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纯俭
国立三中在铜仁建校以后，曾做过不少抗日救亡工作，并且还进一步推动了这个偏远山城的抗日气氛。
首先是逢赶场或假期，学校都组织宣传队进行宣传。那时铜仁由于交通落后，非常闭塞，有的边远农村不但生活贫困，而且还不知道国家正在抗战、日本侵略中国是怎么回事。1939年秋，江口分校初中部到德旺乡宣传，我们在沿途深山中，还看到种植有鸦片，这是当时禁种的，大概是“天高皇帝远”吧！德旺是江口县属的一个较大乡镇。我们到的前一天，刚被土匪抢劫过，有的房子被土匪烧过，犹余火未熄，东歪西倒的屋架仍散发着殷殷刺鼻的青烟。我们就在这片废墟旁，开展宣传工作。事先我们准备有部分针线和盐巴，每份一包，是无偿送给农民的，凡到会的都可以得到一份。那天正是赶场天，所以到的农民很多。街前街后，人头攒动，一眼望去，黑压压的一片。那时德旺教育还很落后，没有一个中学，没有看到过中学生，当然更没有看到过象国立三中的“洋学生”，所以非常热闹。那天，我们向老乡宣传我们的国家正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有的同学，还把自己在沦陷区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家园怎样被日寇侵占、焚烧；父母、兄弟、姐妹怎样被敌杀戮，奸淫。有的老乡听了，当场都哭起来了。另外，我们还教老乡唱抗日歌曲，演出自编自导的短小活报剧，演到敌人的残暴处，激起了在场老乡的无比愤怒，四周响起一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
另外，我们还到个别居住在高山上的苗族老乡家进行宣传。送给他们针线和盐巴时，他们都激动不已，一定要按他们的习俗杀头小猪给我们吃。小猪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怎么也不同意，使他们很感动。
那天的晚饭，是德旺的一位乡绅请我们吃的。这位乡绅，家住街上，一排三间大瓦房，中间有个天井。家具古旧，陈设颇为精致。主人是一位年高德劭的老人。席间致辞热烈欢迎三中师生到来，频频劝酒，甚为殷诚。晚上，我们就住在他家斜对面的祠堂里，乡绅告诉我们说：“这里前一天刚被土匪抢劫过，为安全计，叫我们睡前把门关好，半夜有人敲门，也不要开”。夜深时，敲门声甚急，我们不敢开，后来问明，才知道敲门的就是这位乡绅，他打着一盏灯笼，是专来看我们睡得怎样，铺的稻草够不够，冷不冷；他认为满意了，才打着灯笼回去。对这样一位热心的老人，可惜忘了他的名字。时隔四十多年的去年，我和铜仁的朋友重提起这事，朋友告诉我，这位乡绅，可能就是德旺的梅克实先生。
除宣传以外，三中还在旅部、文坛、火神庙多次演出大型话剧。剧目有《日出》、《雷雨》、《凤凰城》、《风雪夜归人》、《台儿庄大捷》、《武汉之夜》等等。尽管当时条件很差，台子是临时用木料搭的，四周围以棚席。演员的服装，有便服，还有用硬纸壳做的。乐器是自制的二胡、板胡，再配上口琴、风琴、箫笛。那时铜仁还没有电灯，演出时，能挂上一二盏汽灯，算是最阔气了。每逢演出时，学校都邀请铜仁各界人士参加。台下坐满学生，各班学生互唱抗日歌曲。那时学生中有歌唱天才的也不乏其人，其中皮作玖就是后来颇负盛名的一个。他在贵阳电影院演《松花江》时，把全场的人都唱哭了。初中部演出《台儿庄大捷》时，我曾扮演过一名押解日寇俘虏的抗日士兵，虽然没有一句台辞，但心情也是很兴奋的。
另外，就是为支援前方抗日将士募捐。那时尽管师生生活非常艰苦，但为了抗日，大家都竭尽自己一分力量。有的捐献出书籍、文具；有的脱下较好的衣服；有的女老师献出金银首饰。还有几位图画老师当场挥毫作画，如刘苇老师就画了一幅《看你横行到几时》的画，是寓日本鬼子横行不了几时的意思。这幅画也曾得到观众的一致赞赏。那时我没有钱，捐献了一顶草帽，取名“抗日牌”，寓意既遮烈日曝晒，又含抵御“暴日”的双重意义，刘老师看到后，她非常称赞我这个名字取得好。三中这次义卖曾震动铜仁各行各业，也都纷纷慷慨捐资，记得当时福音医院有个女牧师叫德勃司的，捐赠了一件狐裘。募捐所得款项，均由学校汇给前方，作为慰问前方抗日将士之用。
二
铜仁处于黔、湘、川三省要冲，夙有“黔东钥匙”之称。抗战时，虽然没有遭到敌机轰炸，但因毗邻湖南芷江——那里有个大型飞机场——是敌机轰炸的目标；也有的敌机是飞越铜仁向重庆方向去，所以常有空袭警报。
警报设在东山上，一般以敲钟为号。警报一来，全城居民都出去。有时一天好几次，我们上课的次序被打乱了。每逢这时，老师领着学生，随身带着课本和一条小板凳，疏散到城外上课。女子部疏散到老东门外的茶树林中；高中部疏散到北校场和水晶阁附近山坡或田野里，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上课。大家席地而坐，打开课本，就这样照常上课，警报时间短，大家就回校；警报时间长，学校就把饭菜挑到野外，供大家用餐。
有一次警报，对我印象很深刻。那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我们逃警报至水晶阁附近的田野里，这时紧急警报敲响了，已听到远处敌机嗡嗡的声音。有个荷枪的士兵在叫喊：
“谁穿白衣服在跑？赶快脱下来！”
我一看，指的是我，穿着一件白衬衣，我马上将它脱去，但是，我里面又穿的是件白背心。
“你一定是汉奸，还穿白背心！”那士兵把枪拉得“卡卡”的响，朝着我跑来。
我头上沁汗水，急忙把背心脱去，上身光裸裸的。这时好在一位老师出面，向士兵再三解释，证明我是三中的学生，这样才算解了围。
三
刽子手刘伯龙在三中“训话”时说过：“国立三中是黔东共产党大本营，本帅要杀一批人”的话以后，刘伯龙真的动手了。那次被逮捕杀害的学生，直至最近才看到有关资料记载，共计有蒋澄斋、庄世泽、王冠英等三人，许国华捕后释放。这四位同学，都是1939年7月毕业的初中第二届甲组的学生。我是1940年7月毕业的初中第三届乙组的，他们比我高一个年级。由于我们的教室在文坛进门的左侧，他们是右侧，中间只隔一个天井，相处不远，平时经常见面，彼此比较熟悉。据我所知，当时蒋澄斋十八岁，江苏武进人；许国华，十六岁，浙江富阳人；庄世泽，十六岁，江苏武进人；王冠英，十九岁，江苏溧阳人。其中，我和许国华也许因为同乡关系，来往较为密切，虽时隔已五十年，一想起他，他那经常露着微笑的面容，至今萦绕在我的眼前：他中等身材，方脸，皮肤白晰，说话和蔼、幽默，思想进步，有正义感，平时成绩是班里佼佼者。1939年7月，许升入高中后，我也因随初中部迁往江口，彼此的关系才疏远了。
1940年，我由江口返回铜仁，升入本校高中。当时宿舍在江西会馆。那是一所临街的旧式庙宇，计三进，第一进，是个院坝，有戏台，是以前唱戏的地方；第二、第三进，才是我们住宿的地方。一天，大家起床时，听说这个不在，那个又不见了。起初，大家认为是提前起床用功去了，但发现会馆大门又是关的，使大家莫名其妙，从此以后，他们就失踪了。据说是军训教官当内引，被刘伯龙捕去杀害的。
其中蒋澄斋坐水牢死的消息，还是去年看到刘苇老师的一篇文章才知道的。关于庄世泽的被捕，当时我听到一个姓李的同学告诉我，说庄的哥哥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得知弟弟被捕后，他立即给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一个电报，愿以一个军长的名义担保，叫刘放人。但庄世泽最后仍被刘伯龙杀害。至于王冠英，他是读高中时被开除的，开除原因不详。据说王冠英逃到黄平附近，被刘伯龙抓到，后被杀害。
四
1942年我在高中部读书。一天，学校布告栏突然贴出一张告示，说我和叶友三等几个人家乡未沦陷，停止我们的公费。其实，我们是沦陷区的学生，已享受公费几年了。为什么这时忽然停止呢？个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后来才知道，学校以此为要挟，要我们参加“三青团”）。停止公费就不能再吃饭了，更不能再读书了。那时进食堂吃饭，必须先在操场整队挨次而入，8人一桌，由值日老师喊“起立、坐下、开动”，才能动筷吃饭，吃饭时间规定15分钟，规则非常严格。公费停止，就不能再进食堂吃饭。最初几天，是由同班同学张之忠、陈兴儒等把饭从食堂偷出来吃。后来，学校发觉了，就派人在食堂门口检查，并扬言如再有人偷饭，就照样停止公费。这一来，再不敢偷饭给我们吃了。
有一天，我饿急了，找叶友三等几个人说：“我有一个办法看你们敢不敢？如敢，保证有饭吃！”友三问：“有什么办法？”我说：“到车公馆找李校长要饭吃，等他家开饭了，我们就坐上去吃。”友三说：“好！”于是，我们就到了车公馆。
车公馆，是一座花园式的庭院，树木蓊郁，花石杂陈，原是军阀车鸣翼师长的官邸。李超英住在二楼上。上楼时，他家保姆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说：“找李校长”。李坐在饭桌旁，等待开饭，问：“你们有什么事？”我们说：“公费被停止，没有饭吃了，是来吃饭的！”李当即把脸一沉，说：“你们没有饭吃，怎么到我这里来吃？”我说：“你是校长，不找你找谁？”李怒气冲冲的把我们骂了一顿，并示意家人不要把饭菜摆出来，这顿饭，我们当然没有吃成。
晚饭时我们又去。这次，李聪明了，想到我们会再来的，先在楼梯口守得有人，不准我们上楼。我们就在底下喊：
“我们要饭吃！我们要饭吃！”
“你是校长，学生没有饭吃，你不管嘛？”
我们连声的在下面这样喊。
这样，闹了几次，大概李超英也觉得不耐烦了，认为把他一家闹得不安静了。一天，布告栏里终于又贴出一张告示：恢复了我们的公费。我们胜利了！
去年五月，我回铜仁，重去车公馆游了一次。庭院如故，草木已非；对着那座几经岁月剥蚀似曾相识的楼房，回想当年“闹饭吃”的那个年月，随着时光的流逝，再也不复返了，真使我无限感叹！
五
三中的老师，有一批知名的学者，如文学家钱杏村，戏剧家胡苏，教育家黄质夫，画家刘苇，音乐家邱望湘、魏开泰、张尔美等，都在这里教过书。但给我印象较深刻的，有以下几位：
许梦茵，是初中语文老师，江苏人，三十年代作家。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过他。许是当时高中语文课本的编者之一。古文基础深厚，但不喜欢白话文。记得那时有一场“校歌”之争，就是由许首先发难的。校歌歌词作者是校长周邦道。起句是“江通云梦，山接蚕丛”，许批评周说，铜仁的江哪会通云梦？山更不会接蚕丛。为此，在老师中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一次许老师却碰到这样一件事：我们初三乙有个同学叫马祖彝，作文写得很好。一天，许出了个题目，指定用古文写。殊不知马偏用白话文写。等作文本发下来，许在马的作文后批上“狗屁不通”四字，马一看，就来了气，找许老师评理。马说：“什么叫‘狗屁不通’？通了才叫狗屁，不通，你怎么知道是狗屁？你的批语，才是‘狗屁不通’哩！”弄得许老师无言以对。
汪铭竹，是初中语文老师。他在三十年初曾和李金发、戴望舒同是象征派的主要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纪德与蝶》，对当时诗坛影响颇大。他上课时是从不带课本，批评那些课本，没有一本编得好的。他是按自己选编的教材上课的，尤其是新诗，颇受大家欢迎。汪说：他一个字可以教一学期，由于大家水平低，一学期只能教半个字。汪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据说在南京家居时，常因批评国民党当局，被逮捕。幸好妻子俞俊珠是名律师，汪进去了就被保释出来。他离开三中后，曾在贵阳办过“白鸟书屋”，专售进步文艺书刊。并在1940年，掩护过国民党追捕的进步老师——刘苇。
李靖烈，上校主任军事教官。当时高中学生是要受军训的。那时一般学生，对军训教官印象都不太好。但有一次，我们对李教官却改变了看法。1941年，思想统治严厉了，学术自由气氛少了，同学多有怨恨之心，但敢怒而不敢言。一天，举行“总理纪念周”，不知是什么原因？忽然看到校长李超英、高中部主任和李靖烈争执起来，争得非常激烈。这时，李穿着全副武装，以鄙夷的目光看了他们一眼，匆匆走下台阶，只听李超英说了句：“你滚！”李靖烈回过身来，拍拍臀部后的手枪说：“如你们敢，我就对不起！”从此，李就离开学校。他为什么出走？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但从李对校长、主任的强硬态度，却替我们出了口气。
六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铜仁，土匪很猖獗。
1939年秋，我们从铜仁走路到江口去，那时这条路两旁芦苇较多，从芦苇丛中，可以看到被土匪抢劫后杀害的遗体。1940年我们初中毕业时，从江口回铜仁，是学校联系地方派两个荷枪的士兵护送的。
其实，当时铜仁的土匪，官即是匪，匪即是官，官匪是相通的。但其中有一部分，却是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吏治不明，因生活贫困被“逼上梁山”的。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同学，因经济困难，从铜仁走路，经由松桃、秀山、酉阳到重庆去考大学。出发时，他事先在学校准备一些“饭团”作为干粮，背上被卷上路了。岂知当他走到松桃与秀山交界处时，遇上土匪了。土匪得知他是去重庆考大学的，认为是有钱的人，叫把钱拿出来。这位同学，很善于辞令，把手一摊说，没有钱，只有一点“饭团”和随身穿的几件破衣服，你们要那样，就拿那样。并且说，如有钱，也不会走路，早就从晃县坐汽车走了。土匪搜了他的身，果然没有钱。这时，土匪倒象发了善心，反塞给他一把钞票，叫他赶快上路。这是一件真实的事。这种土匪，倒颇有点“打富济贫”的江湖义气，是属于好人一类的。
吴纯俭，男，70岁，浙江蓝溪人。1943年国立三中高中部第六班毕立生。贵州大学毕业后由交通部保送到铁路部门任干部工作。已退休，事迹被编入《中国铁路名人大辞典》。通讯址：贵州凯里市铁路车务段。邮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