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月6日，高加索前线持续不断、内容越来越令人心悸的噩耗，以及参谋们那苍白如纸、写满绝望与恐惧的面容，终于像一桶混合着冰碴的冷水，将远在埃尔祖鲁姆相对安全的指挥部里、仍残存着一丝幻想的恩维尔·帕夏，从他那由地图箭头、民族主义狂热和军事冒险主义构筑的迷梦中，彻底浇醒。他那建立在虚幻推演和过度自信之上的、旨在重塑帝国命运的宏大战略计划，在萨勒卡默什山谷那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的残酷现实面前，如同阳光下的冰晶，彻底碎裂、消融，只留下一地狼藉和刺骨的寒意。他极不情愿地、几乎是带着一种被羞辱的愤怒和深深的挫败感，咬着牙下达了那道本该在数日前、甚至进攻发起前就应下达的命令：全线总撤退。
然而，这道迟来的命令，对于深陷俄军铁壁合围、早已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奥斯曼第三集团军主力——尤其是第九军和第十军——而言，绝非拯救危局的救命稻草，而是压垮这头早已伤痕累累、濒死骆驼的最后一根巨石，是最终死亡判决的、冰冷而无情的官方确认。它来得太晚了，晚到俄军的包围圈已经如同淬火的钢铁般坚不可摧；晚到士兵们的体力、意志和战斗力已被严寒与饥饿消耗殆尽；晚到任何有组织的、梯次的撤退行动都已失去可行性。这道命令唯一的作用，就是正式宣告了进攻的彻底失败，并将一场尚可维持一定阵线的、绝望的防御战，彻底变成了一场无序的、混乱的、被对手单方面追猎和屠杀的大溃败，并为随后在漫长撤退路线上发生的一系列超越军事范畴的人间惨剧，拉开了它血色的、令人不忍卒读的帷幕。
第一章：崩溃的序曲——绝望的困兽之斗与有组织抵抗的终结
撤退的命令，通过时断时续、充满静电干扰、模糊不清的无线电波，以及那些凭借惊人运气和牺牲精神、拼死冲出重重包围圈、往往浑身是伤、仅剩最后一口气的传令兵，艰难地、零碎地传达到了各个被围部队残存的指挥节点。对于蜷缩在冰天雪地、被死亡和绝望气息紧紧包裹的奥斯曼士兵来说，“撤退”这个词，此刻激起的并非劫后余生的希望，而是更深的、令人窒息的绝望。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无比清楚地知道，所谓的“撤退”，在当前的绝境下，几乎等同于“突围”——意味着要再次鼓起残存的勇气，拖着冻僵疲惫的身躯，正面冲击俄军那由机枪、火炮、狙击手和养精蓄锐的生力军共同构成的、看似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因此，最后阶段的、成规模的突围尝试，在1月6日傍晚至1月9日这短短几天内，于包围圈内多个相对还能聚集起一些人员的孤立据点，同时或相继爆发。这已经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行动，失去了统一的指挥和协调，而是濒死野兽在绝境中发起的、各自为战的、歇斯底里的困兽之斗。饥饿使得胃部灼痛、寒冷让肢体麻木、极度的疲惫侵蚀着最后一丝意识，士兵们仅仅在残存的军官权威（这些军官大多也身先士卒，冲在最前）、或者纯粹是求生本能的驱使下，集结起身体里最后一丝气力，发出嘶哑而非人的、如同狼嚎般的吼叫，向着俄军的防线发起了决死的、近乎自杀式的冲锋。
其景象之惨烈，足以撼动任何铁石心肠的观察者。士兵们端着上了刺刀但枪膛里可能早已没有子弹的老旧步枪，或者仅仅挥舞着工兵铲、棍棒，甚至很多人只是赤手空拳，跟随着人流，踉跄着、翻滚着冲向俄军的阵地。他们面对的是严阵以待、火力配系极为完善的俄军防线。马克沁重机枪和水冷式机枪那特有的、持续不断的“哒哒哒哒”声，再次成为战场的主宰，它们喷吐着致命的火舌，在洁白的雪地上划出清晰而残酷的死亡扇面，炽热的弹幕如同无形的墙壁。成排冲锋的奥斯曼士兵，像被巨型镰刀割倒的成熟麦秆，毫无悬念地层层倒下，鲜血瞬间染红雪地。后面的人，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和退缩的余地，只能麻木地踩着同伴尚未完全冷却、仍在微微抽搐的尸体，继续向前猛冲几步，然后再次被无情的金属风暴扫倒，叠加在之前的尸体之上。俄军的炮兵观察员冷静地报告着坐标，野战炮和榴弹炮进行了精准而高效的拦阻射击，炮弹带着刺耳的尖啸，在冲锋的人群最密集处轰然爆炸，黑色的硝烟与洁白的雪粉、破碎的肢体混合着冲天而起，每一次爆炸都在人群中清理出一片片触目惊心的空白地带。俄军的狙击手和精准射手则如同隐藏在雪地中的幽灵，冷静地“点名”剔除着任何试图组织队伍、表现出领导迹象的低级军官、士官或者手持特殊武器（如机枪）的士兵，进一步加剧了进攻方的混乱和无序。
在少数几个地段，一些奥斯曼士兵，凭借着一股超越生理极限的勇气和俄军防线上可能存在的、极其微小的疏漏，竟然奇迹般地突入了俄军的前沿堑壕，随即爆发了残酷而原始的白刃战。狭窄的堑壕内，刺刀的碰撞声、垂死的惨叫声、工兵铲劈砍骨肉的闷响、以及拳头和牙齿的撕咬混杂在一起。然而，在近距离肉搏中，体力充沛、营养良好、训练有素的俄军士兵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他们的刺刀突刺精准而狠辣，往往能轻易地刺入奥斯曼士兵那虚弱不堪、动作迟缓的身体。这些依靠巨大牺牲换来的、微小的突破口，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仅仅激起一丝涟漪，很快就被俄军迅速投入的预备队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封闭、填平。所有突入堑壕的奥斯曼士兵，结局不是当场战死，就是力竭被俘，他们的牺牲未能撕开任何足以让大部队通过的缺口。
而绝大多数地段的突围尝试，甚至未能接近俄军的主堑壕五十米之内，就在毫无遮蔽的开阔地上，被俄军绝对优势的交叉火力彻底粉碎。成千上万的士兵，在这最后一次徒劳的、绝望的冲锋中，如同飞蛾扑火般倒下，他们的鲜血浸透了萨勒卡默什周边山谷的雪地，尸体层层叠叠，冻结在一起，形成了一道道恐怖而诡异的、由血肉和冰晶构筑的壁垒。至此，被围奥斯曼军队最后一点有组织的抵抗能力和突围希望，被彻底、干净地摧毁了。剩下的，只有分散的、等待最终命运降临的残兵，以及如何在这冰封地狱中多存活一刻的原始本能。
第二章：死亡行军——西归路上的白骨之路与人性的湮灭
对于那些极其幸运、或者说承受着更大不幸的、零星的小股部队和散兵游勇，他们仿佛被命运之神短暂地瞥了一眼，竟然从俄军严密火力网的微小缝隙中，或者趁着夜色和风雪的掩护，侥幸钻出了那个小的、由钢铁和火药构成的包围圈。然而，他们冲出的，只是一个有形的战场牢笼，却踏入了另一个更大的、无形的、由极端严寒、彻底断粮和无边绝望共同构成的、似乎没有尽头的死亡牢笼。这场撤退——或者说，这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漫无目的的逃亡——其道路，正是他们不到一个月前来时，用无数同伴尸体作为冰冷路标的那条地狱之路。而现在，这条路因为冬季的深入而积累了更深厚、更松软的积雪，面临着更猛烈、更频繁的暴风雪袭击，以及无处不在的俄军追击、哥萨克骚扰和地方武装的伏击，而显得比来时更加漫长、更加艰难、更加恐怖和绝望。
饥饿，成为了逃亡路上首要的、时刻啃噬着身心的敌人。士兵们的胃袋早已空空如也，消化系统开始反过来消化自身的肌肉和组织。他们眼窝深陷如同骷髅，颧骨高高突起，皮肤紧紧地包裹在骨架上，行走起来摇摇晃晃，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沿途，他们像发疯的野兽一样，用冻僵的手指徒劳地挖掘着积雪，疯狂地搜寻着一切理论上可以入口的东西：早已枯萎的草根、粗糙的树皮、去年秋天残存的、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零星野果……很快，这些“食物”也消耗殆尽。他们再次将贪婪而绝望的目光，投向了那些在第一次行军时就已倒毙、如今已被冻得像花岗岩一样坚硬、覆盖着冰雪的骡马，或者——更为恐怖的是——他们自己同伴的尸体。用刺刀艰难地刮下一点点带着冰碴、泥土和难以名状污秽的肉屑，或者用石头砸开粗大的骨头，吸食里面那一点点早已凝固的骨髓，成为了维持心脏继续跳动、双腿能够迈动的最低限度的、令人作呕的“给养”。严重的痢疾和消化不良因食用这些不洁之物而肆虐，剧烈的腹痛和无法控制的腹泻，导致本就极度脱水的身体进一步崩溃，加速了生命的流逝。
寒冷，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折磨着他们的恶魔。那身单薄的卡其布夏季军装，早已被冰雪浸透，冻结在身上，如同穿着一副冰冷的铁甲。冻伤在早已坏死发黑的肢体上进一步向上蔓延，伤口溃烂，散发出腐臭。许多人走着走着，麻木的脚趾甚至整个脚掌，就在无意识的行走中折断、脱落，留在雪地里，而本人却因神经彻底坏死而浑然不觉，直到偶尔低头，才惊恐地发现自己的残缺。体力耗尽和严重的失温症，是沉默而高效的杀手。士兵们一旦因为极度疲惫而坐下，或者滑倒后无法迅速爬起，往往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他们的心脏会在极度寒冷和衰竭中慢慢停止跳动，意识模糊，产生诡异的“温暖”错觉，随后身体迅速僵硬，成为路旁新增的、姿态各异的冰雕，眼神空洞地望着灰白色的天空。这条撤退的道路，名副其实地用尸体铺就，每隔几步、十几步，就能看到蜷缩的、趴卧的、或倚靠树干死去的阵亡者，这条由“白骨”和冰雕指引的“归途”，向着西方的埃尔祖鲁姆，无尽地、绝望地延伸。
人性的底线，在极端的生存压力和彻底的绝望面前，彻底崩溃、湮灭。抢劫和暴力在溃兵中像瘟疫一样蔓延。为了争夺一小块从死马身上割下的肉、一块冻硬的面包、或者一双从死者脚上剥下的、稍显完整的靴子，昔日可以托付生命的战友，可以瞬间拔刀相向，进行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斗。一些身负重伤、自知绝对无法走完这漫长归途的士兵，会苦苦哀求甚至用尽最后力气抱住同伴的腿，恳求他们给自己一个痛快，用刺刀或子弹结束这无边的痛苦。起初，还有士兵会流着泪，颤抖着执行这残酷的“战地仁慈”；但到了后来，大多数幸存者已经变得彻底麻木，对耳边哀嚎和求救声充耳不闻，只是眼神空洞地、机械地从伤者身边沉默走过，留下他们在雪地中无助地呻吟、咒骂，直至死亡降临。任何形式的指挥体系早已完全瓦解，将军、帕夏和普通的列兵一样，在齐膝深的雪地里挣扎前行，军衔和荣誉失去了所有意义，阶级被抹平，只剩下最原始、最赤裸的求生欲望，驱动着这支行尸走肉般的队伍，向着渺茫的西方蠕动。
第三章：猎杀与清算——哥萨克的刀锋与地方仇恨的爆发
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溃败，不仅是一场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生理极限对生命的无情淘汰，更是一场有组织的军事追猎和无序的、基于历史积怨的暴力爆发的温床。俄军方面组织的追击，特别是哥萨克骑兵和当地被动员起来的民兵武装的行动，为这场原本就悲惨至极的撤退，增添了更多残酷、血腥和复杂的色调。
哥萨克骑兵，这些天生的轻骑兵、追踪者和冷酷的战士，成为了所有奥斯曼溃兵心中最恐惧的梦魇。他们如同嗅到血腥味的狼群，又像是雪原上无声滑行的白色幽灵，充分利用其无与伦比的机动性，穿梭在撤退路线沿途的山谷、林间空地和高地之间。他们的战术高效、灵活而冷酷无情：用锋利的恰西克马刀和长矛，轻松地砍杀、刺穿那些掉队、落单的散兵；用精准的骑射火力，从侧翼或后方驱赶、骚扰已经混乱不堪的溃兵队伍；有时，他们会突然出现在某个溃兵队伍必经的隘口或桥头，进行短暂的、猛烈的阻击，制造更大的恐慌、混乱和人员拥堵，为后续的屠杀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哥萨克们似乎享受着这种追猎溃兵、主宰他人生死的快感，他们那独特的矮种战马、飘扬的斗篷、以及马蹄践踏积雪发出的沉闷雷鸣，成为了死亡降临的、最清晰的预告。
更为复杂、黑暗且影响深远的是，这场军事上的总崩溃，彻底引爆了高加索地区长期积累、一触即发的民族与宗教矛盾。奥斯曼军队的撤退路线，主要经过凡省、比特利斯省和埃尔祖鲁姆省东部，这些地区是亚美尼亚人世代聚居的区域。长期以来，此地的亚美尼亚基督徒与奥斯曼中央政府，以及作为帝国代理人的库尔德部落武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隔阂与历史积怨。此刻，看到曾经强大、时常带来压迫的奥斯曼军队如此狼狈不堪、毫无纪律地溃逃，一些亚美尼亚村民（其中部分人可能得到了渗透进来的俄军侦察兵、或亚美尼亚志愿军（Andranik领导的）的武器支援、鼓动或组织），也自发或有组织地拿起了武器。
他们利用对家乡地形的极端熟悉，埋伏在溃兵必经的狭窄山口、偏僻的林间小路、荒废的村庄废墟旁，用老旧的猎枪、自制火器、斧头、镰刀、草叉甚至石块，袭击那些落单的、三五成群、往往已经失去抵抗意志和能力的奥斯曼士兵。这些袭击虽然规模通常不大，很少超过连级，但发生的频率很高，且手段往往同样残酷，极大地加剧了溃兵们的恐惧和心理压力，使得他们即使在看似“安全”的后方区域，也无法有片刻安宁。在一些特定的村庄和城镇，溃退的奥斯曼散兵（其中可能也混杂了一些纪律败坏的、试图抢夺食物和栖身之所的士兵）与当地组织起来的亚美尼亚武装人员，发生了激烈的、往往是无区别的暴力冲突，抢劫仅存的粮食物资、烧毁房屋、互相仇杀，使得撤退路线沿途的许多地方，变成了种族与宗教仇杀的、小型的人间修罗场。这一切的暴行、混乱和相互施加的残酷，都被惊恐万状的溃兵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恐惧和仇恨的种子，如同毒藤，在这一刻被深深地埋下，并迅速生根发芽。这也为随后几个月（1915年4月及以后），青年土耳其党政府以“清除内部第五纵队”、“保障战时安全”为名，对帝国内部的亚美尼亚人进行系统性、有组织的大规模驱逐、迁徙和种族屠杀，提供了他们急需的、尽管是片面和夸大的口实与所谓的“理由”，埋下了一场规模更大、更为骇人听闻的人类悲剧的伏笔。
第四章：幸存者的归来——创伤、沉默与帝国的崩塌前兆
当1915年1月中旬至下旬，那些如同鬼魅般、数量稀少得可怜的幸存者——后世各种史料估计，最终活着逃回埃尔祖鲁姆、埃尔津詹、特拉布宗等相对安全的后方基地的官兵，可能仅有两万至三万人，不到最初投入进攻总兵力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他们衣衫褴褛、几乎衣不蔽体，目光呆滞空洞、毫无生气，遍体鳞伤（既有枪伤弹片伤，更多的是严重的冻伤和溃烂），相互搀扶着，或者独自一人跌跌撞撞地出现在后方守军视野中时，他们带回的，不仅仅是几乎报废的、需要大量医疗资源才能勉强挽救的躯体，以及普遍存在的、严重的精神创伤（这可能是现代战争史上最早被大规模观察和记录，但当时远未被充分理解的“战争神经症”或“弹震症”，即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早期表现），更是一个令整个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感到无比震惊、恐惧，并急于掩盖的、几乎无法接受的恐怖事实。
这些幸存者，已经不能再被称之为“士兵”，他们是一群被战争、严寒和饥饿从肉体到精神都彻底摧毁了的、勉强残留着生命迹象的“人形生物”。许多人因为严重的冻伤坏疽，不得不在条件简陋的后方医院里，接受没有任何麻醉药或只有少量乙醚的、残酷的截肢手术，失去了双手、双脚，甚至整条手臂或大腿，成为了战争的永久残骸。更多的人，则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他们会在夜深人静时突然惊醒，发出凄厉的尖叫，对任何突如其来的声响——无论是关门声、马蹄声，甚至是厨房锅碗的碰撞声——都表现出极度的恐惧和攻击性，整日沉浸在噩梦和幻觉之中，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他们的叙述往往支离破碎、语无伦次，充满了对无休止的炮火覆盖、哥萨克骑兵闪亮的马刀、同伴冻僵的尸体、以及沿途遭遇的袭击和背叛的恐怖记忆，这些记忆如同恶鬼，将纠缠他们直至生命的终点。
奥斯曼帝国在东安纳托利亚最核心的武装力量——第三集团军，几乎被整体性地从战斗序列中抹去。综合各方估计，阵亡、因冻伤疾病而死、伤重不治以及在包围圈内和被追击过程中被俘的人数，高达六万到八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非战斗减员，活活冻死、饿死、病死于冰雪之中。损失的不仅仅是巨量的、难以补充的兵员，还有几乎全部的重型装备——超过数百门各种口径的火炮、上千挺机枪、数以万计的步枪以及几乎所有的弹药储备、通讯设备和工程器材。此外，作为重要运输和牵引力的驮畜（骡、马、牛）也几乎损失殆尽。整个帝国在高加索方向的防御门户，至此已完全洞开，俄军面前一度只剩下兵力空虚、士气低落的埃尔祖鲁姆要塞，若非尤登尼奇出于谨慎和同样严重的冬季补给困难，未能立即发动大规模反攻，奥斯曼帝国的东部疆域可能在1915年初就面临崩溃的危机。
然而，面对如此骇人听闻、动摇国本的惨重失败，作为战役最高决策者和实际指挥者的恩维尔·帕夏，以及他所代表的青年土耳其党掌控的帝国政府，其最初和最直接的反应，并非深刻的反思和追责，而是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和寻找替罪羊。官方的战报和新闻公报对此轻描淡写，语焉不详，极力将这场战略层面的惨败，归咎于“数十年不遇的异常严酷天气”和“俄军的背信弃义与残酷手段”（尽管是奥斯曼帝国率先不宣而战，发起了这场冬季攻势）。对内，为了转移国内日益不满的情绪、维护自身摇摇欲坠的政治权威，他们开始系统地寻找和塑造替罪羊。而撤退路线上的亚美尼亚人袭击事件，尽管只是整个大溃败中的一个局部和结果，却被官方宣传机器刻意地、反复地放大和渲染，将其描绘成一场早有预谋的、背后由俄国和亚美尼亚革命联盟（dashnaktsutyun）策划的、针对奥斯曼军队和穆斯林的“全面叛乱”和“背后捅刀”。这为随后几个月，青年土耳其党政府以“战时安全”和“镇压叛乱”为名，对帝国内部的亚美尼亚人口进行系统性、有组织的大规模驱逐、迁徙和种族屠杀，提供了最关键的政治借口和舆论铺垫，直接催化了一场更为深重的人类浩劫。
萨勒卡默什的惨败，因此绝不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层面的灾难。它更像一剂强烈的催化剂，深刻地动摇了奥斯曼帝国本就腐朽不堪的统治根基，极大地激化了其内部固有的、尖锐的民族与宗教矛盾，并使得作为盟友的德意志帝国，不得不更加深入地、全面地介入奥斯曼的战事指挥、训练和后勤，以挽救这个濒临崩溃的盟友，从而进一步丧失了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的自主性。而对于那些亲身经历了这场“雪地上的归途”、从地狱边缘挣扎回来的少数幸存者而言，战争的恐怖、同袍成片倒下的景象、以及极端环境下人性的沦丧，已经如同最严重的冻伤一样，深入骨髓，侵蚀灵魂，成为他们余生中，无论白天黑夜，都永远无法摆脱、如影随形的噩梦。高加索的巍巍雪山，静静地、冰冷地埋葬了近十万奥斯曼帝国青年的亡灵，也同时埋葬了恩维尔帕夏的泛突厥迷梦，以及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个，能够依靠自身力量扭转国运的时代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