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听说作为臣子的道义，应当为国家而忘记家庭，为君主而忘记自身。士大夫崇尚气节的风气，自东汉以后，只有前朝明朝最为兴盛。做官而谋求财富的，朝廷官员都像躲避污秽一样避开他，家乡父老也都引以为耻。至于议论国家大事，抨击权奸，大臣们往往以辞职相抗争。御史谏官早晨刚受廷杖之刑，晚上就写好新的谏书，联名继续上奏。到了魏忠贤祸乱朝政时，从公卿到普通官员，甘愿被流放，不惜掉脑袋，遭受锥刺炮烙等酷刑却毫不后悔的人，接连不断。
虽然这可以说是出于一时意气，但也不能说不是发自忠孝的赤诚之心！正因为如此，所以正德、嘉靖以后，虽然朝廷政事混乱，但臣子的节操却在民间得到磨砺，使得国家得以维系而不至于迅速败亡，又延续了一百多年。以上说的是前明时期气节之盛。臣私下观察本朝对大臣的礼遇、对官员的优待体恤，远超前明，但公卿大臣中能够坚守节操、尽忠报国的却寥寥无几。士大夫的风气与精神面貌，更是远远不及前明。
臣年轻时游历各地，每到一处都会询问地方官员中为民谋利除害的情况。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那些严重祸害百姓的官员，往往已被列入荐举名单；而深受百姓爱戴的官员，却多因各种事由遭到罢免。追问其中缘由，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这人是个富人；若不是，那就是总督巡抚的亲戚故旧；再不然，就是善于投机钻营、曲意逢迎之徒。那些被罢免的官员，则多是因为某件事得罪了上司。偶尔也有贪官污吏被弹劾、清官良吏得举荐的情况，那必定是因为总督巡抚或布政使、按察使中有贤明之人，但这样的例子实在屈指可数。
以上说的是地方官员的积弊。至于九卿大臣，本是百官表率、政务枢纽，督抚御史的奏章交予九卿审议，必定关乎国计民生。犹如敲击树干，百枝皆动，岂能容许丝毫差错？但据臣所见所闻，但凡交付廷议之事，若是督抚奏请的，众人就说：这是某部某长官的故交好友所托。或是皇上正在重用此人，不敢反驳。等到议定上奏，果然就说应当批准。若是科道官员奏请的，众人就说：原议是某人提出的，此事对某某不利。等到议定上奏，果然就说必不可行。科道官员的奏章，部议往往驳回，这种风气后来愈演愈烈。即便同僚中有坚持正义据理力争的，各部院也有明知不妥不肯签署的，但这些决议照样能上达天听。
他们举荐下属官员，多半出于私心，与地方官员并无二致，只是因身处京城，众目睽睽，出于公道的举荐尚能占半数左右。以上说的是京官的积弊。因此圣祖仁皇帝中年以后，深知此弊，用刑罚、流放、禁锢等手段惩治奸贪之徒，提拔保全廉洁官员以示鼓励，并亲信那些清廉公正、朴实无华之人。世祖宪皇帝继承此意，大力整顿官场，日夜操劳，致力于揭露地方官员的欺瞒蒙蔽，破除朝廷中的陈规陋习。然而十余年间，官员们虽稍知畏惧法纪，却始终未能革除私心，究其根源，在于趋炎附势的积习太深，而正直忠诚之人太少。
皇上至诚仁厚，谆谆教诲，可谓用心良苦。然而特旨荐举的重臣大员，仍有任用富人谋取私利的；地方督抚多以申报灾荒为难事，而州县官员又以隐瞒灾情作为自保之策。更有甚者，每逢灾年，反而加紧催征赋税，逼迫贫苦百姓，企图借此获得朝廷减免，从中渔利。此风若不改变，即便皇上日夜勤政忧劳，政令教化也难免在暗中败坏，又如何指望各项政务得以整顿，仁德真正惠及百姓？以上说的是三代圣君整顿官场而积习未改的状况。
臣恭读三年来的前后谕旨，对臣所陈述的官场积弊，皇上心中已然明察，并有意加以纠正革除。然而要真正纠正革除这些弊端，必须抓住根本。文武政事若不得其人便难以推行，而知人善任这等明哲之事，连帝尧都感到困难。要使治道振兴，必须在朝内确保六部、都察院各部都有两三位忠诚无私、深谙治国之道的大臣，方能约束僚属，防范胥吏的奸诈欺瞒。在地方上，每省必须有三四位公正无私、通达事理的总督、巡抚和布政使、按察使，才能统率道府官员，明察州县官吏，切实考究民生利弊。
能够胜任这些职责的，必须是有才干、有见识、有操守且近乎有德行的人。这样的人，即使寻找数人、十数人也难以得到，何况要一时之间选拔数十人呢？但若不如此，终究无法振兴朝政、实现大治。孟子说：“犹如患了七年的重病，需要寻求存放三年的艾草来医治。”自古以来的圣明君主，从未向其他朝代借用人才，唯有请皇上用心考察，按类别寻求，通过长期实践来磨砺他们，用赏罚分明来劝勉惩戒罢了。以上说的是为政关键在于得人，而考察人才的方法有四个方面。
所谓用心考察的第一点，就是要明辨各部会议讨论的是非实情。但凡一项政事的兴废，其利害往往隐伏在多次传递之后，所以即便是周公这样的圣人，也有仰头苦思、日夜思索而不得要领的时候，何况平庸之辈夹杂私心、揣摩迎合呢？而那些奸猾的文吏，常常能巧言粉饰、颠倒是非，说得头头是道，使旁观者难以分辨。这正是孔子厌恶巧言扰乱正义、憎恨伶牙俐齿颠覆国家的原因。因此唐宋以来，凡是朝廷议事都由宰相决断，学士参与评议，给事中负责驳正。
自明朝中期以后，奸相专权，祸害天下。圣祖仁皇帝在位时，也曾有权臣招权纳贿、家财万贯者，幸赖圣明刚断，将其同时罢黜；自此之后，洁身自好者都以远离权力为安。内阁拟写票拟虽有两套方案，却从未有指出部议错误而奏请改议的。古代除御史外，另设给事中专责驳正宰相决议，甚至可驳及诏书；但南宋以后，这一制度逐渐荒废，因此朱熹屡屡叹息。据臣所见所闻，圣祖仁皇帝、世祖宪皇帝及我皇上，时常完全搁置廷议而独断决策，诏令颁布后必定大服人心。
因此臣愚见认为，凡是各部会议涉及国家大体与民生利害的议题，不应匆忙批复，必须反复审阅，以探究事理真伪、意见公私。若稍有疑虑，就应召见平日圣心素来信任的忠诚无私、通达事理之臣，屏退左右侍从，逐一单独询问。综合比较各方意见后，再由圣心独断。这正是虞舜勤于询问考察以辅助其精一之学的做法，也是孔子赞叹为大智的表现。
臣见皇上对部议的采纳十有八九，对九卿两议大多依从列名众多的一方，外界对此颇有议论。圣心如天，或许以为主议者众多必是人心所向，却不知这其实是本部一二人之私意，或是九卿中一二人之偏见，而那些怯懦逢迎者明知其非却不敢辩驳。以上是关于勤察部议会议的论述。
臣又听说用人之道，最难在于真正了解一个人。凡人的智慧见识，必须询问才能知晓；其才能勇略，必须试用才能显现；其忠奸真伪，必须长期相处才能辨明。太公望是文王的老师，武王任用他时，仍反复考察，相互问答达数万言。管仲是齐国的贤士，鲍叔牙对他深为了解，齐桓公任用他时，仍事事咨询，相互问答达数万言。武王询问太公的对话记载于《六韬》，桓公询问管仲的对话记载于《管子》，各有数万言。如今天下万事，皆由六部总揽，最终由五六位侍郎尚书决断。每日送达六部的文书至少一二百件，若有一事处置不当，奸猾胥吏必会借机舞弊，实际危害必将波及军民。
即便这五六位大臣都极为公正贤明，虚心共事，日夜商讨，尚且担心会有失误。而我皇上在六部侍郎尚书中，真正了解其才能见识，深信其忠诚可靠的，能有几人呢？古代圣王任用人才必先亲自考察，必定先费心求贤。臣恳请皇上，除盛夏严寒需保养圣体外，其余时间稍有余暇，就应召见朝臣。凡是六部、都察院奏报事务，批阅时稍有疑虑，就立即召见询问，让他们各自陈述见解。听其言语，便能分辨明智愚昧；观其神态，察其精神，则其公正偏私，大致可见。
即便有人能言善辩伪装刚直，或奸邪谄媚却故作恭谨，以我皇上的至诚至明，长期接触后，其本性必会在细微处显露而无法掩饰。其余京堂科道官员中，若奏章屡合事理，或翰林奏对深得圣心者，也应谨慎选拔，让他们轮班值守。遇有疑难事务，随时召见询问，以考察其志向品行，衡量其才能高低。至于那些已获皇上深信的重臣，更应时常召见，与之讨论天下大事，以深入了解其见识深浅。以上是关于勤察部院堂官的论述。若官员果真忠诚无私且通达事理，便能协助皇上考察百官而得其实情。以上皆需皇上用心体察。
所谓按照类别来选拔人才。天下只有君子与小人，他们的性情、心术如同冰炭不能相容。小人所喜欢的必定是阿谀奉承、谄媚讨好之人，这种人虽有才智，但对国家的危害更深。朴实正直、清廉谨慎之人，虽才智不足，尚能奉公守法，尽心效力。所以周公在《立政》篇中再三强调的，就是不要任用巧言令色之人，而要选拔贤良之士，以勤勉辅佐国家。所谓巧言令色之人，就是阿谀谄媚却富有才智之辈；所谓勤勉辅佐之士，就是朴实正直之人，虽才智不足但能勤勉自励，仍可对政务有所裨益。
自古以来只有君子误信小人的情况，绝无小人能举荐君子的道理。因此求取贤才的方法，必须以其同类相招。现行保举旧例，往往临时按品级资格，让官员各举荐一二人。此法本无过错，但被举荐者多难取信。我皇上对朝中九卿、地方督抚中深信其忠诚无私者，想必各有数人。恳请皇上特颁密旨，命他们尽举所知人才并区分其才能所长，而后考察验证，依次任用。此法比起按资格泛泛举荐，必能得其真才，而那些听请托、谋私利的积弊，不待禁止自然消除。以上是关于依类求才的论述。
所谓通过长期切实磨砺来培养人才，自汉唐以后，虽仍沿用六部官职之名，但实际职责已与周朝官制大不相同。就当今政令应当遵循的原则而言：吏部的职责不仅在于按名册点名、依例升降官员，更在于使请托之人闻风止步，使玩弄法令者纵有百变也难以欺瞒。户部的职责不仅在于谨慎掌管钥匙、核算收支，更在于通晓万物生财之道，洞察民生消耗之本。礼部虽奉行旧制，但遇特殊典礼时，必须斟酌古今，制定可为后世效法的规范，且要保持恭敬清廉、正直无私的官风。兵部的实际职责在于遏制将校骄横之气，安抚军民，消弭隐患于未然，实现决胜千里之外。这段论述立意过高，多与实际政务不相契合。
如今的兵部与将领并无直接接触，如何能遏制其骄横之气？刑部的实际职责在于权衡案情轻重以维护风化教化，辨明各地冤假错案以震慑渎职官员。工部的实际职责在于通晓天下山川形势以明水利工程之法，核查水土民力差异以定工程规制标准。至于都察院的设立，本为整肃朝廷纲纪，警诫百官操守，弹劾内外文武官员的不法行为。然而自副都御史郭琇弹劾权臣明珠名震中外后，五十年来再未闻有御史敢于力陈国家大事、指斥高官失职，不过例行公事处理文书而已，如此则此官职几乎形同虚设了。
恳请皇上在选拔各部院正副长官时，务必谨慎挑选忠诚之士，并辅以明达之才。辨明各人才能所长，分别委以实际职责，使其日夜督促下属勤勉任事，并随时考核以定升黜。如此则中等才能以上者皆能自我激励，数年之后公正之风可兴，通晓事理之人也将逐渐增多。以上是关于通过长期切实磨砺来培养人才的论述。
所谓通过赏罚分明来劝勉惩戒的道理。一般人的志向操守，多靠奖励激励才能养成。平时主持部务决议的不过是一二品大员中的个别人，主持朝会议事的不过是九卿中皇上倚重的少数人。那些顺从缄默者往往能长久自保，而据理直言者必定遭人忌恨。这种积习相沿成风，导致官员日渐趋附逢迎，但这并非朝中真的没有正直之士。倘若皇上能时常召见官员，逐一考察验证，对忠诚者予以信任，对明达者给予褒奖，对怀私者加以罢黜，对庸碌者予以辞退，那么不出一年半载，朝堂风气必将焕然一新。
世宗宪皇帝对在大计中被保举却贪赃枉法的官员，规定若罪行败露，保举的督抚要降级调用，司道官员要革职查办，条例十分严厉，但实际执行并不彻底。唯独奉特旨单独举荐一人者被降调的很多，而督抚司道在常规考核中却少有惩处。这大概是因为被举荐者众多，难以一一追究，故而姑且从宽处理。正因如此，贿赂请托暗中盛行，举荐弹劾颠倒黑白，官员们无所顾忌。若能严格执行雍正六年定下的条例，执法不徇私情，谁还敢徇私枉法自取其祸？自耗羡归公制度实行后，事务繁重的州县官员，养廉银高达一千数百两，仍不足以聘请幕僚、办理公务。在京各衙门官员虽俸禄增加一倍，仍不足以支付租房、雇佣仆人、喂养马匹、置办车马等开销。
恳请朝廷统筹全国耗羡银两及赋税盈余，详细规划分配，务必使州县官员足以办理公务，各部官员足以养家糊口。此后若再有贪赃枉法者，必当严惩不贷。对政绩卓着者，则适时赏赐金银绢帛，晋升官爵并使其长期任职。如此则所有官吏皆能生活宽裕，廉洁奉公，谁还肯苟且营私，自取身败名裂之祸？以上是关于赏罚分明以劝善惩恶的论述。若能切实推行这四项措施，则忠良之臣得以安心任职，奸邪之辈难以施展手段，内外大臣日夜勤勉，以举贤黜劣为己任，各级官吏皆知奉公守法、廉洁爱民才是立身之本。
数年之后，朝廷充满正直之士，官员恪守法度，百姓不生侥幸之心，即使突遇重大困难，也能同心协力共渡难关。更何况推行先王富民的根本之道，实施前代屡试不爽的良政，又何须担忧有人阻挠破坏、徇私生事扰乱民生？待到百姓衣食丰足，就应逐步建立礼教规范；官场风气端正后，就应切实推行教化之法；内政稳固之后，便可在边疆实行屯田卫所，在内地设置军垦田地，使国力强盛足以抵御外敌。在沿海要地建立防御体系，在苗疆地区谨慎推行治理教化，将祸患消除于萌芽状态。这些都应当循序渐进地实施，但臣不敢贸然建言。因为若积习不改、人才匮乏、官场纲纪不立，则推行新政必难成功，即便成功也难以持久。
臣所陈述的奏议，都是五十年来亲耳听闻、亲眼所见，确知实情不得不向圣上禀报的。臣已年老，在世时日无多，若认为臣所言尚有可取之处，恳请保留此折以考察群臣实情，验证治国方略，不时赐予御览。倘若采用臣的建议却对百姓无益、对国家无利，即便臣死后，仍可褫夺臣的爵位封号，公布臣的谬误言论，以示惩戒。臣冒死上奏，怀着无比惶恐与期盼的心情，谨此呈奏。
望溪先生的古文造诣堪称本朝二百余年来第一人，学界对此长期没有异议。他在经学上的精深造诣，八股文写作的雄浑厚重，也当之无愧为一代大儒。即便乾嘉以来汉学各派百般攻讦，也丝毫未能动摇其地位。只是他经世致用的学问，立论过于高远，当时志同道合的老辈中，除朱文端、杨文定等数人外，大多认为其学说迂阔而不切实际。
这篇奏疏见解极为深刻，所提四条建议都切实可行；而其文风之浑厚庄重，更是本朝奏议中少有的佳作。沅甫一生崇敬望溪先生，曾想上疏请求将望溪先生配祀孔庙，意在奉为治学楷模。当年望溪先生在乾隆初年曾奏请将汤文正公配祀孔庙，未获批准。后来到道光三年，汤公终得配享孔庙。而望溪先生的品德学问几乎与汤公不相上下，若得配祀两庑，应当毫无愧色。沅甫懂得效法先贤，或许也是怀着追慕古人、见贤思齐的志向吧？
孙嘉淦／三习一弊疏
臣资质平庸，学识浅薄，却蒙受督察风纪的重任。乾隆元年孙文定公进呈此疏时担任左都御史一职，故称风纪重任。臣日夜惶恐不安，只想竭尽愚钝之人的浅见，期望能对皇上的高深谋略稍有裨益。数月来捧读圣谕，深感皇上仁心仁政，恳切周详。凡是臣民心中所想而不敢明言的，皇上都已体察于心。皇上心怀仁孝诚敬，又兼明察宽厚，哪里还有可议论之处？然而臣仍要进言，正是因为在这心无不纯、政无不善的盛世之中，仍有所忧虑。
因此臣才过分忧虑而预先防范。治乱循环如同阴阳运转，坤阴极盛时阳气便生，乾阳极盛时阴气始萌。当事物发展到鼎盛之时，必然暗藏转衰的征兆。这种征兆极其细微，常人难以察觉，等到明显显现时，就已积重难返。这其中存在三种积习，不可不谨慎戒备。以上总述大意，说明治乱循环相互依存转化的规律，其征兆极其微妙。
君主德行清明，臣子自然心悦诚服地称颂；仁政广施，百姓亲身感受而感恩戴德。君主说一句话，满朝官员都称颂圣明；颁布一道政令，天下百姓都齐声歌颂。臣民本非刻意阿谀奉承，但君主的耳朵却渐渐习惯了这些颂扬之声。耳朵习惯了赞誉，听到批评就会感到刺耳。所以最初会拒绝直言劝谏，接着会对不善言辞的忠臣感到厌烦，久而久之，连那些不刻意逢迎的称颂也会被疏远。这就是耳朵习惯了赞誉，就会喜欢阿谀而厌恶直言。君主越是英明，臣子就越显得愚钝；君主越是能干，臣子就越显得畏缩。他们趋奉谄媚，察言观色；跪拜叩首，唯命是从。臣子们以为这是尽忠守礼，但君主的眼睛却渐渐习惯了这些表面功夫。
眼睛习惯了谄媚之态，看到刚直就会觉得刺眼。所以最初会斥退态度倨傲之人，接着会疏远严肃敬畏之臣，久而久之，连那些不够圆滑的亲近之人也会被疏远。这就是眼睛习惯了谄媚，就会喜欢柔顺而厌恶刚强。君主广求天下贤士，见多了就觉得不足为奇，于是抬高自己贬低他人；谨慎处理天下政务，时间久了就觉得没有难事，于是自负才能轻视事务。询问他人却听不到自己的短处，反省自身却看不到自己的过失。于是心里所想，就确信不会逾越规矩；颁布的政令，就一概要求必须执行。这就是内心习惯了自以为是，就会喜欢顺从而厌恶违逆。这三种习惯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一个弊端。什么弊端？就是喜欢小人而厌恶君子。以上具体指出耳、目、心三种习惯会导致喜欢小人厌恶君子的弊端。
任用君子而疏远小人，岂止是上古三代明君才懂得的道理？即便是衰世之君，临朝理政时想要励精图治，谁不想任用君子？况且自以为明智的君主，都认为自己的臣子贤能，谁不以为自己所任用的一定是君子而绝非小人。但最终却往往是小人得势而君子遭贬，原因无他，就在于重才轻德。德行是君子独有的品质，才能却是小人与君子共有的，而且小人往往更胜一筹。在言语应对上，君子木讷而小人巧言谄媚，这就迎合了君主听惯阿谀的耳朵；在周旋应对上，君子笨拙而小人圆滑机敏，这就迎合了君主看惯谄媚的眼睛。
即便考核政绩时，君子坚持原则而不屑夸耀功劳，小人却善于逢迎又精于表现勤勉，这又迎合了君主自以为是的心理。小人凭借这些长处投其所好，君主沉溺于习惯却浑然不觉。仔细听来，小人的谗言顺耳；认真看去，小人的媚态悦目；多次试用，小人的才能又合乎心意。于是小人不用刻意结党自然聚拢，君子不必遭受排挤自然疏远。等到小人得势而君子遭贬，其祸患岂能说得尽？究其根源，都是这三种积习蒙蔽了君主。治乱的关键，古今如出一辙，考察历史便可知晓。以上说明小人得势君子遭贬的原因，都是由于三种积习在不知不觉中引导所致。
皇上圣明睿智，明察秋毫，任用德高望重的贤臣，使人才得以晋升，岂止是没有这种弊端，甚至连这种积习都不曾有过。但臣正是要在积习未成之时进言，倘若积习已然形成，就会有人知道却不敢说，或者说了也无人听取。如今要预先消除三种积习，永远杜绝这一弊端，关键不在于外在表现，而在于内心修养。所以臣希望谈谈皇上的心性修养。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是浅显的道理。圣贤难道就没有过失吗？只有圣贤才能认识自己的过失，只有圣贤才能改正自己的过失。孔子说：“五十岁学习《易经》，可以避免大的过失。”连大过都可能存在，小过就更不用说了。
圣人居于下位时，过失只影响自身；圣人居于上位时，过失就会影响整个时代。《尚书》说“百姓有过错，责任都在我一人身上”，就是这个道理。周文王的百姓没有挨饿受冻的，但他仍然像对待伤员般体恤百姓。只有文王自己知道百姓的伤痛。文王精通《易经》贯通天人，却仍说望道而未之见。只有文王知道自己尚未真正得道。贤人的过失，贤人自己知道，庸人却不知道。圣人的过失，圣人自己知道，贤人却不知道。想要依靠他人来纠正自己都未能察觉的过失，实在太难了！所以希望皇上能以圣心自我警醒。
只有精微地辨别危殆与隐微，才能明白执中之道难以完全做到；只有怀着广大的安民愿望，才能体察民间疾苦难以周全。谨慎对待细微征兆，真诚反省自身，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不足；想要使老者安享晚年、幼者得到关怀，经过世事检验才会发现实际难以完全做到。这样才能保持谦逊不敢自以为是。这种不敢自以为是的心态贯穿于用人施政之中，才会明白直言进谏者是真心爱护自己，而那些阿谀奉承之徒，实则是愚弄自己并设下陷阱。
当耳目养成的积习被清除后，那些谄媚逢迎、巧言令色的姿态，一出现就会令人厌恶；当取舍的标准确立后，那些贪图享乐、急功近利的言论，就无处容身。这样才能达到至善至美的治国境界，实现长治久安的教化之功。以上说明只有圣人才能自觉发现自己的过失，并劝诫君主不要自以为是。否则，若不能根除自以为是的毛病，即使开始收敛心性谨慎行事，时间久了觉得没有过失，就会认为可以稍加放松；即使立志勤勉，时间久了觉得有了功绩，就会认为可以稍感欣慰。
当贤臣辅佐，天下太平之时，君主心中稍感欣慰而想要放松些，似乎对天下并无大碍。殊不知这个念头一旦产生，那些贪图享乐、急功近利的言论就会渐渐入耳而不觉厌烦，而那些谄媚逢迎、巧言令色之徒，也会因常见而不再觉得可憎。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不知不觉间就会为其所惑，以致黑白颠倒，东西易位。所谓祸患潜伏于细微之处，而大势形成于不可挽回之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这难道不应该谨慎戒备并加以预防吗？《尚书》说：“自满招致损失，谦虚获得益处。”又说：“德行日日更新，万国都会归附；心志骄傲自满，九族也会离散。”《大学》说：“见到贤才不能举荐，见到不贤不能黜退。”至于好恶违背人性，推究其失误的根源，都是由于骄傲放纵。自满与骄傲放纵，就是自以为是的表现。以上详细阐述了自以为是的危害。
由此可见，国家治乱的关键，在于君子与小人的进退；而进退的关键，又取决于君主内心的恭敬或放纵。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内心自然就会保持恭敬；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内心就会不自觉地放纵。恭敬是招致君子的根本，也是治国的根基；放纵则是招引小人的媒介，也是祸乱的阶梯。因此追本溯源，概括要义，只希望皇上在每时每事上都保持不敢自以为是的心态，那么上天的德性与圣王的治国之道，就都包含在其中了。以上总论治乱的根本在于君子小人的进退，而实际上都源于不敢自以为是。
古语说：“狂人的言论，圣人也会择取。”臣有幸生在圣明时代，可以直言不讳，因此斗胆竭尽愚昧之见，恳请皇上包容明察，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乾隆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两位宰相执政，蔡新辅佐圣德。高宗皇帝天资聪颖，如同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当诏书颁布天下，有识之士都将其比作《尚书》中的典谟誓诰。唯独孙嘉淦以“不敢自是”的谏言匡正圣德，可谓居安思危，以正道侍奉君主。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盛德大业始终不懈，未必不是这份奏疏起到了深远影响。此后嘉庆元年、道光元年，大臣们都抄录此疏进呈。到道光三十年，咸丰皇帝即位，寿阳相国祁寯藻也抄录此疏进呈。我在京城时，听许多士人朋友称赞这份奏疏是本朝第一奏议。我因其文气不甚高古，曾稍有轻视。
近年来我仔细推敲这份奏疏，其中所说的“三习一弊”，凡是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大多都会不自觉地陷入这些弊病。而奏疏中提到的“自以为是的根源不除，黑白可以颠倒，东西可以错位”，若非具备极高智慧且时刻警惕之人，绝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与沅弟（曾国荃）侥幸身居高位，常听到阿谀奉承之言。所谓“三习”，我反省自身确实难以避免。沅弟下属较少，沾染此习尚浅，但也不可不预先防范。我们兄弟各自抄录一份置于座右，这也是效仿《诗经·小宛》中“夙兴夜寐”的勤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