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夏夜总是带着潮湿的闷热，即便是宫城深处的偏殿，也难挡这股从街巷里蒸腾上来的暑气。后主刘禅烦躁地推开案上堆叠的奏章，那些关于粮草短缺、边军哗变的字句像蚊虫一样扰得他心神不宁。黄皓端来冰镇的蜜水，低声劝道：“陛下，丞相府送来的急报无非是老生常谈，姜维将军在沓中屯田，总能筹些粮米，何必为此伤神？”
刘禅瞥了眼那碗泛着甜香的蜜水，忽然想起建兴年间，丞相诸葛亮每次入宫议事，案上永远是粗瓷茶碗，里面泡着最便宜的蜀地老茶。那时的宫城虽简朴，却总透着一股向上的劲儿，如今雕梁画栋越发精致，心里的空落却越来越大。他摆摆手让黄皓退下，独自走到窗前，望着天边那轮被云气遮得朦胧的月亮，忽然念起一句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这句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蜀地积弊的沉重大门。
一、力竭的土地：从天府之国到凋敝之壤
章武三年，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曾握着诸葛亮的手叹息：“朕昔年入蜀，见成都平原沃野千里，以为可成霸业根基，如今看来，这土地怕是被战事榨干了。”那时的蜀地，虽经刘璋父子数十年经营，却已在赤壁之战后接连遭遇荆州失守、夷陵大败，青壮劳力折损过半，良田因无人耕种而大片荒芜。
诸葛亮执政后，推行“军屯”与“民屯”并行的政策，在汉中、沓中开辟屯田区，试图让土地重新焕发生机。建兴五年，丞相府掾属张裔在《蜀地农桑考》中记载：“汉中屯田区岁入粟米三十万斛，可支十万军三月之需。”这样的数字曾让蜀汉君臣看到希望，可随着北伐次数增多，军屯的粮食越来越多地被直接送往前线，留给百姓的份额逐年递减。
延熙十年，蜀郡太守王嗣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写道：“成都周边百里，农户十户有六户无存粮，春耕时竟有妇孺采野菜为食。”这份奏书被当时主持朝政的费祎压了下来，理由是“不宜惊扰圣听”。事实上，费祎并非不知民间疾苦，只是北伐的军费缺口越来越大，除了从百姓手中征调，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蜀地的赋税之重，在三国中是出了名的。曹魏推行“收编流民，轻徭薄赋”，孙吴依靠江东士族支持，赋税相对均衡，而蜀汉的赋税几乎全部压在普通农户身上。根据出土的郫县犀浦簿记载，蜀汉农户除了缴纳粮食，还要承担“算赋”“口赋”“更赋”等十余种苛捐杂税，甚至连家中的牛、鸡、布帛都要折算成钱上交。有农户为了避税，不得不举家逃入深山，与蛮夷杂居，导致户籍上的“编户齐民”数量逐年减少——建兴元年蜀汉有户二十万，到景耀元年只剩十二万，短短三十年减少近四成。
更致命的是土地兼并。蜀汉的开国功臣和本地士族利用特权大量兼并土地，比如张飞的次子张绍在巴西郡占有良田千顷，李严在犍为郡的庄园横跨三县。这些士族不仅不纳税，还会奴役流民耕种，形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姜维曾试图打击士族势力，却因缺乏朝廷支持而不了了之，反而被士族联合弹劾“穷兵黩武，罔顾民生”。
到了景耀年间，蜀地的土地已经无力承载沉重的负担。时任户部尚书的郤正曾在《与姜维书》中痛陈：“南中诸郡，往年征发的青壮至今未归，春耕时田地多由老弱耕种，亩产不足建兴时之半。若再兴兵，恐民变四起。”可此时的姜维正执着于北伐，将这份警告当作了耳旁风。
二、离散的人心：从上下同心到各自为营
建安十九年，刘备率军攻入成都时，城中百姓曾夹道欢迎。那时的蜀汉，代表着“兴复汉室”的希望，无论是外来的“荆州集团”，还是本地的“益州集团”，都愿意为这个目标暂时放下分歧。可随着时间推移，这份同心同德渐渐被猜忌与隔阂取代。
诸葛亮在世时，凭借个人威望维系着各方平衡。他重用荆州旧部如蒋琬、费祎，也提拔益州士族如张裔、杨洪，甚至对降将如姜维、王平也委以重任。但这种平衡的基础是“北伐”这个共同目标，一旦目标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平衡便会摇摇欲坠。
蒋琬、费祎执政时期，开始有意识地限制益州士族的权力。延熙六年，益州人李邈因弹劾诸葛亮“专权”被处死，此事在益州士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私下抱怨“外来者终究信不过本地人”。到了姜维掌权，这种矛盾更加激化——姜维是凉州人，既不属于荆州集团，也不被益州集团接纳，他只能依靠北伐来巩固地位，这让本就对战争不满的益州士族更加抵触。
景耀四年，发生了一件让人心寒的事。南中都督霍弋请求入朝述职，却被黄皓以“南中蛮夷需镇守”为由拒绝。霍弋是益州本地士族，其祖父霍峻曾为蜀汉立下大功，连他都被排挤在权力中心之外，可见益州集团与朝廷的裂痕已深。当时有民谣传唱：“蜀道通，蜀心不通；成都富，百姓穷。”这短短十六字，道尽了人心离散的现实。
百姓对朝廷的失望更是显而易见。建兴年间，诸葛亮北伐时，常有百姓主动送粮到军营，甚至有少年自告奋勇参军；可到了景耀年间，姜维在沓中屯田，竟需要派兵强制征调农户参与，稍有反抗便以“通魏”论处。绵竹县有位叫陈寿的小吏（后来的《三国志》作者），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乡邻谈及北伐，皆面露惧色，言‘宁为魏民，不做蜀虏’，闻之令人痛心。”
这种人心离散在官员中也蔓延开来。景耀五年，沓中守将句安因粮草断绝投降曹魏，他在投降书中写道：“我等戍边数年，粮饷不继，家中妻儿无以为生，朝廷却只催战，不恤下情，何忍再战？”类似的投降在蜀汉末年屡见不鲜，连曾经誓死效忠刘备的关羽旧部，也有不少人选择了归顺曹魏。
最讽刺的是，当邓艾大军兵临成都城下时，朝廷中主张抵抗的竟寥寥无几。益州士族代表谯周力主投降，他在朝堂上说道：“蜀汉立国四十载，战事不断，百姓早已不堪重负。若再战，成都必遭屠戮，不如降魏，可保百姓平安。”这番话竟得到了多数大臣的附和，连刘禅的儿子北地王刘谌哭着劝谏“背城一战”，都无人响应。
三、无解的困局：地理枷锁与战略迷失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写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句话道出了蜀汉的战略困境——偏居蜀地，若不主动出击，迟早会被曹魏吞并。可蜀地的地理环境，又给北伐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蜀道之难，不仅是外敌难以攻入，也是蜀军难以出去。每次北伐，蜀军都要翻越秦岭，粮草运输耗费巨大。建兴六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仅运输粮草就征调了十万民夫，民夫的口粮消耗甚至超过了士兵。后来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也只能缓解部分压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更要命的是，蜀地的人口基数远不如曹魏。蜀汉灭亡时，全国总人口约九十四万，而曹魏有四百四十三万，双方兵力对比更是悬殊（蜀汉十万对曹魏六十万）。在冷兵器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就是战斗力，这种差距几乎是致命的。诸葛亮、姜维的北伐，本质上是用有限的资源与强大的对手拼消耗，如同“以卵击石”。
可蜀汉又不能不北伐。从政治层面讲，“兴复汉室”是蜀汉的立国之本，一旦放弃北伐，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割据政权，合法性荡然无存。从现实层面讲，曹魏的国力一直在增长，若放任其发展，蜀汉只会灭亡得更快。这就形成了一个无解的困局：北伐会加速国力耗尽，不北伐则坐以待毙。
姜维的战略失误更是加剧了这个困局。他放弃了诸葛亮“稳扎稳打，以攻为守”的策略，改为“敛兵聚谷，诱敌深入”，将主力收缩到沓中屯田，导致汉中防线空虚。景元四年，钟会大军轻易突破阳平关，正是因为汉中守将蒋舒投降——而蒋舒投降的原因，是姜维剥夺了他的兵权，让他心生怨恨。
当邓艾偷渡阴平，穿越七百里无人区时，蜀汉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那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关隘、堡垒，因为兵力不足、粮草短缺，大多望风而降。江油守将马邈投降时说的话，或许最能代表当时蜀军的心态：“我守此城三年，粮饷从未足额发放，士兵早已无战心，不降何待？”
成都城内，刘禅最终采纳了谯周的建议，下令投降。当他在降书上签下名字时，窗外的月亮恰好挣脱云气，露出惨白的光。这月光照在空荡荡的宫殿里，照在堆积如山却无人问津的奏章上，也照在蜀地这片疲惫的土地上——这片曾孕育过三星堆文明、见证过公孙述称帝的土地，终于在连年的征战与内耗中，耗尽了最后一丝元气。
夜色渐深，刘禅忽然想起小时候，刘备曾抱着他站在成都城头，指着远方的田野说：“阿斗你看，这蜀地的百姓，就是我们的根基。根基稳了，国家才能长久。”那时的田野里，麦浪翻滚，炊烟袅袅，如今却只剩下荒芜与萧索。他轻轻叹了口气，将降书推到案前，仿佛推走了一个沉重而无望的时代。
蜀地的夜，依旧闷热，只是再也听不到北伐的号角，只剩下远处传来的、百姓稀疏的哭声，在寂静的街巷里，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