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峰第二天，又找到了钟灵书记，把自己对于居住证的想法，对钟灵书记做了汇报。
居住证优于暂住证的根本在于，是让所有的外出务工人员，也享有本地居民同样公平的居住生活权益，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站着把钱赚了，都能有尊严的在这里生活。
我们都是中国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没有外地人或者本地人，带有歧义的区分。
（后世90年的平均月收入是300块钱，一张暂住证就要300块，没有的话就被拉到樟木头免费劳教半年，酿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悲剧。
外出来务工的人哪有这么多的钱，300块相当于很多人半年的收入。）
钟灵书记，对刘峰关于居住证的汇报，表示认可当即汇报给那一位。
一周后，国务院办公厅的采纳意见，如春风般送达深圳，正值木棉花盛开的季节。
火红的花朵缀满枝头，如同这座新兴城市蓬勃迸发的生命力。
刘峰站在市委会议室敞亮的窗前，手中那份刚刚印发的《深圳市居住证制度试点方案》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
窗外，街道上熙熙攘攘，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们行色匆匆，构筑着特区日新月异的图景。
“工本费五元，严禁任何单位以任何理由额外收费。”
他轻声念着这条，被他反复强调、最终得以保留的规定。
刘峰的指尖抚过纸面，眼前仿佛浮现出另一个时空中，那些因办证费用过高，而蜷缩在工棚里愁眉不展的农民工面孔。
那些在出租房中，担惊受怕，瑟瑟发抖的年轻人。
这一次，或许会有所不同。
重生一世，要给所有外出务工，为国家建设奋斗的人们，尊重和保障。
“各位，这就是我们即将试点的居住证。”刘峰转身，将一份设计简洁的，浅蓝色证件样本轻轻放在会议桌中央。
阳光照在证件表面的防伪纹路上，折射出细微的光泽。
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市公安局、劳动局、财政局以及各个区的主要负责人围桌而坐。
有人拿起样本仔细端详，有人交头接耳交换着眼神，更多人脸上写满了疑虑与不解。
试点工作动员会上，这种疑虑变成了激烈的争论。
“五块钱？刘秘书，这个价格连基本的印刷，和行政成本都覆盖不了！”
财政局的负责同志首先发难，手指敲着预算报表，“光是建立这套管理系统就是一笔巨大开支，更别说后期维护。这笔亏空，财政很难承担。”
“工本费定为五元，并且要白纸黑字写明，严禁任何单位以任何名义加收费用、变相收费。”
刘峰的声音清晰而坚定，他环视全场，“同志们，我们要明确一点——居住证，首先是一个服务凭证，而不是一个营利工具，更不是一道门槛。”
他走到墙边巨幅的深圳市地图前，手指划过那些标记着，建设工地的红色区域：“请各位看看，这些正在拔地而起的高楼，这些日夜赶工的道路、桥梁，哪一砖一瓦不是，外来工友用汗水浇筑起来的？
他们离乡背井，为特区的建设流汗出力，我们难道连一张薄薄的、给予他们身份认可的证件，都要斤斤计较那几块钱的成本吗？”
刘峰的话语掷地有声，因为他深知，若不在制度推行之初，就将理念彻底贯彻。斩断某些伸向“唐僧肉”的手，再好的政策也会在执行中变形走样。
市公安局的李副局长皱着眉头，拿起那份浅蓝色的证件样本：“刘秘书，恕我直言，这个‘居住证’和目前其他城市酝酿的‘暂住证’，在功能上究竟有多大区别？不都是需要外来人口，办理登记吗？”
“区别在于理念，在于出发点，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为这座城市贡献力量的人。”
刘峰走到黑板前，用力写下两个词：管理 与 服务。
“暂住证的核心是‘管理’，它的思维是将流动人口视为需要被管控、被防范的对象，是城市秩序的‘潜在威胁’。”他的粉笔在“管理”二字上重重一顿，然后指向“服务”。
“而我们的居住证，核心是‘服务’。它是把外来建设者，视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员，是我们要主动去保障、去关怀的兄弟姐妹。
这张证，是他们在这座城市合法居住、安心工作的‘定心丸’，是他们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融入城市生活的‘钥匙’。”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位干部的脸庞：“深圳是谁建设的？是靠谁才有今天的奇迹速度？
归根结底，是这些从五湖四海涌来的建设者！他们理应获得最基本的尊严和权利保障，而不是被一张冰冷的证件区隔开来，贴上‘外来者’的标签。”
劳动局的同志，从实际工作角度提出了困难：“刘秘书，如果办证门槛太低，费用太少，预计办理人数会非常庞大，我们基层窗口的工作压力会激增，人手和经费确实捉襟见肘。”
“我完全理解，一线同志工作量的繁重。”刘峰的语气缓和下来，带着诚恳，“但正因为这是一项涉及面广、意义深远的工作，才更需要我们共产党人，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勇于担当，攻坚克难！
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如何省事，而是如何把这件事办好，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他再次提高声调，目光灼灼：“不仅如此，我们还要通过各种宣传渠道，让每一位来深圳的建设者，都知道这张证，都愿意来办这张证！
我们要通过这张小小的证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深圳这座城市，感谢他们的付出，欢迎他们的到来！
我们要通过系统性的工作，将服务与管理结合，尽最大可能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健康发展！”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城市轰鸣。
居住证试点动员会的余波，在深圳各级部门荡漾开来。
浅蓝色的证件样本被复印分发，连同那份措辞明确的“五元限价”规定，一同摆上了各区、街道办事处的案头。
阻力，比预想的还要具体。
一周后，在罗湖区某街道办事处，刘峰亲身体验了这种“具体”。
狭小的办公间外，排队的人群蜿蜒到街上，汗味、抱怨声和深圳初夏湿热的空气混杂在一起。
“下一个！”窗口后的工作人员头也不抬，声音带着机械的疲惫。
一位皮肤黝黑、穿着工装的中年汉子赶忙上前，递上皱巴巴的身份证明和介绍信。
“介绍信单位公章模糊，回去重新开。”工作人员扫了一眼，把材料推出来。
“同志，我从龙川过来，来回一趟就得一天，工头就给了半天假…”汉子急了，额头冒汗，“您通融通融，这介绍信我们工地指挥部都认的…”
“规定就是规定！下一位！”
刘峰站在队伍旁，默默看着。他注意到窗口旁，贴着一张手写的“须知”，罗列着五六种必须备齐的证明文件，其中几项在市的试点方案里并未要求。
他走到队伍末尾，和一个看起来年纪很轻的小伙子搭话：“兄弟，办证挺麻烦？”
小伙子叹了口气：“可不是嘛！说要照片，我特意去照了，又说背景不行，要纯白的。跑来跑去好几趟了，工钱都扣没了。”
“办下来要多少钱？”
“工本费说是五块，但跑这些证明，照相、交通，加起来小二十了。”小伙子嘟囔着，“要不是工头说不办证不让上工，谁受这罪…”
刘峰的心沉了下去，政策的好意，在执行的最后一公里，被这些自行增设的“门槛”和隐形成本消解殆尽。
他亮明身份，走进了街道办事处后院。主任是个精干的中年人，姓王，正对着电话那头诉苦：“…局里张嘴，我们跑断腿！
人就这么多，事情就这么多，哪忙得过来？还要我们‘微笑服务’…”
看到刘峰，他愣了一下，立刻挂断电话，脸上堆起笑容：“领导！您怎么来了？快请坐！”
“王主任，外面排队的人，很多跑了好几趟了。”刘峰没坐，开门见山，“窗口旁边那份‘须知’，是谁规定的？”
王主任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这个…领导，您是知道的，下面情况复杂。
有些人是盲目流入，身份不明，材料不全，我们严格一点，也是对社会负责嘛。而且人太多，不提高点标准，我们根本应付不过来…”
“标准，是市里统一定的。
你们的责任是执行，不是加码。”刘峰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那些‘隐形的费用’和‘跑腿的成本’，比明码标价的收费更可怕，因为它让老百姓有苦说不出，最终只会怨恨政策本身。”
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焦灼的人群：“我知道你们人手紧张，工作辛苦。
但我们的辛苦，不就是为了让这些为深圳流汗的人，少一点辛苦，多一点方便吗？”
王主任低下头，搓着手，没再辩解。
当天下午，刘峰召集了试点街道的负责人，开了一个现场会。没有在会议室，就在那个排着长队的办事窗口前。
“大家都看到了，也听到了。”刘峰指着队伍，“我们今天要解决的，不是怎么把这些人‘管理’好，而是怎么‘服务’好。谁有办法，说说看。”
沉默片刻，一个年轻的街道办事员小声说：“能不能…多开几个窗口？或者延长办理时间？”
“我们的人手…”王主任下意识地想反驳。
“人手不够，可以从其他岗位临时抽调！机关干部轮流下基层支援！”刘峰打断他，“延长服务时间，开设夜班窗口！为什么不行？”
又有人提议：“很多工友材料不齐，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填表，后续再补交？或者我们主动联系大的工地，上门集中办理？”
“这个想法好！”刘峰立刻肯定，“变‘等你来’为‘我去办’，把服务送出去！”
现场会变成了头脑风暴，一个个堵点被拿出来讨论，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解决方案被提出、修正。
王主任脸上的不情愿渐渐消散，也开始主动思考起来。
几天后，办事处的面貌悄然改变。窗口从一个增加到三个，旁边多了一排椅子供人休息，几个戴着“青年志愿者”绶带的年轻人主动帮人核对材料、填写表格。
墙上那份手写的“须知”被换成了市里统一印制的、简单明了的办证流程，旁边还贴着“严禁额外收费”的醒目提示，并附上了投诉电话。
更重要的是，一支由街道干部和志愿者组成的“流动办证小队”开始活跃在几个大型建筑工地和工厂区。
刘峰再次来到那个办事处时，排队的人依然不少，但抱怨声少了，队伍移动的速度明显快了。
他看到之前那个黝黑的汉子，这次顺利地从窗口领到了那张浅蓝色的证件，他小心翼翼地捧着，对着光看了又看，脸上是如释重负的笑容。
王主任看到刘峰，有些不好意思地走过来：“刘部长，您说得对。之前是我们想岔了，总想着怎么给自己省事。
现在虽然更累了，但看到他们拿到证的样子，心里…挺踏实。”
刘峰点点头，望向窗外。马路边，刚拿到居住证的一群工友说笑着走过，阳光洒在那一片浅蓝色上，微微反光。
他知道，这张薄薄的纸，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许可，更是一个关于尊严、认同和希望的承诺。
打通这“最后一公里”，远比制定一份完美的方案要艰难得多，但也重要得多。这条路，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