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占我疆土，屠我人民，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人民苦难莫此为甚。面对日寇罪恶屠刀，全民抵御外侮、扞卫祖国与民族尊严的伟大抗日战争在全国（特别是解放区）蓬勃兴起。国府迫于严峻时势，接受人民要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因变起仓促、猝不及防，寇势凶猛、我力单薄、御侮乏术，各战场节节失利，太原、上海、南京等诸多战略要地相继陷落，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流亡百姓自北徂南、自东向西迁徙逃难，颠沛流离，敌机狂轰滥炸，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先父庆公彼时在南京教育部任督学，母主家政，父母带我们六兄弟家居兰园。我系长子，才读小学三年级，最小六妹尚在襁褓。9月底某日，父下班回家，称日寇肆虐、态势危急，各中央机关将西迁，需立即应变。数日后，全家乘火车从南京经上海、杭州赴南昌。沿途逃难人流络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火车上乘客怵怖惶悸。因淞沪战争国军失利，上海外围数县沦陷，火车不进北站径开杭州，且日不鸣笛、夜不开灯，默声前行避敌机。夜抵杭州，全家下榻湖滨旅馆，因杭州地近前线、形势危急，仅住一宿便离去，翌晨乘浙赣线火车往南昌暂住。惊魂甫定，父仍任教育部督学在昌公干，我们兄弟在小学、幼稚园借读免荒学业。
1937年底，父接教育部（暂迁汉口）电令去汉就职，返昌后方知教育部委以重任——因华北、华东学校遭战火重创，师生逃散、校舍等全毁，流亡学生日以万计、彷徨困顿，国府决定“内迁学校，设置国立中学”维持战时教育。1938年1 - 2月，教育部颁相关文件部署收容教育战区流亡学生，抗战期间先后在多省市创办国中34所。先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毅然筹办“国立贵州临时中学”，被任命为教育部督学兼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旋兼校长），遂携全家抵长沙，校筹备处在皇仓坪挂牌，贾国恩、黄元吉等五位先生协助，周、贾两家同住办公楼，议事方便。贾先生耿直豪爽、工作负责，给人良好印象。战区师生登记由贾国恩等先生分在长沙、汉口、南昌三地办理，以长沙为中心，共登记鲁、豫等省流亡学生1600余人、教职工（含家属）千余人，部定校址贵州铜仁，1938年2月集结队伍分期入黔。
三千人丁、千里路遥，幸在先父缜密谋划，贾国恩等先生精心组织安排，“迁徙”行动大功告成。同期，父雇木炭车携全家循湘黔公路经益阳、常德等赴铜仁，时值隆冬、大雪纷飞，车行艰难，经十来天抵达。
铜仁处万山丛中，梵净山余脉蜿蜒，山川清雅，环境谧静、民俗淳朴，实乃烽火中一方净土。四月下旬末批师生抵铜，大功告成。幽谧山城因三千人丁喧闹苏醒，人口剧增、店铺加多，渐成黔东文教中心。然当时燃眉之急是无教室、食宿所，经父恳请吴县长会同耆绅巨商，允将江西会馆等作宿舍、旅部大楼等作教学场所，大队人马有现成屋舍修葺利用，省时省力省钱，地方绅士贤达助力良多。安排定后，总务处鸠工治材、加班赶工，两月后举行开学典礼正式上课。校名初为“国立贵州临时中学”，后奉部令取消“临时”，按创建顺序定名“国立第三中学” 。
建校初期筚路蓝缕、因陋就简，授课食宿条件极差，但教学目标明确、学习态度端正，师生为抗战建国作育英才而教与学，虽苦犹甜。全国各校共同校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父据本校实际定校风“仁义勇毅”、学风“朴茂整肃”，拟20条教导方针获教育部长嘉许。父怀雄心壮志，要办全国一流学校，励精图治、以身作则，住校办公、日夜操劳，与师生同早操跑步、参加升降旗，巡视课堂与自修，爱生若子、促膝谈心，与同学同餐膳，无暇享家中佳肴，“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校务委员会呕心沥血，促学生德智体美群全面发展；教师队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认真授课辅导；学子在校规管束下奋发求学，图书阅览室座无虚席，春秋踊跃参加运动会。校领导与师生拧成一股绳，成朝气蓬勃、生命力旺盛的优秀集体，人才济济、成绩卓着，显“国学卢阳带砺雄”风姿。父长校三年，倾注精力于教学，成果反映在升学成绩上，国立三中名列国中榜首，升学率85 - 95%，获教育部嘉奖，此乃全校齐心、师生协力之功。
父在校歌预言“伫看取，他年史叶，留将几许写黔东”，三中育才功不可没，创建兴旺不仅作育英才，还使教化流布、文明播传，促当地社会进步、经济繁荣。近阅父1968年《铜江锁忆》，言“草创国立三中时，年甫四十……三年生活为平生最兴奋、认真、踏实……最堪忆念国立三中时期”，七个“最”字是父前半生心血结晶，凝聚其志向、理想等，以“抗战建国”为精神支柱，“作育英才，为国栋梁”为目标，真可谓壮志凌云、坦荡无我。
作者简介：周春境，男，65岁，江西瑞金人。1938年入学国立三中附属，后升入初中部、高中部，1946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退休前在南京市第三中学教语文达37年，高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