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素来以“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自诩的始皇帝，首次以局外人的视角审视自己的一切决策与后果，其内心所受到的震撼与冲击堪称翻天覆地。
他目睹自己为求仙问道耗费巨资，派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东渡瀛洲却杳无音信；他看到自己因“焚书”之策与长子扶苏产生剧烈冲突，最终将其遣往北郡监军，导致朝中无人能制衡赵高、李斯的阴谋；他更痛心疾首地看到自己死后，赵高、李斯篡改遗诏，逼死扶苏，立昏庸的胡亥为帝，旋即引发天下大乱，陈胜吴广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六国旧贵族纷纷复辟，而他倾注心血建立的大秦帝国，竟在短短数年间土崩瓦解，二世而亡。
这一切如同最尖锐的匕首，刺穿了他一贯的骄傲与自信，令他跌坐于龙椅之上，良久无言，那双曾睥睨天下的眼眸中，首次流露出混杂着惊愕、悔恨与极度不甘的复杂情绪。他喃喃自语：“朕…朕之大秦，竟亡得如此之快？胡亥！赵高！李斯！乱臣贼子！早知道不杀那么快了，真可惜，哎，朕…朕竟未能识破此等小人！” 但紧接着，一种更为深沉的情绪取代了最初的震惊——一种不甘天命、欲与命运抗衡的极致帝王意志。他猛地站起身，袍袖一挥，对殿外厉声喝道：“传……传扶苏！即刻入宫见朕！” 这一刻，秦始皇嬴政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扭转天幕所预示的那个令他无法接受的未来。
在紧急召见扶苏的同时，秦始皇的脑海中已如闪电般掠过无数念头。天幕揭示的残酷未来，固然因胡亥无能、赵高奸诈、李斯私心而加速，但根源，或许更在于他自己过于严苛的统治策略和对民力的极致透支。他回想起一统天下后，自己确曾志得意满，认为“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强化集权、却忽视民生的政策。
修筑长城、阿房宫、骊山陵，开辟驰道、直道，北击匈奴，南征百越…... 每一项都是功在千秋的伟业，但集中爆发在短短十余年间，其对民力的征发已远超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加之法律严苛，动辄触法，致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百姓“苦秦久矣”。这种高压统治在社会表层创造了一统的辉煌，实则埋下了沸腾的怨愤。
正如天幕所示，大泽乡一场大雨引发的误期，便能点燃席卷天下的烈火。嬴政是极其聪明之人，只是以往被功业蒙蔽了双眼，如今被天幕血淋淋地揭示后果，他瞬间洞悉了问题的核心：“非天下反朕，乃朕迫天下反耳！” 因此，他的第一个重大转变，便是决心调整治国方略，从“霸道”向“王道”与“霸道”结合过渡。他深知，单纯依靠严刑峻法和暴力威慑，无法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他需要减轻民困，收拢民心。
于是，在扶苏尚未赶到咸阳宫前，秦始皇已连续下达数道紧急诏令：暂停阿房宫工程，将役夫遣返原籍；减缓骊山陵建设进度，减少征调民夫；诏令各地，对因天灾或确实困难而未能如期完成徭役者，酌情减免刑罚，不得一律处斩；派遣御史分赴各郡，核查冤狱，对处罚过重或证据不足者予以平反或减刑；甚至考虑适度降低赋税，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这些举措对于一贯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始皇帝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自我否定和颠覆性的政策转向，其目的只有一个：抢在民怨总爆发之前，化解社会矛盾，为帝国续命。
与此同时，秦始皇对继承人的问题进行了最深刻也是最痛苦的反思。天幕中，扶苏因反对“焚书”等政策而被遣往边陲，导致自己病重时身边无人主持大局，最终被奸臣篡改遗诏，这一结局令他追悔莫及。他回忆起扶苏的种种：其仁厚，其敢于直谏，其在大臣和百姓中的声望……这些他曾认为“不类朕”的特质，此刻看来，或许正是稳固江山、安抚天下所必需的。
而胡亥的昏庸无能、赵高的狼子野心、李斯的私心算计，在天幕中暴露无遗。他决不允许悲剧重演。因此，当扶苏匆匆从北郡赶回，带着些许惶恐和疑惑跪在面前时，秦始皇做出了一个让所有近侍都目瞪口呆的举动——他亲自走下御阶，扶起了扶苏，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带着几分歉疚和检讨的语气说道：“朕以往…...或有失察之处。北郡苦寒，你辛苦了。日后，便留在朕身边吧。”
随后，他当众明确宣示扶苏的储君地位，命令其协助处理政务，特别是关乎民生的奏章，并让李斯、冯去疾等重臣悉心辅佐。对于胡亥，秦始皇则果断限制其活动，将其迁往偏殿居住，远离权力中心，并选派严谨正直的师傅加以教导，试图导其向善，至少令其无法再被奸人利用。这一系列安排，标志着秦始皇在继承人问题上完成了从疏远、猜忌到信任、托付的巨大转变，其核心目的便是杜绝沙丘之变的任何可能性，确保权力平稳过渡到一位仁厚且有威望的继承人手中。
对于朝堂之上的权力结构与制衡，秦始皇也因天幕的警示而进行了深思熟虑的布局。他深知赵高、李斯在未来的背叛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并未简单地采取诛杀李斯的办法，毕竟李斯身为丞相，负责行政运转，不可或缺。骤然除去，恐引起朝局动荡，更何况，这么好的牛马，难找啊。因此，秦始皇采取了更为精巧的制衡策略。他大幅提升扶苏的地位和参政权限，使其成为制约李斯的重要力量，并且还告诉李斯，等自个嘎了，就带走李斯。
同时，他有意扶持蒙恬、蒙毅兄弟，不仅让蒙恬继续执掌重兵，更让蒙毅担任更为重要的内朝职务，分割赵高的部分职权，尤其加强对诏书用印等环节的监督。所以，秦始皇继续任用其处理国事的同时，暗中指派亲信御史对其经手的政务进行更频繁的复核，并多次召见李斯，言语间既肯定其过往功绩，也隐含敲打，提及“为臣之道，贵在忠贞不二”、“社稷重于私利”等语，令李斯心惊胆战，一时不敢妄动。
这些举措旨在编织一张相互制约的权力网络，确保没有任何个人或小集团能够轻易架空皇帝或操控继承人，从而从根本上铲除政变滋生的土壤。
除了上述关乎国本的重大调整外，秦始皇甚至在一些具体的、曾引发巨大争议的政策上也展现了罕见的灵活性。最典型的莫过于对“焚书”一事的再思考。
天幕中，他因焚书之事与扶苏激烈争执，最终导致父子离心的画面，深深刺激了他。他意识到，完全毁灭六国典籍和历史，固然能短期内统一思想，但也割裂了文化传承，激起了广大士人（尤其是原六国地区）的强烈反感与抵触，这种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同样是动摇统治根基的隐患。
因此，他虽未明令废除“焚书”令（毕竟这是他亲自定下的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中秘密指示某些特定种类的书籍（尤其是医药、卜筮、农艺等实用技术类，甚至部分非直接攻击秦政的诸子百家着作）可由官府统一收存、备份，而非一律焚烧。同时，他鼓励扶苏多与儒生、博士们交流，探讨以更温和的方式推行文化统一，例如加强以秦篆为基础的教育体系，而非单纯依靠暴力毁灭异端。这种政策上的微调，虽然幅度不大，却清晰反映了秦始皇内心从绝对刚硬向刚柔并济的微妙转变，其目的依然是争取士人之心，减少文化领域的对抗。
最后，对于未来的潜在威胁，特别是天幕中提及的刘邦、项羽等人物，秦始皇的态度则复杂得多。一方面，作为一统天下的霸主，他绝不容忍任何挑战其统治的苗头。他秘密加派了大量黑冰台密探前往沛县、下相等地，严密监视刘邦、项羽及其家族的动向，要求定期汇报，一旦有“不轨之行”，立即扑杀于萌芽状态。但另一方面，天幕的展现也让他产生了一种极其复杂的好奇与审视。
他目睹了刘邦最终取胜，建立汉朝，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延续了秦制。这让他不禁思考，此人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其成功是否仅仅源于秦末的混乱？若能为己所用…… 这种想法一旦产生，便难以遏制。因此，在他的密令中，除了“监视”与“扑杀”外，还有一条意味深长的指令：“详查其人之能，报朕知之。”
这隐约透露出一种极度矛盾的心态：既欲除之而后快，又或许存有一丝将其纳入体制、化敌为用的极端想法，尽管后者在当时看来近乎天方夜谭。至于项羽，其楚国贵族后裔的身份和强烈的复仇动机，则让秦始皇的杀意更为明确和坚决。这种对潜在威胁的密切关注与精准打击的预备，展现了秦始皇一如既往的警惕性与铁腕风格，即便在推行“仁政”的同时，也从未放松对权力的守护。
总而言之，目睹天幕盘点后的秦始皇嬴政，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地震与统治策略的全面重构。他从一个极度自信、近乎偏执的绝对强者，开始被迫反思其统治的根基与可持续性。其新决策的核心，围绕缓解社会矛盾、巩固继承秩序、制衡朝堂权力、微调文化政策以及警惕未来威胁等多个维度展开。
尽管其转变的初衷仍是为了维护嬴氏家天下的万世一系，但其手段已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务实与弹性。这位千古一帝，正试图以一种自我修正的姿态，奋力逆天改命，避免那令人唏嘘的结局。其过程必然充满波折与挑战，其最终成效亦未可知，但这一刻的秦始皇，无疑展现出了超越其时代局限的深刻洞察与惊人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