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站长犹豫了一下，狠了狠心，用温和的语气说道：“《天门新闻》你暂时就不要出镜了。最近风头紧，你先避一避。等你那个……《托尔斯泰与小村姑》的电影上映了，大家关注点转移了，到时候再说。”
由于夏缘形象好，普通话标准，一直以来都是她担任《天门新闻》的播音员。现在，站长说不出镜就不出镜。这根本不是“避风头”，这是变相的处罚。
夏缘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瞬间传遍四肢百骸。这就是机关单位，这就是人言可畏。他们不会为你辩解，只会让你消失。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静静地看着站长，眼神平静得可怕，缓缓说道：“我明白了。”
从站长办公室出来，整个世界仿佛都变成了黑白色。同事们投来的目光，充满了同情、怜悯，但更多的是一种“看吧，果然如此”的了然。
夏缘回到座位上，坐了很久。她想起昨晚罗健坚定的眼神，他说，相信我。可是，她该怎么信？她连自己最心爱的工作都保不住了。罗健真的能对抗这铺天盖地的流言蜚语吗？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和恐慌攫住了她。她不怕被误解，她怕的是，她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最后却还是一场空。她怕自己再次变成那个任人宰割、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原身夏招娣。
不！我不能坐以待毙！一个念头，像黑暗中迸出的一点火星，在夏缘脑海里迅速燎原。
县政府大楼内。罗健一整天都心神不宁。他处理着手头的文件，脑子里却全是夏缘那双惊惶又倔强的眼睛。他知道，这件事对少女的打击有多大。他必须尽快解决。
下午，罗健借着送文件的机会，敲开了县委专职副书记高英旭办公室的门。他没有直接提谣言的事，而是汇报了几个乡镇的企业改制试点问题。汇报完毕，他状似无意地提了一句：“李副县长的儿子李卫民，最近好像对咱们县的文化宣传工作很感兴趣，几次三番找广播站的人了解情况。”
高副书记是个聪明人，立刻听出了弦外之音。他不动声色地问：“哦？是吗？”
“是啊。”罗健神色如常，“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就是有时候方法不太对。听说，为了点男女之间的小事，在外面散播些不实言论，影响很不好。这要是传到市里，别人会以为我们天门县的干部子弟，家风不正。”他把“男女之间的小事”轻描淡写地带过，却把“干部子弟”、“家风不正”这几个字咬得很重。
高副书记的脸色沉了下来。最近县里要递补一名常务副县长，高副书记有意推荐自己的重点培养对象罗健，而李副县长是罗健的竞争对手。李卫民在这个节骨眼上搞事，目的是什么，不言而喻。
“我知道了。”高副书记淡淡地说，“你先出去吧。”
罗健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对付李卫民这种人，不需要自己出面。只要让更高层级的力量介入，让他爹知道这件事会影响自己的前途，李副县长自然会亲手掐灭这把火。他走出办公室，心里稍稍松了口气。他相信，最多不出两天，谣言就会平息。他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夏缘，让她安心。可是办公室电话不方便，自己又不能在这个时候跑到广播站去找她，只能忍着。
就在罗健与高副书记交谈的同一时间，在县广播站打印室正上演一场交锋。
天门县的午后像一个巨大的蒸笼，闷得人喘不过气。广播站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被晒得蔫头耷脑，连树上的知了都叫得有气无力，一声长一声短地拖着调子，更添几分焦躁。
打印室里，更是像蒸笼，电风扇吹的都是热风。老式打字机清脆而单调的“咔哒”声，混杂着油墨和蜡纸特有的气味，构成了一种独属于这个年代的催眠曲。
夏缘正低着头，专注地在蜡纸上敲打着明天要播送的新闻稿。汗水顺着她光洁的额角滑落，她只是浑不在意地用手背一抹，继续着手里的工作。
对她这个来自四十年后的灵魂而言，这种纯手动的原始工作方式虽然繁琐，却也有一种能让心静下来的魔力。她早已习惯了在这一声声“咔哒”中，暂时忘却自己格格不入的处境。
正在这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出现在打印室门口：“夏缘同志，忙着呢？”
夏缘头也没抬。这略带油滑的腔调，整个广播站只有一个主人——李副县长的宝贝儿子、县汉剧团团长李卫民，这几天经常来这里晃荡。
一个穿着时髦的“的确良”白衬衫、喇叭裤的年轻男人倚在门框上，他梳着这个年代最流行的三七分头，抹了厚厚的头油，在闷热的室内散发着一股甜腻的气味。他上下打量着夏缘，目光里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审视猎物般的占有欲。
夏缘是整个广播站乃至整个天门县都出了名的美人。她不像这个时代大多数姑娘那样带着点怯生生的质朴，她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落落大方的气质，一双眼睛清亮透彻，仿佛能看穿人心。这种独特的气质，对李卫民这种自诩见过世面的衙内，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有事吗？”夏缘终于刻完最后一个字，她抬起头，眼神平静无波，既没有普通姑娘见到县长儿子时的奉承，也没有半分羞涩。
李卫民被她这淡然的眼神看得心里一痒，他笑着走进来，自来熟地拉过一张椅子，反着坐下，胳膊搭在椅背上，笑嘻嘻道：“也没什么大事。这不是晚上县委大院里有舞会嘛，特地过来请你这个广播站的‘一枝花’去赏个光。”
他的语气与其说是邀请，不如说是通知，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优越感。
“谢谢你的好意，”夏缘的语气客气而疏离，“我手头还有很多稿子没弄完，晚上要加班，就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