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年，卢方舟便投入了紧张的忙碌之中。
他并未安坐于州城之内，而是亲自前往各处巡视，察看春耕准备、军械制造、预备役训练等事。
既要杜绝有人偷懒懈怠，也要到现场解决遇到的各类问题。
在此期间，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将李定国与刘文秀带在身边。
让他们亲眼看看自己治下的宣府中路究竟是何种光景，意图通过这种持续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扭转他们的观念。
宣府中路所呈现的景象，远超李定国二人的想象。
这里没有他惯常见到的饥荒流离、盗匪横行，也没有官军欺压百姓、官吏贪腐横行。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秩序井然、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田野中，冻土虽未完全化开，但已有人在田间地头忙碌，整理农具，运送积肥，为春播做着准备。
他们的脸上带着对新一年的期盼，而非麻木。
各城堡商贩往来，货物流通，虽不算特别繁华，却充满着稳定。
并且交易公平，巡逻的兵士维持秩序，也从不敢盘剥商贾。
卢家军内更不用说了，士卒们精神饱满，操练时喊杀震天。
他们纪律严明，休憩时也无骚扰乡里的恶行。
工匠坊里叮当作响，水力机械不停运转，一件件精良的兵甲、火器被制造出来。
他们两个暗地里总结了下，卢方舟的治下可以用二个词形容，秩序与希望！
这里俨然就是李定国内心那个理想的样子，百姓安居乐业，军队保境安民，社会井然有序。
他原本认为这些在乱世中是遥不可及的，却没想到在这里竟看到了！
两人最初见到卢家军时，就惊讶其装备之精良、作战之强悍。
但最近一路看下来，他们才真正明白，这支军队的强大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卢方舟本就擅长察言观色，自然看出了他们内心受到了冲击。
于是，他开始不失时机地向二人灌输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对普通人当然是讲利益、讲前程，但对李定国、刘文秀这等胸怀大志的人，则必须用理想和情怀来吸引。
听着卢方舟滔滔不绝地阐述他的“强军、富民、安天下”的理念。
两人一开始只是沉默以对，但久而久之，被他这种见缝插针式的骚扰”弄得实在有些吃不消。
他们万没想到，这个在之前在战场上冷酷果决的家伙，私下里竟是个如此能说会道的话痨。
到最后，李定国终于忍不住，问出了一个直指核心、让还在滔滔不绝的卢方舟瞬间语塞的问题：
“将军宏图大志，令人钦佩，麾下兵精粮足，更非常人能及。
只是定国有一事不明，不知将军最初起家之时，是如何筹措到这么多钱粮，以供这般发展的？”
卢方舟张了张嘴，一时间竟不知如何作答。
他总不能说，其实我一开始也是靠打劫土匪、黑吃黑、敲诈范家、抄没敌对势力家产发家的。
而且直到现在，很大一部分军资来源依旧是打仗时的缴获和“战略性征收”。
只不过和你们义父张献忠等流寇不同的是，我抢来的钱粮都投入到了军队建设和地盘发展上。
但这种“以战养战”的原始积累过程，实在不太好放在台面上光明正大地讲啊。
最后，卢方舟只能努力维持着一个高深莫测的淡定微笑，含糊其辞道：
“此事说来话长，其中自有办法。
二位不妨再多看看，多想想，或许便能明白了。”
将皮球又踢了回去，让他们自己去观察体会。
……
就在卢方舟忙于内部建设和对李定国二人“洗脑”之时。
他全然不知，朝廷上因为他，已经吵得像一锅粥。
先是陕西的洪承畴和孙传庭，在先前的报捷的奏章之后，紧接着又呈上了一封专门弹劾他的奏章。
奏章中弹劾卢方舟在陕西作战期间“恃勇骄横，擅越防区，不听督师调度，自行其是围剿李自成部，虽侥幸建功，然开此恶例，致使军纪涣散，纲常紊乱，日后边将效仿，朝廷何以节制？”
其核心是指责卢方舟破坏了基本的军事指挥体系和官员层级。
如果说陕西方面的奏章还保持着几分克制。
那么来自左良玉的弹劾奏章则完全是字字血泪、声声控诉。
左良玉在奏章中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无耻同僚坑害的悲情英雄的形象。
他声泪俱下地控诉卢方舟“阴险狡黠，假传敌情，诱使友军步入险地。更于丰邑坪隘口预设埋伏，悍然袭击友军，戕害忠良将士无数，抢夺斩获战功，行为与流寇无异，实乃国朝二百年来未有之骇人听闻事件！”
并强烈要求朝廷“严惩元凶，以正国法，以慰冤魂，以安将士之心！”
左良玉兑现了他在丰邑坪离去时发出的威胁，说定要把卢方舟参得丢官罢职，滚回老家。
在短短几天之内，他竟一连发来数封措辞一封比一封激烈的弹劾奏章，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
看到一向因为跋扈而屡屡被人弹劾的左良玉，居然破天荒地不断上书弹劾卢方舟。
这件事一时在京中成为笑谈，搞得京官们纷纷互相打听来龙去脉。
更微妙的是，突然之间，几位祖籍山西的京官和已经致仕的前首辅温体仁派系的官员。
也仿佛约好了一般，纷纷上奏弹劾卢方舟在地方上“胡作非为、擅扩兵马、收揽流民，其心叵测”。
这几股力量突然合流，让原本因为卢方舟的赫赫战功，而已经拟好升赏方案的兵部措手不及。
方案送至崇祯皇帝和内阁后，此时的内阁主要由首辅薛国观把控，他的态度也十分暧昧。
还提出了一个和稀泥的主张：
“卢方舟虽有战功，然过亦明显，功过相抵，可暂不予升赏，以观后效。”
这一连串的变故，让原本对卢方舟颇具好感、欣赏其能战的崇祯也陷入了深深的犹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