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外的锦官城，在景耀六年的冬天格外萧索。织工们蜷缩在漏风的工坊里，手里的蜀锦丝线越来越粗劣——不是手艺退步，而是官府征调的生丝被掺了麻料。库房里堆积的蜀锦蒙上了灰尘，往年这个时候，东吴的商队早已挤满码头，如今却只剩几个魏国商人压价收购。掌管锦官城的宦官王皓，正忙着将最好的蜀锦装车，准备送给洛阳的司马昭当“投名状”。这个曾让蜀汉“府库充盈”的“锦绣之国”，在灭亡前夜，连织工的口粮都快发不出了。
财政的崩塌，从来不是突然的断裂。从诸葛亮时期“量入为出”的精细治理，到后期“寅吃卯粮”的疯狂掠夺，蜀汉的经济如同被蛀空的堤坝，在邓艾的偏师到来前，早已自己垮了。
一、“开源节流”的黄金时代：诸葛亮时期的财政平衡术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入蜀时，面对的是“民亡过半，仓廪空虚”的烂摊子——刘璋父子“赋敛烦扰”，导致益州“野有饿殍，民皆菜色”。诸葛亮接手后，用三年时间让蜀地“米满仓廪，帛盈府库”，靠的是“开源节流”的双重奏。
开源的核心是“垄断核心产业”。他设立“盐铁司”，将临邛的盐井、犍为的铁矿收归国有，由官府统一开采、销售；在成都设“锦官城”，集中蜀锦生产，远销魏、吴，“蜀锦一匹，值金十斤”，成了蜀汉的“硬通货”；平定南中后，将当地的金、银、犀角、象牙纳入贡赋体系，《三国志》载“南中贡赋，岁入银五千斤，金二百斤”。这些措施让蜀汉的财政收入从“仅够军需”跃升至“岁入过亿钱”。
节流的关键是“压缩非必要开支”。诸葛亮以身作则，“身衣弋绨，素食布衣”，丞相府的开支“较东汉三公缩减三成”；他废除刘璋时期的“冗余官吏”，将州郡属官裁减一半，“吏省则费减”；军事上推行“兵农合一”，北伐间隙“休士劝农”，让士兵在黄沙、祁山屯田，“岁收粮十万斛”，减少了军粮运输成本。
更重要的是“赋税公平”。诸葛亮制定的《蜀科》规定“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比东汉末年“亩税一斛”的税率低了近七成；同时推行“九品混通”，按家庭资产多寡调整赋税，“富者多缴，贫者少纳”。南中夷人只需缴纳“贡赋”，无需服徭役，《华阳国志》载“南中夷人，安其业，乐其税”。这种“藏富于民”的政策，让蜀地百姓“虽有征调，无怨言”。
诸葛亮去世时，蜀汉府库“有米四十万斛，金二十万斤，银三十万斤”，足够支撑三年军需。蒋琬、费祎延续这套体系，到延熙年间，仍能“岁入稍增，民不益赋”——这是蜀汉财政的黄金时代，也是它能与魏、吴抗衡的经济基础。
二、“寅吃卯粮”的开端：姜维北伐与财政赤字的失控
费祎遇刺（253年）是蜀汉财政的转折点。在此之前，蒋琬、费祎“以守为主”，军事开支控制在“岁入的三成”以内；而姜维掌权后，九伐中原（253—262年），军事开支飙升至“岁入的七成”，财政赤字从此失控。
北伐的直接消耗触目惊心。每次出兵“步骑五万”，需“粮二十万斛，绢五万匹”，相当于蜀汉半年的田租收入；运输粮草要征调民夫“三万人”，导致“农时荒废”，粮食减产；段谷之战（256年）、侯和之战（262年）等大败，损失“甲士万余，战马数千”，补充兵员和军械的费用“耗金万斤”。为填补窟窿，姜维推行“增税”——田租从“亩四升”涨到“亩八升”，户绢从“二匹”加到“三匹”，还新增“北伐特别税”，百姓“卖儿鬻女以缴赋”。
更致命的是“核心产业的衰败”。盐铁司被黄皓的亲信把持，“偷工减料，盐味苦涩，铁器易折”，销量大跌；锦官城的织工被强征去运输军粮，蜀锦产量从“岁出千匹”降至“三百匹”，质量也大不如前，东吴商人转而购买曹魏的“仿蜀锦”；南中因“连年征调夷兵”爆发叛乱，贡赋中断，《三国志》载“南中夷王刘胄反，岁入骤减三成”。收入锐减的同时，支出暴增，财政如同“饮鸩止渴”。
延熙二十年（257年），蜀汉第一次出现“国库空竭”，刘禅不得不下令“铸大钱”——一枚“直百五铢”当百枚五铢钱，强行掠夺民间财富。但“大钱”引发通货膨胀，“米价一石涨至万钱”，百姓“以物易物，不乐用钱”，进一步摧毁了财政体系。
三、“掠夺式治理”的终局：黄皓专权与财政的彻底崩溃
景耀元年（258年），黄皓彻底掌控朝政后，蜀汉的财政从“赤字”沦为“掠夺”。他的操作简单粗暴：垄断资源、卖官鬻爵、横征暴敛，将蜀地的经济潜力榨干最后一滴。
垄断资源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黄皓将盐铁司、锦官城等核心产业交给亲信，“高价售卖，中饱私囊”，盐价从“斗盐五钱”涨到“斗盐百钱”，百姓“十家九无盐”；他强占成都平原的良田“千顷”，租给农民“亩产缴半”，比朝廷田租高十倍；甚至连南中的犀角、象牙，都被他私下卖给东吴商人，“所得金银尽入私库”。
卖官鬻爵成了“常态”。《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载“皓卖官，县令价百万，太守价千万”，买官者上任后“加倍搜刮”，形成“买官—贪腐—再买官”的恶性循环。巴郡太守杨欣，靠向黄皓行贿“黄金百斤”上任，一年就“敛财三千万”，导致巴郡“民变四起”。
横征暴敛突破了“生存底线”。除了正常赋税，黄皓还增设“宅税”“牛税”“酒税”，甚至“过桥需缴钱”；徭役从“每年二十天”增至“六十天”，百姓“老弱负薪，壮丁筑城”，成都周边“良田荒芜，荆棘丛生”。景耀五年（262年），蜀地爆发“大饥”，而黄皓的府库里“有米百万斛，不肯赈济”，百姓骂道“宁饮魏水，不食蜀粟”。
财政的崩溃，最终体现在“军心涣散”。士兵的粮饷从“月米二斛”降至“一斛”，且多是“陈米”；冬衣“三年未发”，士兵“冻死者十之二三”；连姜维的亲兵，都要“自行打猎充粮”。当邓艾兵临绵竹时，诸葛瞻的士兵“面有菜色，甲胄不全”，哪里还有战斗力？
四、财政崩溃的深层逻辑：权力失控下的经济异化
蜀汉财政的崩塌，表面是“北伐耗竭”“黄皓贪腐”，深层是“权力失控”导致的经济异化。诸葛亮时期，财政服务于“兴复汉室”的战略目标，“取之于民，用之于军”，且有“法治”约束，“不敢过界”；而后期，财政成了权力集团的“私产”，黄皓、诸葛瞻等既得利益者，将国家财富视为“可随意瓜分的蛋糕”，既不想“开源”（怕触动自身利益），又不愿“节流”（要维持奢靡生活），只能靠“掠夺百姓”续命。
这种异化的典型表现，是“财政决策的私人化”。诸葛亮时期，“盐铁、锦官、屯田”等财政要务，需“丞相府与尚书台联名决策”；而后期，黄皓一句话就能“变更盐价”“挪用军粮”，刘禅甚至“以国库金银为私藏”，《三国志》载“后主内库有金帛二十亿，不肯用于军需”。当财政脱离“国家公共属性”，沦为个人谋私工具，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更值得深思的是“经济与民心的关系”。诸葛亮时期，百姓虽有征调，却相信“今日之苦，为明日之安”；而后期，百姓看到的是“权贵醉生梦死，自己饥寒交迫”，自然“不愿为蜀卖命”。绵竹之战前，诸葛瞻想“散家财犒军”，却发现“百姓不愿受”——当经济掠夺摧毁了“国家与民众的利益共同体”，再慷慨的赏赐，也换不回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