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颠簸中抵达武汉时，站台上挤满了从南京、上海、广州涌来的难民。
秦云一路找车站的小报，现在只有小道消息倒比正规大报更真实一些。
结合报纸上的信息和前世的了解，秦云大概弄清楚了：6月1日，国民政府刚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确保郑州至许昌防线，同时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阻敌西进”。
6月9日，花园口决堤，黄河水汹涌而出，淹没了豫东44县，1250万人受灾，89万人死亡。
日军第14师团的骑兵部队和第16师团一部确实被洪水阻滞，6月12日，一支日军挺进队被黄水围困，400余骑和4门15升榴弹炮全军覆没。
6月14日，火车终于抵达郑州时，站台上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日军飞机仍在轰炸郑州车站，最近9次空袭让这座交通枢纽千疮百孔。
秦云下车透气时，看到铁轨旁散落着未爆的炸弹碎片，远处传来零星的炮声。
站内广播不断催促旅客加快中转，因为平汉线随时可能被洪水或日军切断。
在郑州车站，秦云听到几个军官低声讨论：“花园口决堤后，洪水冲垮了日军的装甲部队，但也淹了咱们的老百姓……”
一位商人模样的人插话：
“听说中牟、尉氏全完了，几十万人没地方逃，只能爬树上、屋顶上！”
确实，决堤虽迟滞了日军，但豫东和安徽、江苏百姓付出了更惨痛代价
——50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亡，而日军仅损失约2万人。
更令人不安的是，日军并未放弃进攻。
孙桐萱的第12军第20师虽在6月14日协同攻击尉氏日军，但城东已是一片汪洋，日军退守城内，仍伺机反扑。
6月15日，火车继续西行，但郑州至潼关段已多次被洪水冲毁铁轨。
列车员紧张地盯着前方：“前面路段可能塌方，大家抓好扶手！”
火车时而加速，时而急刹，躲避着可能的空袭和塌方。
窗外，黄泛区的边缘隐约可见
——浑浊的黄河水漫过农田，村庄只剩屋顶露出水面。
难民们三三两两走在铁路旁，有的推着木板车，有的背着家人，眼神空洞。
一位老人颤抖着说：“黄河水冲垮了俺的村子，现在只能往陕西逃……”
6月16日傍晚，火车终于抵达华阴。
站台上，秦云遇到一群从河南逃来的难民，他们衣衫褴褛，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搀扶着老人。
一位妇女哭着说：“花园口决堤后，俺们村全被淹了，只能一路逃到陕西……”
他们不知道的是：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作为决堤后洪水的首冲之地，河南省受灾最为惨烈。
黄河水从花园口奔涌而出，经中牟、尉氏、扶沟、西华，一路淹没农田、冲毁村庄。
河南20个县沦为黄泛区，450万亩耕地被淹，89万百姓直接溺亡或死于饥荒、瘟疫，1200多万灾民流离失所。
房屋尽毁，家园陆沉：太康、西华、扶沟、尉氏等县的房屋损毁最为严重，仅尉氏一县就有近99%的房屋被洪水冲垮，灾民被迫栖身于堤坝、高岗或临时搭建的草棚。
洪水退去后，泛区淤积的泥沙堵塞水井，农田盐碱化，粮食颗粒无收。
1942年，河南大饥荒爆发，300万人饿死，许多人只能啃食树皮、草根，甚至易子而食。
而黄河水携带的泥沙让豫东平原的田野变成“沙岗起伏、野草丛生”的不毛之地，部分地区的淤沙厚度达三四米，彻底摧毁了农业根基。
洪水沿贾鲁河、涡河涌入安徽，安徽18个县市被淹，28万公顷耕地被毁，253万百姓逃离家园，40余万人死亡。
洪水冲入淮河，导致淮河水位暴涨，沿岸的阜阳、颍上、寿县、凤阳等地成为重灾区，农田被淹，村庄被毁，交通断绝。
洪水过后，霍乱、伤寒等瘟疫肆虐，1941年，安徽60个县爆发蝗灾，遮天蔽日的蝗群吞噬了所剩无几的庄稼，加剧了饥荒。
安徽的蚌埠、亳县等商业重镇被淹，商业活动停滞，大量难民涌入城市，导致治安恶化，社会秩序崩溃。
洪水最终涌入江苏，6个县受灾，10万公顷耕地被淹，20余万百姓流离失所，16万人死亡。
洪水经淮河入江，导致高邮、宝应、淮安等地成为“水乡泽国”，农田被淹，房屋倒塌，百姓被迫以船为家。
泛滥的黄河水让江苏部分地区的土地盐碱化，原本肥沃的农田变成荒滩，农业产量锐减，饥荒蔓延。
也促使大量难民涌入南京、上海等城市，加剧了战时物资短缺，社会矛盾激化。
花园口决堤后，黄河夺淮入海长达9年，直到1947年才被堵复。
这九年里，豫、皖、苏三省的百姓不仅要忍受洪水的直接摧残，还要面对随之而来的饥荒、瘟疫、土地荒芜和社会崩溃。
1200万人受灾，89万人死亡，390万人流离失所，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黄泛区
——这场人为灾难的代价，远比日军侵略本身更为惨烈。
直到今天，豫东、皖北的部分地区仍能看到当年洪水留下的痕迹：
沙化的土地、低洼的泛区、以及老人们口中“黄水滔天”的记忆。
花园口决堤，不仅是抗战史上三大惨案”，虽然迟滞了日军夺取武汉的时间，但这场地狱般的灾难更是刻在豫苏皖三省人民心上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他让这几个地区的人们更加看清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这些积怨最终在解放战争时爆发，让河南地区成为解放战争中最积极支前，帮助解放军迅速的瓦解了国民党的统治。
初夏的日头，已初露峥嵘，带着不容分说的灼热，狠狠烙在华阴车站陈旧的青砖墙面上，蒸腾起一股干燥的土腥气。
空气黏稠得化不开，混杂着呛人的尘土、汗水的酸馊以及廉价烟草刺鼻的辛辣，在拥挤喧嚣的站台上翻涌。
人流如浊浪，裹挟着穿洗白军装或各式粗布便服的旅人，每一张脸上都刻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深入骨髓的疲惫与焦灼，像被无形鞭子抽打的陀螺。
秦云挤出这口闷热的“蒸笼”，目光瞬间锁定了路边老槐树稀疏荫凉下的一辆旧吉普。
车旁，顾长松的身影焦躁不安。
他一身灰布短褂，裤腿高高卷过膝盖，露出晒成古铜色、筋肉虬结的小腿，正用一块看不出本色的手巾，一遍遍擦拭着不断从额角滚落的汗珠。
看到秦云，他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抢步上前，一把接过行李，脸上挤出一个笑容，但那强堆起的笑意，连嘴角都扯得僵硬，丝毫掩不住眼底深潭般沉郁的忧虑。
“小云，路上……还顺当？”
顾长松的声音干涩沙哑，像砂纸磨过粗木。
秦云只微微颔首，一个字也吝于吐出，径直拉开车门，将自己塞进副驾驶的皮座里。
吉普车发出一阵哮喘般的沉闷轰鸣，终于挣脱了车站的喧嚣，驶入关中平原初夏的怀抱。
车轮碾过坑洼的黄土路，颠簸起伏，卷起阵阵黄尘。
窗外，是一望无际的麦田。
麦浪已褪去青涩，染上饱满的微黄，在带着热力的南风推搡下，起伏涌动，汇成一片浩瀚的金色海洋。
远处，秦岭的轮廓在午后氤氲的薄霭中若隐若现，苍翠而凝重，宛如一道沉默的、亘古的屏障，横亘在天边。
阳光穿过蒙尘的车窗，在车厢内投下跳跃不定的光斑，带着令人昏昏欲睡的闷热气息。
顾长松清了清干得发紧的嗓子，喉结滚动，显然憋了满腹的话，迫不及待要冲出口：
“小云，你这次回来……”
话音未落，秦云抬起一只手，动作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截断了他所有的问询。
车厢里瞬间只剩下引擎单调的嘶吼和轮胎摩擦土路发出的沙沙声，沉闷得令人窒息。
秦云的目光投向车窗外连绵翻涌的金色麦浪。
那眼神深邃，仿佛在精确计算着每一株麦穗上籽粒的数量，又像是穿透了眼前这触手可及的丰收盛景，看到了大地深处正悄然汇聚、即将喷薄而出的毁灭暗流。
阳光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阴影。
片刻的死寂后，他开口了。
声音低沉，却异常清晰，每一个字都像冰锥，凿破了凝固的空气：
“顾叔，咱们账上，现在还有多少能动的钱？几个工厂，能够建分厂的有几个？还可以再开那些厂子？”
顾长松的指关节瞬间绷得发白，眉头下意识地拧成一个死结。
他飞快地侧头瞥了秦云一眼，试图从那深潭般的表情里打捞出一点信息，却只看到一片平静无波。
他舔了舔干裂起皮的嘴唇，喉头发紧，迟疑着，声音带着不确定的飘忽：
“这……前几天听长庚提过一嘴。眼下这世道，外汇紧得像勒在脖子上的绞索，美元？那更是难如登天。
咱们手里……倒是堆了不少法币…” 他顿了顿，仿佛那个数字重如千钧，“怕是…怕是都快要超过5000万了。
要在那里开工厂？现在咱们多余的设备倒是可以开一些小型的机械厂、肥皂厂、纺织厂、制衣厂新换了一批设备，旧设备倒是可以利用起来。
咱们机械厂现在的设备已经是最先进的了，还有熟练的技术工人，要想再开厂子的话，有很多设备咱们都可以自己生产。”
说出这个在常人听来宛如天文数字的金额时，顾长松的语气里没有半分豪富的欣喜，只有沉甸甸的、几乎要压垮脊梁的忧虑和不安。
在这法币比废纸贬值还快的年月，攥着满箱满柜花花绿绿的纸钞，却换不来一粒救命的粮食、一桶救急的汽油，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和无尽的煎熬。
秦云对这个数字似乎并无意外，鼻腔里只发出一声极轻、含义难辨的冷哼。
他从随身那个磨得油亮的旧皮包里，抽出一份折叠得方方正正的《武汉日报》。
报纸带着油墨和长途跋涉后特有的、混合着汗渍与尘土的气息。
他直接递给顾长松，自己则重重地向后靠进椅背，闭上了双眼，仿佛瞬间遁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幽深世界。
只有那只搁在膝盖上的手，食指和中指，以一种近乎机械的、极富韵律感的节奏，无声地、一下下叩击着，泄露着大脑深处正进行着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