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七年的冬天，是在一种交织着捷报喜悦与深层忧虑的复杂气氛中到来的。西北前线，抚远大将军王胤禵的表现，果然没有辜负康熙的期望，甚至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
深秋时分，第一份捷报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入紫禁城：胤禵率主力在哈密附近与准噶尔军主力遭遇，激战数日，大破敌军，斩首数千，缴获辎重无数，迫使策妄阿拉布坦的主力向西败退。捷报传来，朝野振奋！这是自康熙亲征噶尔丹后，清军在西北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意义非凡。
康熙帝在病榻上闻讯，苍白的脸上也难得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当即下旨嘉奖前线将士，并特意褒扬胤禵“调度有方，勇略过人”。这道旨意通过邸报明发天下，胤禵的声望如火箭般窜升，“大将军王”的威名响彻朝野，甚至连市井百姓都津津乐道于十四阿哥的赫赫战功。
随后，好消息接踵而至。胤禵并未因一次大胜而满足，他利用冬季准噶尔人收缩的机会，分兵扫荡叛服不定的蒙古部落，巩固后方，同时派出精锐小队不断袭扰准噶尔的补给线，展现出了出色的战术素养和主动进取的精神。年底前，又一份捷报传来，胤禵部下将领在吐鲁番一带再次击溃一支准噶尔偏师，擒获其台吉一名。
接连的胜利，使得胤禵在军中的威望达到了顶点。那些跟随他出征的将领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京中支持他的勋贵旧臣更是扬眉吐气，四处宣扬“十四阿哥乃我大清之卫青、霍去病”，是安定西北、继承大统的不二人选。就连一些原本中立的大臣，也开始觉得，有这样一位军功卓着的皇子在，或许是帝国之福。
然而，在这片看似一片大好的形势之下，深宫之中，却有几双眼睛，看到了捷报背后潜藏的暗流与隐忧。
乾清宫东暖阁内，药味依旧浓郁。康熙帝的精神时好时坏，但在清醒时，他依旧坚持处理最重要的政务。每当西北捷报送到，他都会仔细阅览，但脸上的欣慰之色却一次比一次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审视。
一次，康熙看完一份详细记述战果的奏报后，将其递给一旁代为阅览普通奏章的四阿哥胤禛，似是无意地问道：“老四，你看老十四这番用兵，如何？”
胤禛接过奏报，仔细看了一遍，神色平静无波，恭敬回道：“皇阿玛，十四弟连战连捷，扬我国威，振奋军心，实乃大功。将士用命，方有此胜。”
他先肯定了战功，这是必须的态度。但紧接着，他话锋微转，语气依旧客观：“然，儿臣观其用兵，颇显锐进。此次吐鲁番之捷，虽战果颇丰，但其部将孤军深入逾百里，若敌军设有重伏，恐有闪失。且闻军中为彰显武功，对所俘台吉及其部众，处置似……略显严苛，恐非怀柔远人之长久之道。”
胤禛的话，点到即止，没有攻击，只有基于军事常识和政治影响的冷静分析。他指出了胤禵战术上可能存在的冒险倾向，以及其在处理俘虏时可能过于强硬、不利于长远稳定边疆的策略。
康熙听完，久久不语，只是用手指轻轻敲着榻沿。他何尝没有看出这些？捷报中那些被刻意淡化的细节——比如冒险突进、比如杀俘立威——都逃不过他这位老帅的眼睛。胤禵的“锐气”和“军功”，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定边疆；用得不好，则可能酿成大祸，甚至……助长其骄纵之气，尾大不掉。
更让康熙和胤禛警惕的是，来自西北的密报显示，胤禵在军中的行事作风，日渐显出独断专行的苗头。他对康熙派去的监军御史和部院官员，态度日益傲慢，重要军务往往先行决断，事后才补发奏报。而且，他与军中一些原八阿哥胤禩关系密切的将领，如延信等人，过往甚密，这些人围绕在胤禵身边，俨然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新军事集团。
虽然八爷党在朝中已倒，但这些残余势力在军中的影响并未完全清除。他们如今依附于声望正隆的胤禵，是否会借机重新活跃？是否会影响到胤禵的判断，甚至在其耳边灌输一些不该有的想法？
这一切，都像一根根细小的刺，扎在康熙的心头。他扶持胤禵，是为了稳定西北，也是为了平衡朝局，但绝不愿意看到另一个难以控制的“大将军王”出现。尤其在自己病体缠身、对朝局掌控力下降的时候，一个手握重兵、声望极高且可能受人影响的儿子远在边关，其隐患可想而知。
汪若澜在御前伺候，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她看到康熙在阅读胤禵那些充满自信甚至有些自矜的奏报时，眉头会不经意地蹙起。她也看到，胤禛在处理与西北相关的后勤事务时，更加严格地控制着粮饷军械的发放节奏和数量，既保障供给，又不使其过于充裕，仿佛在有意识地调节着前线力量的膨胀速度。
一次，胤禵上奏，请求朝廷额外拨付一笔巨款，用于“犒赏三军，以励士气”，言词间颇有些居功自傲的意味。康熙将奏折留中不发，数日后，只批了句“将士辛劳，朕已知之，赏赐之事，容后议处”，便没了下文。这种冷淡的处理方式，与之前对捷报的热烈嘉奖形成了鲜明对比。
捷报依旧传来，胜利的欢呼声依旧响亮。但在这紫禁城的权力中心，喜悦之下，警惕的暗流正在加速涌动。胤禵在西北的声望越高，战功越显赫，他与京城中枢之间那根无形的线就绷得越紧。康熙的担忧，胤禛的戒备，都预示着这巨大的军功背后，正酝酿着一场新的、或许更加凶险的风暴。来自西北的，不仅是捷报，还有日益迫近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