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安元年冬月，长安崇文馆秘阁外的腊梅初绽，阁内却已是烛火通明、墨香盈室。新帝李宸翊自登基以来，便有一桩心愿——集夏商周到隋代的华夏前代文明精华，修一部贯通古今、包罗万象的《华夏文明会典》，既彰大唐盛世的文化胸襟，亦为后世留存文明根脉，成就“千古第一大典”。
这一日，太极殿内颁下一道煌煌圣旨，诏令以翰林院为总纂署，国子监、太史局、工部将作监、太医院等九司联动，“征天下鸿儒、召百工巨匠、集四方典籍，凡华夏先代文明之精华，无论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礼乐制度、工艺科技、文史艺术，皆网罗入典，务求考订详实、体例严谨，成万世信史之宗”。
圣旨传至天下，三日内，长安便聚起数百名顶尖贤才：国子监的鸿儒熟稔经史，能辨商周金文、秦汉简牍；太史局的天官深研历法，可考《夏小正》的星象、汉代《太初历》的沿革；工部的水工曾参与大运河疏浚，通晓都江堰的“因势利导”、郑国渠的淤灌之术；将作监的匠人能复刻商周青铜礼器、复原东汉造纸之法；太医院的医官可梳理《黄帝内经》以降的医药传承；连远在江南的书法大家、蜀地的都江堰守吏，也皆奉诏入京，共襄盛举。
为求典籍文物之真，李宸翊特下旨开放秘阁，又令各州府献上古籍与文物拓本：殷商的甲骨文龟甲、西周的利簋铭文拓片、秦代的度量衡铜权、汉代的《史记》竹简、魏晋的《兰亭序》摹本、隋代的大运河图纸，乃至都江堰的水则石拓片、灵渠的陡门构件模型，皆源源不断送入崇文馆，堆成了一座座“文明小山”。
大典编纂署下设“六典”总纲，将所有文明成果分门别类：
天典：汇夏代《夏小正》、商代星象卜辞、汉代太初历、南北朝祖冲之的圆周率等天文历法成就，附太史局的实测验证；
地典：录大禹治水的疏导之法、春秋芍陂的蓄水范式、战国都江堰的无坝智慧、秦代灵渠的陡门技术、隋代大运河的贯通之策，兼收历代治水的典章制度；
政典：溯尧舜禅让的“天下为公”、西周的礼乐分封、秦代的郡县制、汉代的察举制、隋代的科举制，专辟“禅让篇”，将景安禅位大典与前代禅让礼制对照，标注传承与革新；
技典：收商代青铜冶炼、汉代造纸术与地动仪、三国马钧的翻车、南北朝的灌钢法，补入大运河疏浚所用“火淬凿石”“分级水闸”之术，明其技术源流；
艺典：集商代甲骨文的契刻之美、西周钟鼎文的庄重、晋代的行书风骨、南北朝的石窟造像，附历代书画的鉴藏与传承；
人典：记先代圣贤的教化、民间的礼俗仪轨，贯通从商周宗法到隋唐民风的演变脉络。
编纂之初，便遇诸多考证难题。譬如“政典·禅让篇”，有鸿儒据《竹书纪年》质疑尧舜禅让的真实性，称“舜囚尧、禹逼舜”，与儒家典籍所载相悖。李宸翊亲至编纂署，取景安禅位大典的仪轨实录，与《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对照，沉声道：“禅让之要义，在‘传贤不传子、顺民心合天意’，而非形式。朕之禅位，承尧舜‘公心’、循汉魏礼制、革前朝苛弊，此为文明之传承与革新，当于典中标注其理，存异说而明正道。”一席话说服众儒，终成定论。
又譬如“地典·水利篇”，蜀地都江堰守吏带来的水则石拓片，与大运河的水闸图纸如何印证？参与过运河工程的水工郭守敬，将都江堰“四六分水”的自然调控之法，与运河“分级水闸”的人工调节之术并置，指出二者皆本“因势利导”的核心，李宸翊阅后提笔批注：“治水之道，顺天而为、以人补阙，此为华夏水利文明之魂，当载于篇首。”
历时半载，《华夏文明会典》的初稿已成。全书凡三千六百卷，分装一百二十个楠木书箱，每一卷皆由翰林院学士用朱砂断句、馆阁体誊抄，封面以明黄绫裱褙，烫金题签，内页所用宣纸为宣州特制，墨锭是徽墨上品，连装订的丝线都取江南蚕丝，务求“纸墨千年不腐，典籍万世流传”。
大典定稿之日，李宸翊亲至崇文馆秘阁，逐一审定核心篇目：
于“天典”，他令太史局增入景安元年的实测星象，与汉代星图对照，标注星辰位移之变；
于“技典·青铜篇”，他命将作监匠人复刻司母戊鼎的铸造流程，附于商代青铜技术之后，明其工艺传承；
于“政典·禅让篇”，他亲书按语：“景安禅位，承尧舜之公、周礼乐之仪、汉魏之制，革隋炀之弊，是为天家传承与华夏礼制的盛世合璧。”
腊月初八，长安举行《华夏文明会典》告成大典，其规制之隆，不输此前的禅位大典。
自朱雀门至崇文馆的御道，仍铺明黄织锦，两侧列三百面绘有“河图洛书”“大禹治水”“仓颉造字”等文明图景的旌旗；秘阁前的广场上，九鼎八簋按古制陈列，檀香缭绕，雅乐署奏响融合了《大韶》《大夏》的古乐，既有三代之雅，又含大唐之盛。
辰时三刻，李宸翊身着十二章纹衮龙冕服，率百官步入广场。他亲手将第一卷《华夏文明会典》奉入秘阁的“文明阁”，阁内藏有传国玉玺拓片、夏商青铜礼器、秦汉竹简，与大典共同构成华夏文明的完整脉络。
随后，礼部尚书展开鎏金诏书，以雄浑嗓音昭告天下：“《华夏文明会典》告成，凡天下州学、国子监，皆颁一套藏之；藩属诸国，遣使来朝者，可赐抄本一卷，彰我华夏文明之盛，促四海文化之融！”
诏书落音，百门礼炮齐鸣，长安城内百姓焚香庆贺，连大运河畔的漕船也鸣笛呼应。西域使者见大典规制与文明典籍，慨然叹道：“大唐既有开疆拓土之威，更有汇纳文明之量，此典当为天下文明之宗！”
大典告成后，《华夏文明会典》便成了长安乃至天下的文化坐标。国子监的学子以研读大典为荣，匠人们从“技典”中习得先代工艺，水工据“地典”改良河渠，连藩属之国也遣使求购，将华夏文明的种子播向四方。
这一日，李宸翊立于崇文馆秘阁的窗前，望着案上的《华夏文明会典》，又看向窗外的大运河方向。玄铁拐杖轻轻叩击地面，他对身旁的监修官李默道：“朕修此典，非为炫耀文治，实乃欲让后世知——大唐盛世，非凭空而来，是站在夏商周到隋代的文明肩膀上；而华夏文明，亦当在传承中革新，在革新中永存。”
李默躬身回道：“陛下此举，前无古人。此典既汇先代精华，又彰大唐气象，堪称‘千古第一大典’，必与大运河同垂青史，护我华夏文明万代绵延。”
彼时，秘阁内的《华夏文明会典》在烛火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其上的每一个字，都凝聚着华夏千年的文明智慧；而长安城外的大运河，帆影依旧，它连通的是南北的物流，这部大典连通的，却是华夏文明的古今血脉，共同撑起了景安盛世的巍巍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