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灯一直亮着，桌上摊着审讯记录和搜查报告。老张把文件推到一边，双手交叠，目光落在空无一物的桌面中央。小林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叠新的走访记录，神色和房间里的光线一样，冷而清晰。
“还是没有突破。”小林把记录放下，声音压得很低，“技术队又去了一次现场，还是没找到指向性的痕迹。赵先生那边也一样，说法没变，坚持自己只是出去散了步。”
老张点点头，没有立刻说话。他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沉沉的夜色。风从玻璃缝里钻进来，带着一点凉意。良久，他才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情杀这条线，先放一放。”
小林抬头，有些意外地看着他：“你是说……”
“分兵。”老张转过身，“我们得考虑别的可能性。”
“仇杀？”小林试探着问。
“对，仇杀。”老张的目光落在桌上的资料，“李建国的社会关系里，除了感情线，还有一条线我们一直没认真走——他在学校里。”
小林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老张的意思。他点点头，刚要转身，又被老张叫住。
“别急着下结论。”老张提醒道，“先把事实摆出来，再看方向。我们不是放弃情杀，只是多开一条路。”
小林应了一声，转身去准备。
第二天，学校的走廊里比平时更安静。老张先找了教务处的几位老教师，寒暄过后，他把话题慢慢引到李建国身上。起初大家都很谨慎，说的都是“认真负责”“业务过硬”之类的套话。直到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教师犹豫了很久，才压低声音，像是怕被谁听见似的开口。
“老李这个人，业务能力没得说，就是……对学生太严了。”老教师叹了口气，“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学生一犯错，他能把人骂到抬不起头。有时候，甚至会动手。”
“动手？”老张的目光微微一沉。
“也不是那种真正的打人，就是推搡两下，拍两下后脑勺，或者用尺子敲手背。”老教师赶紧解释，“放在以前，大家都觉得这是管得严，是为学生好。可现在不一样了，家长很敏感。”
“有没有家长因为这个找过学校？”小林在一旁问，已经打开了笔记本。
老教师点点头：“有，不止一次。轻的吵两句，重的闹到教务处，说要告他体罚。学校每次都压下去了，老李也改了不少，但……本性难移。”
离开教务处，老张和小林又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找了几个和李建国同教过一个年级的老师，还有几个曾经在他班里待过的学生。说法大同小异：李建国教学能力强，要求高，对学生严厉，甚至有些苛刻。偶尔会有推搡、拍后脑勺、用尺子敲手背的行为，虽然不算严重，但在部分学生和家长心里，留下了阴影。
“你觉得这些算‘体罚’吗？”走出校门时，小林问。
“法律上的界定很细。”老张说，“但不管法律怎么说，在一些家长眼里，这就是不可接受的。足以结怨。”
“可会因此杀人吗？”小林有些怀疑。
“很难说。”老张摇头，“但我们不能排除。”
下午，他们去了一趟教育局，调阅了近十年关于李建国的投诉记录。记录不多，只有三四条，都是匿名或者家长口头反映，内容集中在“言语过激”“教学方式粗暴”，没有正式的处罚决定。老张把这些记录复印了一份，交给小林。
“这只是冰山一角。”老张说，“很多家长不会走到投诉这一步。他们会在私下里骂，或者在家长群里发泄。我们需要更全面的信息。”
“我去联系年级组，找几个熟悉情况的班主任，让他们帮忙回忆。”小林说。
“还有，”老张补充，“近十年，所有和李建国有过公开冲突的学生家长，做一份名单。冲突的时间、原因、当时的处理结果、家长的联系方式，越详细越好。”
“近十年？”小林有些惊讶，“这工作量不小。”
“工作量再大，也得做。”老张说，“我们已经在情杀线上耗了不少时间，不能再漏掉别的可能。”
回到局里，两人把资料摊开，开始分工。老张负责梳理已有的投诉记录，找出可能的线索；小林则开始联系学校，从年级组到班主任，再到学生处，一层层地询问。
第三天，名单开始成形。小林把一张长长的表格打印出来，贴在白板上。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三十多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简短的备注：某年某月，因作业问题与家长发生争执；某年某月，因课堂纪律与家长在办公室发生冲突；某年某月，家长在微信群里指责李建国“侮辱学生”，后被班主任劝阻……
“三十多个。”小林看着白板，“这还只是能回忆起来的，或者有记录的。”
老张站在白板前，目光在这些名字上逐一扫过。他的手指轻轻点在其中几个名字上。
“这个，”他指向一个备注为“冲突升级，家长扬言要‘找他算账’”的名字，“这个，还有这个。”
小林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记下了这几个名字。
“这些是重点。”老张说，“先从他们开始。”
“情杀线那边呢？”小林问，“赵先生那边还盯吗？”
“盯。”老张点头，“两条线同时走。你带人去摸这几个家长的情况，我再去见一次赵先生。”
“再问一次？”小林有些不解，“他的说法一直没变。”
“没变，不代表没东西。”老张说，“有时候，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没说什么。”
说完，他拿起外套，朝审讯室方向走去。
审讯室里，赵先生已经等在那里。和上次相比，他显得更疲惫了，眼下有淡淡的青色。看到老张进来，他只是点了点头。
“抱歉，又请你跑一趟。”老张坐下，把一杯温水推到他面前。
赵先生没有动那杯水，只是低声说：“我已经说过了，我没杀他。”
“我知道。”老张点点头，“今天我想请你帮个忙。”
赵先生抬起头，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你是做工程的，做事讲究逻辑。”老张说，“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要进入李建国家里，避开监控，完成你被怀疑的那些事，他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赵先生愣住了，显然没料到老张会这么问。他沉默了几秒，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在警惕。
“这……我不知道。”他最终还是摇头，“我没去过他家，不了解那里的环境。”
“没关系。”老张没有逼问，“你可以把你能想到的可能性告诉我。比如，门锁的类型，窗户的位置，小区的布局，这些都会影响一个人是否能悄无声息地进出。”
赵先生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动了动。他抬起头，看了老张一眼，又迅速移开。
“如果是普通的防盗门，没有被撬动的痕迹，要么是有钥匙，要么是有人开门。”他低声说，“或者，是从窗户进去。但高层住户，从窗户进去风险很大。”
“嗯。”老张点点头，“还有呢？”
“小区的监控死角。”赵先生说，“每个小区都有死角。如果对小区很熟悉，知道摄像头的位置，就能绕开。”
“你对李建国住的小区熟悉吗？”老张问。
“不熟悉。”赵先生立刻摇头，“我只去过一次，还是很多年前，去附近办事，路过。”
“你确定？”老张的目光平静地看着他。
赵先生避开了他的视线，低声说：“确定。”
审讯结束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走出审讯室，老张站在走廊里，若有所思。赵先生的回答没有提供新的线索，但他的反应，却让老张更加确定了一件事：这个案子，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
回到办公室，小林已经把重点家长的资料整理好，放在桌上。
“我们先从这三个开始。”小林指着名单，“一个是因为孩子被李建国‘当众训斥’，家长在办公室拍了桌子；一个是因为孩子被‘用尺子打手’，家长闹到教务处；还有一个，孩子转学了，原因不明，但据班主任说，家长当时情绪很激动。”
“好。”老张点头，“明天开始，逐一走访。”
“情杀线那边，你问出什么了吗？”小林又问。
“没有直接线索。”老张摇头，“但有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
“我问他对小区是否熟悉，他说只去过一次，还是很多年前。”老张说，“可他说话的时候，眼神有一瞬间的犹豫。像是在回忆，又像是在掩饰。”
“你怀疑他其实去过？”小林问。
“不确定。”老张说，“但这提醒我，我们需要更仔细地查他的行踪，不止是案发当晚，而是案发前后一段时间。”
“明白。”小林点头。
夜深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两人的呼吸声。白板上的名单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老张走到白板前，拿起笔，在“仇杀”两个字旁边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仇杀的方向正确吗？”他自言自语，像是在问自己，也像是在问整个房间。
没有人回答。只有窗外的风，带着夜色的凉意，悄悄穿过门缝，吹动了桌上的纸角。
老张收起笔，转身对小林说：“明天一早，开始。”
小林点头，合上了笔记本。
他们都知道，从这一刻起，调查的范围被大大拓宽了。情杀线没有被放弃，但仇杀线已经成为同样重要的方向。而在这两条线的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们必须把每一种可能性都走到尽头，才能找到那个真正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