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空气凝重得像要滴出水来。
林岚将几张放大打印的车票照片摔在桌上，纸张边缘因过度放大而显得模糊，但伪造的痕迹却清晰刺眼。
“同一个模板，换了三个名字，号称是三位不同烈士的遗物。还有这个，”她指向另一份资料，“我们核对了所有牺牲人员名单，根本没有叫‘陈望’的烈士，但网上已经有上百人为他写悼词。”
核心成员们围坐在长桌旁，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
“名字回家”活动原本是一场纯粹的善举，现在却成了骗子和投机者的狂欢。
“必须建立一个审核机制。”林岚的声音冷静而坚决，她深吸一口气，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我称之为‘交叉验证’。任何一条记忆线索，比如一个名字、一件物品、一个习惯，必须由至少两名互不相识的亲属或朋友共同提及，才能被我们正式收录。单一来源的，无论多么感人，都暂时搁置。”
“你想搞记忆审查？”李茉莉立刻抱起双臂，发出一声冷笑，“我们凭什么去裁定别人的悲伤是真是假？如果只有一个幸存者还记得那个牺牲的人，按照你的规矩，这个名字就永远回不了家了？那我们和那些试图抹去记忆的人，有什么区别？”
李茉莉的话像一根针，扎进了在场每个人的心里。
这正是最矛盾的地方：追求真实，却可能伤害到仅存的真实。
“我有一个技术方案，”一直沉默的陆叙推了推眼镜，打开了他的平板电脑，“‘情感熵值检测法’。通过分析当事人在叙述时的心率、皮电反应和微表情变化，结合语义模型，可以计算出一段记忆的情感熵值。高熵值通常意味着情绪波动剧烈，可信度更高。我们可以开发一个非接触式的检测程序……”
“不行。”林岚想都没想就打断了他，语气前所未有的强硬，“陆叙，我们不能用技术再去测量悲伤。悲伤不是数据，不是一道可以计算出真伪的公式。如果一个老人因为过度悲痛而变得麻木，难道他的记忆就成了谎言吗？”
陆叙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会议室陷入了僵局，两种理性的方案，都被另一种更根本的情感逻辑所否决。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吴志强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腋下夹着一个巨大的图筒。
他没理会屋里冰冷的气氛，径直走到桌前，哗啦一声展开了一张手绘的全市地图。
地图上，三十七个红点被密密麻麻的线条连接起来，每个红点旁都标注着一个公交终点站的名字。
“这是什么？”林岚问。
“记忆守门人。”吴志强抹了把汗，指着地图说，“全市三十七个公交终点站的调度员，自发组成的小组。他们不相信网络，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着一个红点，“城南总站的王师傅，他说上周有个年轻人，天天过来在我们设立的留言板上写同一个名字，写得特别悲痛。可王师傅瞅着不对劲，那小伙子眼神是空的。后来调度室几个大姐拉着他聊了半天，才知道他自己去年出了事故，失忆了，连自己叫什么都忘了。他写的那个名字，是他每天翻钱包里一张旧照片看到的。”
吴志强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后来我们辗转联系上了他家人，才知道那个名字是他妈妈的。他妈妈确实在那场灾难里走了，但他本人也受了刺激。他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他妈爱吃韭菜盒子。现在他每天都来车站，给我们送韭菜盒子。”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一个失忆的人，用一种近乎本能的方式，守护着一份残缺的记忆。
这个故事，比任何数据都更有力地说明了记忆的复杂与神圣。
“我们不懂什么交叉验证，也不懂什么熵值，”吴志强憨厚地笑了笑，“我们就靠这个。谁是真心来悼念，谁是来演戏博眼球，我们这些跟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家伙，一眼就能看出来。”
争议声消失了，林岚看着那张朴素的地图，第一次感觉到了踏实的力量。
顾小北没有直接参与这场争论。
几天后，他以个人名义资助开发的一套“记忆漂流瓶”系统悄然上线。
在小型的发布会上，他对着寥寥几家媒体说：“有些记忆，因为牵涉到个人隐私或仍在调查中的敏感信息，暂时无法公开。但我们不能让它们消失。这套系统会将这些内容进行加密封存，设定三十年后自动公开。在此期间，除了上传者本人，任何人都无权查阅。”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望向窗外，“有些真相不需要立刻被知道，只需要我们能确定，它永远不会消失。”
与此同时，姚姗姗在街头进行随机采访时，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他穿着得体，逻辑清晰，声称自己是从未来“重生”回来的，对当年的灾难细节了如指掌，甚至能说出好几个不为人知的牺牲者的故事。
但姚姗姗敏锐地发现，他在叙述这一切时，脸上没有任何情感波动，像在背诵一份产品说明书。
她不动声色地用针孔摄像机录下了全过程，并将视频送交评议会进行行为心理学分析。
三天后，结论出来了。
该男子受雇于一家科技公司，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植入一种带有商业广告性质的“集体记忆”，将某个品牌与英雄主义和悲情故事强行绑定。
姚姗姗没有选择报警，而是在下一次街头直播时，当着数十万观众的面，将那名男子请到镜头前，逐条播放录像，逐条进行逻辑剖析，直到对方在巨大的压力下崩溃，承认了自己是演员。
直播的最后，姚姗姗对着镜头说：“他们以为记忆可以被设计，可以被植入。但他们错了。因为真正的记忆，带着温度，带着瑕疵，带着无法计算的爱与痛。它从来不怕被人质疑。”
那个深夜，林岚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整理着一周以来所有的争议案例。
吴志强的“守门人”网络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剔除了大量明显的伪造信息。
但那些更隐蔽的、真假难辨的案例，依旧让她头疼。
就在她疲惫地揉着太阳穴时，手机屏幕亮了，是一条匿名短信。
“你爸最后写的不是代码，是首诗。”
林岚的心猛地一沉，像被重锤击中。
她父亲是当年灾难中牺牲的程序员之一，他的笔记本电脑在最后时刻被压坏，只留下一张同事抢拍的、满是压痕的键盘照片。
专家们一直试图从键盘的凹陷痕迹中复原他最后输入的代码。
她颤抖着找出那张压痕复原的高清图，重新导入分析软件。
这一次，她没有去看那些代表着字母和数字的凹痕，而是将所有的滤镜参数调整到最大，着重分析键盘区域之外的、页边空白处的微弱痕迹。
图像在一次次噪点过滤和对比度增强后，终于，在笔记本外壳的边缘空白处，几行几乎无法辨认的、由指甲划出的纤细字迹，缓缓显现了出来。
别让孩子替我们哭
让风带走灰
留下种
林岚死死地盯着那几行字，眼泪无声地滑落。
这不是代码，不是指令，是一位父亲留给世界的最后嘱托。
她终于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
她合上笔记本，拿起手机，拨通了吴志强的电话。
“吴叔，明天开始，所有调度室的广播，在整点报时后，加播一个五分钟的‘真实之声’栏目。”
窗外，一群白鸽恰好从古老的钟楼上惊起，哗啦啦地掠过城市夜空。
翅膀扑闪的声音，短暂地盖过了办公室里所有设备发出的电子提示音，清晰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