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副老花镜，是儿子王卫国几年前用几张零碎的工业券，在公社供销社给她换来的。黑塑料的边框，沉甸甸地架在她早已失去丰腴、只剩下薄薄一层皮肤覆盖着骨骼的鼻梁上，镜腿用旧布条细细缠裹过，以防滑落。透过那两片厚厚的、如同酒瓶底般的镜片，世界被扭曲、放大，近处的东西陡然清晰，而稍远一些的，则晕染成模糊的背景。
这副眼镜，曾是她与日渐模糊的世界之间，最后一道脆弱的防线。凭借它，她尚能勉强辨认出来访邻居的面容，能看清锅里米粒的多少，能在阳光好的午后，坐在门槛上，慢慢地择捡一些简单的菜蔬。它维系着她与日常生活最基本的连接，也维系着她那点残存的、想要做点什么的念想。
而这点念想，多半落在了那根细小的针上。
即便双手已不再灵巧，关节疼痛，指尖麻木，她依然固执地保留着一些针线活。不是绣花，那早已是前世的技艺，只是一些最简单的缝补——儿子劳动时磨破的衣肘，孙子蹭破的膝盖，家里那几床用了多年、需要不时加固一下的被褥边缘。这些琐碎的活计，是她几十年来操持家务的本能，也是她感觉自己尚且有用的、为数不多的证明。
这天午后，秋日的阳光带着一种近乎慈悲的暖意，透过窗棂，在她膝头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她像往常一样，取出那个装着针头线脑的旧笸箩，里面是些颜色暗淡、粗细不一的线团，几枚大小不等的针插在一块用旧了的蓝布上。她需要把孙子一条开线的裤缝缀上。
她慢吞吞地戴上老花镜，世界瞬间被拉近、放大。她眯起早已失去神采的眼睛，费力地在笸箩里寻找一枚合适的针。手指颤抖着，在几枚针之间徘徊了许久，才终于选定了一枚。然后，是更艰巨的任务——穿线。
她拿起一根灰色的棉线，用牙齿小心地咬齐线头，试图用手指将那柔软的纤维捻得更紧实、更尖细一些。然而，那不听使唤的手指，带着无法抑制的微颤，总是无法精准地完成这个曾经如同呼吸般自然的动作。线头在她指间变得毛糙，甚至分叉。
她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老花镜的位置，将针举到眼前，对准那片明亮的光线。镜片后，针鼻——那个她一生中穿过成千上万次的小小孔洞——被放得巨大，像一个幽深的、等待穿越的隧道。她集中起全部的精神，将全身那点残存的控制力都灌注到捏着线头的右手上。
稳住，一定要稳住。她在心里默念。
可是，那线头却在接近针鼻的瞬间，像一条受了惊的小鱼，猛地一颤，从旁边滑开了。一次，两次，三次……她不断地尝试，调整着角度和呼吸。额头上渐渐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顺着深刻的皱纹蜿蜒而下。老花镜沉重的框架在鼻梁上压出深深的红痕，带来酸胀的痛感。
她想起了从前。在娘家做姑娘时，在油灯昏暗的光线下，她都能飞针走线，针脚细密匀整，赢得母亲难得的点头。嫁入吴家，在婆婆苛刻的目光下，她也能沉默而精准地完成所有女红要求。战乱逃难，命悬一线，她死死护住那本绣谱，那里面藏着她的灵巧与不甘。饥荒年间，她用这手艺换回儿子的铅笔，那一针一线，是活下去的希望。
她的手，曾经是那么听话，那么灵巧，仿佛是她延伸出去的、最敏锐的触角。它能感知丝线最细微的滑腻，能掌控针尖最精妙的起落。那不仅是技艺，那是她在被剥夺了声音的世界里，唯一能够表达自我、与命运进行微弱抗争的武器。
而如今，这最后的武器，也锈蚀了，钝化了。
一种混杂着焦躁、沮丧和深切悲哀的情绪，在她枯竭的心湖里翻涌。她不甘心。她用左手死死握住颤抖的右手手腕，试图用外力来稳定它。她屏住呼吸，将线头再一次、无比缓慢地，移向那个在镜片下显得无比巨大、却又似乎遥不可及的针眼。
近了，更近了……线头几乎已经触到了针鼻的边缘。
就在这时，右手那不受控的颤抖再次袭来，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剧烈。线头猛地一歪，非但没有穿过去，反而将举着针的左手也带得一偏，针尖猝不及防地刺入了她左手的指腹。
一阵尖锐的刺痛传来。
她嘶地一声，松开了手。针和线轻飘飘地落在膝头的旧布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她抬起左手，看到指腹上沁出一颗殷红的小血珠，在布满老年斑和皱纹的皮肤上，显得格外刺眼。
她怔怔地看着那粒血珠，看了很久。然后，她缓缓地、极其缓慢地，摘下了鼻梁上的老花镜。模糊的世界重新归来，膝头的针线，窗外的阳光，都恢复成一片混沌。
她放弃了。
不是放弃这一次穿针，而是放弃了一种坚持了一生的、与生活搏斗的方式。这穿不过的针眼，像一个最终的、残酷的隐喻，宣告着她与那个灵巧的、坚韧的、还能凭借双手去创造和修补的自我，彻底告别。
她静静地坐在阳光里，佝偻的背影像一座沉默的山丘。笸箩放在一边，里面的针线保持着失败的姿态。她没有流泪，只是眼神空茫地望着门外那棵叶子已经开始泛黄的老树。秋风拂过，几片叶子打着旋儿落下，无声无息。
一个时代，在她试图穿过那细小的针眼而最终失败的这个下午，真正地、彻底地落幕了。剩下的，只有这具不断发出抗议的躯壳，和那无边无际的、承载了太多往事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