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贝贝留下的“新生基金”规则，如同在干涸的河床上划下了一道新的水道，指明了方向，却无法立刻引来活水。新币的评定、核算、发放需要时间，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期，生存的压力迫使人们必须进行最基本的交换。
于是，钱贝贝通过岩，传递了另一项看似退步、实则无奈的倡议：在“新生基金”正式发放前，鼓励大家恢复最原始的以物易物，以解燃眉之急。
然而，这道倡议推行下去，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源于人心的阻碍。
市场（如果那一片狼藉的空地还能被称为市场）上，零星出现了一些试图交换物品的人。一个猎人拎着一只瘦弱的野兔，一个农妇抱着几捧自己偷偷在河边开垦的小块地里收获的、蔫黄的野菜，一个老工匠拿着一个修补过的陶罐。
但交易变得异常艰难和…尴尬。
“我用这只兔子，换你…换你那些野菜，再加那个陶罐？”猎人犹豫地开口，眼神游移，他自己都觉得这交换比例有些荒谬。
“不行！我的野菜是自己一口一口省下来的！你的兔子这么小，还不够我一家吃一顿！”农妇立刻尖声反驳，紧紧护住自己的篮子。
“我这陶罐是祖传的手艺，修补得跟新的一样！怎么能和野菜比？”老工匠也皱起了眉头。
他们手中没有了过去那把通用的尺子——神赐币。
过去，一只兔子值五枚珠子，一捧野菜值一枚，一个陶罐值三枚。虽然价格会波动，但至少有个大概的参照。现在，失去了货币这层“价值面纱”，所有物品的价值都必须赤裸裸地、一对一地进行谈判，而谈判的基础——对彼此劳动价值的认可和信任——早已在之前的泡沫、掠夺和崩溃中被摧毁得千疮百孔。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物品更珍贵，都觉得自己在吃亏。猎人觉得农妇贪心，农妇觉得猎人蛮横，老工匠觉得他们都不懂得手艺的价值。争吵、猜疑、不欢而散，成了大多数尝试交易的结局。
更深处的问题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用货币进行抽象思维。 他们习惯于思考“这个东西值多少钱”，而不是“这个东西凝结了多少劳动，能满足我什么具体需求”。货币简化了交易，也异化了人们对价值本身的感知。如今要回归到最原始的价值判断，他们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智力上的挫败。
岩试图出面协调，他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对物品的了解，帮助几对族人达成了看似公平的交换。但他无法照看所有的交易。而且，他自己也感到心力交瘁，这种缺乏统一尺度的交易，效率极其低下，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发烧的孩子，想用家里仅剩的一块兽皮换一点能缓解孩子病痛的草药。她找遍了所有可能的人，却无人愿意交换，要么是对方没有草药，要么是嫌她的兽皮不够大、不够好。她绝望地蹲在墙角，哭泣着：“要是…要是还有珠子就好了…至少…至少我能知道该找谁，能换到多少…”
她的哭诉，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他们憎恨旧货币带来的灾难，却又无比怀念它带来的…“便利”。那种将复杂价值关系简化为一个数字的便利。
钱贝贝在离开前，通过系统残留的监控点，看到了这荒谬而又心酸的一幕。她对此并不意外。
“路径依赖。”她低声自语，用了一个原来世界的经济学术语，“一旦习惯了更复杂的工具，就再也回不去原始状态了，哪怕那个工具曾经带来过灾难。打破的信任和习惯，比重建一座仓库要难得多。”
龙奕煊对此更是嗤之以鼻：“庸人自扰。弱肉强食，直接取用便是，何须这般麻烦？”他始终无法理解凡人这种在交换中体现的、复杂的纠结与痛苦。
以物易物的回归尝试，在短暂的、充满摩擦的亮相后，便迅速陷入了停滞。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旧体系崩溃后，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真空，更是价值尺度和信任体系的彻底瓦解。人们被困在了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夹缝里，进退维谷。
“新生基金”带来的那一点点微弱的希望，在现实交易的泥沼中，显得如此遥远。部落的未来，依旧笼罩在浓厚的迷雾之中。而这一次，再也没有一个“神使”会站出来，为他们提供那把曾经带来过辉煌与毁灭的、双刃剑般的“尺子”了。他们必须自己摸索，在废墟和迷茫中，重新找到衡量价值与生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