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秋，五丈原的秋风卷着萧瑟掠过渭水南岸，诸葛亮的溘然长逝不仅带走了蜀汉政权最后的战略锐气，更在无形之中撕开了一道裂隙——那道曾由诸葛亮以“鞠躬尽瘁”的精神强行粘合的、横跨荆州集团与益州本土势力的脆弱平衡，开始在权力更迭的震荡中逐渐崩解。而支撑这道平衡的基石，正是蜀汉立国之初那股以“兴复汉室”为核心的士人风骨。当这股风骨在后期的政治旋涡中被消磨、扭曲乃至异化，蜀汉的官僚生态便如堤坝蚁穴，在看似稳固的表象下，悄然走向了不可逆转的崩解，最终成为压垮这个西南政权的深层推力。
一、从“共治”到“独断”：权力结构异变下的士人心态转折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白帝城托孤，以诸葛亮、李严为托孤大臣，其背后隐含的政治逻辑，是试图延续“荆州集团主导、益州士人参与”的共治格局。李严作为益州本土势力的代表，被授予中都护之职，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与诸葛亮“录尚书事”的中枢权力形成一定制衡。这种架构虽因荆州集团的绝对优势而难以实现完全平等，却至少在形式上给予了益州士人参与核心决策的通道，也让两类群体在“兴复汉室”的共同旗帜下保持着合作的可能。
诸葛亮主政时期，虽以铁腕推行北伐战略，却始终注重对士人心态的维系。他在《出师表》中告诫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所列举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既有荆州旧部，也不乏益州本地贤才。他弹劾李严时，虽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为由将其罢黜，却仍保留其妻儿的俸禄，避免了政治清洗的扩大化，这既是对益州势力的安抚，也是对“依法治蜀”原则的坚守。彼时的蜀汉官场，虽有派系之分，却无门户之见的极端化，士人无论出身，多以“立功立事”为追求，如张裔（益州蜀郡人）虽曾因与诸葛亮政见不合而遭贬，却始终以国事为重，临终前仍上书言政，其耿耿忠心正是当时士风的缩影。
然而，蒋琬、费祎主政的“守成时代”，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化开始侵蚀士风的根基。蒋琬虽继诸葛亮之志，却因“兴复汉室”的理想在屡次北伐失利中逐渐褪色，转而以“保境安民”为核心策略。这种战略转向，使得官僚集团的价值取向从“建功立业”悄然滑向“明哲保身”。费祎虽以“宽济”着称，却在平衡各方势力时过度强调“维稳”，对一些官员的懈怠、贪墨行为采取姑息态度。史载，蜀汉后期的庲降都督张翼，因“性持法严，不得殊俗之欢心”，在南中治理中与当地豪强产生冲突，费祎为避免事端扩大，竟将其调回中枢闲置，这种“以和稀泥求稳定”的处事方式，实则纵容了官僚队伍中的惰性与投机心态。
至姜维时期，权力结构的失衡彻底打破了士风的良性土壤。姜维作为诸葛亮的继承者，却缺乏诸葛亮的政治威望与平衡手腕，其“九伐中原”的激进策略不仅消耗了蜀汉国力，更引发了与益州本土势力的深度对立。以谯周为代表的益州士人，开始公开质疑北伐的合理性，在《仇国论》中以“因余之国”暗喻蜀汉，批判“极武赎征”的政策，主张“审时度势”以自保。而姜维为推行北伐，不得不依赖于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甚至不惜排挤异己，如与镇军大将军胡济约定会师却因胡济失期而惨败，事后竟未对胡济追责，这种“为求团结而放任”的做法，进一步削弱了官僚体系的纪律性。此时的蜀汉官场，已逐渐分化为“主战派”与“主降派”的阵营对立，而非基于国事的理性讨论，士人之间的猜忌与倾轧日益加剧，“以公心论事”的风气荡然无存。
二、从“清节”到“苟且”：官僚行为逻辑的异化与制度失效
蜀汉立国之初，诸葛亮以“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构建了相对清明的政治生态，使得官僚群体普遍以“清节”为操守。如董和任成都令时，“躬率以俭，恶衣蔬食”，面对豪强的贿赂坚决拒绝，甚至因“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而主动上书诸葛亮，请求推行节俭之风；邓芝“为将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其廉洁自守成为一时典范。这种“清节”之风的背后，是诸葛亮建立的一套严密的监察与考核制度——丞相府设有“东曹掾”“西曹掾”，专门负责官员的选拔与考核，地方则有“督军从事”“典学从事”等职，监督地方官的施政与品行。史载，诸葛亮曾亲自制定《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规章，以“训厉臣子”，确保官僚行为不偏离“忠君报国”的轨道。
但这套制度的有效运行，高度依赖于核心执政者的以身作则与严格执行。当蒋琬、费祎逐渐放松对制度的坚守，官僚行为的逻辑便开始发生异化。蒋琬晚年“疾转增剧”，长期卧病在床，对中枢事务的掌控力下降，使得一些官员开始利用制度漏洞谋取私利。如李严之子李丰，在李严被罢黜后虽被诸葛亮启用，却在蒋琬时期利用其父旧部关系，暗中培植势力，甚至干预地方官员的任免，而蒋琬因“念其旧恩”未加制止。费祎则过度推崇“宽恕”，对官员的小过往往“既往不咎”，如尚书令陈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与宦官黄皓暗中勾结，费祎虽有所察觉，却以“祗多技艺，挟数术，费祎甚异之”为由容忍其行为，这种“以私恩废公法”的做法，使得监察制度逐渐形同虚设。
至后主刘禅后期，制度的失效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黄皓作为宦官，本无参政之权，却凭借刘禅的宠信“操弄威柄”，甚至能影响官员的升迁与贬谪。侍中董允在世时，尚能“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遏制黄皓的势力，而董允死后，陈祗“与皓相表里”，使得宦官集团彻底渗透进官僚体系。史载，黄皓为排除异己，“阴欲废维树宇”（即废黜姜维，扶持右大将军阎宇），竟散布流言称姜维北伐失利、意图谋反，迫使姜维“因惧不敢还成都”，只能屯兵沓中避祸。这种宦官干政的乱象，使得官僚群体的行为逻辑从“忠于职守”彻底异化为“依附权贵”——官员若想保全自身，要么投靠黄皓等权臣，要么选择沉默苟且，如光禄大夫谯周，虽洞悉蜀汉危机，却“以速祸不敢言”，只能在朝堂上“默然无所言”，这种集体性的“苟且”心态，成为压垮蜀汉行政效能的最后一根稻草。
更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失效引发的“腐败链条”已蔓延至基层。蜀汉后期的地方官员，多以“盘剥百姓”为能事，如南中地区的太守张表，“在官清约，少威严”，却对地方豪强的兼并行为放任不管，导致“夷人愁怨”；巴郡太守杨宗，“性贪婪，多所诛求”，甚至通过虚报户籍来增加赋税，使得“民有菜色”。这些行为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更削弱了蜀汉的经济基础——当官僚集团从“治国者”异化为“掠夺者”，其与民众之间的信任纽带便彻底断裂，而一个失去民心的政权，其覆灭不过是时间问题。
三、从“归心”到“离心”：益州本土士人的认同危机与国运终结
蜀汉政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外来政权”——以刘备、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集团，在益州建立政权后，始终面临着如何获得本土士人认同的问题。诸葛亮时期，通过“隆中对”的战略蓝图、“兴复汉室”的理想感召，以及对益州士人的适度吸纳（如提拔张裔、杨洪等本土人才），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益州士人的支持，形成了“跨地域的政治认同”。史载，刘备入蜀时，“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虽有掠夺之嫌，却因“兴复汉室”的旗帜而被益州士人视为“正统延续”，如广汉士人秦宓，虽曾反对刘备称帝，却在诸葛亮的感召下出任别驾，为蜀汉出使东吴，展现了对政权的认同。
但这种认同的根基，在于蜀汉政权能否持续提供“共同的政治愿景”与“公平的发展空间”。当后期的蜀汉政权既无力实现北伐的理想，又在权力斗争中排挤益州士人，这种认同便开始转化为深刻的危机。谯周作为益州本土士人的代表，其思想转变最具代表性。谯周早年“耽古笃学”，曾被诸葛亮任命为劝学从事，对蜀汉政权一度抱有期待，但随着北伐的屡次失败与官场的日益腐败，他逐渐认识到“兴复汉室”已沦为空谈。在《仇国论》中，他借“因余之国”与“肇建之国”的寓言，指出“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暗讽蜀汉政权在困境中仍不思悔改，反而“极武赎征”，其核心思想已从“支持北伐”转向“保境安民”，这实际上是对蜀汉政权合法性的隐性否定。
更致命的是，蜀汉后期的权力格局中，益州士人的政治空间被急剧压缩。荆州集团的后代（如诸葛瞻、董厥）与东州集团的残余势力（如陈祗）占据了中枢要职，而益州士人多被排斥在核心决策之外。如蜀郡人张裔之子张毣，虽“博学多才”，却仅官至黄门侍郎，未能进入尚书台；犍为人杨洪之子杨戏，因“性简略，未尝以甘言加人”，得罪了诸葛瞻，被罢黜为民。这种“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的用人策略，使得益州士人产生了强烈的“被边缘化”之感，他们开始将蜀汉政权视为“外来者的工具”，而非“共同的家园”。
当邓艾大军兵临城下时，这种“离心”心态最终以“主降”的形式爆发。谯周在朝堂之上力排众议，主张“降魏”，其理由是“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表面上是为刘禅争取待遇，实则代表了益州士人对“改朝换代”的默许——他们早已厌倦了蜀汉政权的内耗与折腾，宁愿接受曹魏的统治，以换取地方的稳定与自身利益的保全。
后主刘禅最终选择“舆榇自缚”出城投降，标志着蜀汉政权的终结。但细究这一结局的深层原因，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失利，不如说是官僚生态的全面崩解：当“兴复汉室”的理想被淡忘，当“清正廉明”的操守被抛弃，当“跨地域认同”的纽带被撕裂，蜀汉政权便失去了存在的精神根基与社会基础。士风之变，看似无形，却在潜移默化中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命运，这或许正是蜀汉灭亡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