那你说，谁该做主？是你，还是那些逃税十年的乡绅？”
人群哗然。
林青站起来，“今天投票。赞成每季度开一次民议大会的，请举手。”
全场几乎全举了。
县丞脸色铁青，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
七天后，联名信撤回。几个带头反对的官吏悄悄辞了职。
又过了十天，新学堂正式挂牌。孩子们搬着自家的小板凳来上课，没有课本的先抄写。
林青去视察那天，看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蹲在墙角，用树枝在地上写字。写的是“人”“口”“手”。
他站了一会儿，没打扰。
回到县衙，桌上放着一份报表：税收完成率百分之六十八，超过预期；入学儿童总数一千二百七十三人，其中女孩四百零六。
小雨进来汇报，“百姓编了顺口溜，街上小孩都在唱。”
“唱什么？”
“林青来了，灯亮了；娃娃上学，米不贵了。”
林青笑了笑，拿起笔继续批文件。
傍晚，有人送来一张条子，说是北门守卫截下来的，藏在卖菜篮子里。
林青打开一看，是张草图，画的是城防布防点，标注清晰，笔迹工整。
他盯着看了很久，把纸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字：**明晚亥时，西巷第三户，敲门三下**。
然后叫来通讯员，“把这个交给赵刚，让他亲自布置。”
通讯员接过纸条要走，林青又喊住他。
“等等。”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铅笔，放在纸条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