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茂云
我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1944年秋考入国立第三中学实验部的。虽然当时我年纪还小，而且在国立三中这所规模宏大的校园里仅上了两年学。但入学时的一些琐事，现在回忆起来，仍令人感到振奋。
夜现金榜
过去录取新生，不像现在个别通知，而是张榜公布，谓之日“出榜”了。榜一般都贴在学校附近的墙上，国立三中的榜（包括高中部，女子部，初中部和实验部），就贴在高中部（现铜仁一中）校门外左边的墙上。记得我们那一年的榜，可能是在下午五六点钟才张贴出来，所以当人们闻讯去看榜的时候，天慢慢地快黑了，于是在榜前的一段街上，（当时叫旅部街）。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灯笼，火把，电筒齐上阵，将榜前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看到榜上有名的则欢呼雀跃，甚至互相拥抱，未见自己名字者则反复照看，直到完全无望为止。唉声叹气者有之，低声啜泣者有之，尤其是外地来的考生更是难过，因为他（她）们都是步行数十里数百里前来报考的。由此可见当年的青少年们不畏艰辛，勇于求知的精神，同时也可看出国立三中这一颗灿烂的文化明珠，牵动着多少居住在黔东，湘西的青少年学子的心啊！
校园生活
由于国立三中建校之初，主要招收沦陷区内不愿做亡国奴的流亡员生，所以师生来源广阔，且都具有一颗为抗击日寇而教，为光复国土而学的决心。因而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既集中了各省优良学校之精华，又适应了各地员生的习尚；学校既有优美恬静学习的环境，又有严格认真的学习制度；既能磨砺身心，又能充实头脑。
实验部设在铜仁火神庙，距庙前约二三十米远，新建的几栋平房，即为教室和办公室。室前纵横交错的林荫小道围绕着小块小块的花圃，使人倍感清新，为学生提供了优雅的学习环境。后山的操场及菜园等，均为师生自己动手所建。一踏进这绚丽多彩的校园，即令人心旷神怡。但更能培养和陶冶人的，却是那别具一格的学习制度。首先是晨操和早读。当晨曦初露时，在火神庙到关帝庙（现地区防疫站一带）的小道旁，在后山操场及菜园周围，在室前花圃及林荫道上，在教室内，到处是一片琅琅读书声。有背语文的，有念英语的，也有牢记数理化公式和史地的。没有一个人在嬉笑玩乐。直到晨操的钟响后，这种自觉的学习才停了下来。其次是诱导学生去观察事物，思考问题，培养写作能力。规定每周都要交周记，周记内容包括学习心得，重要事件及气候变化等等，这是操行得分的主要内容，一点马虎不得。第三是发扬我中华民族勤劳朴实的优良传统，集德智体于一教，学校在劳作课时安排学生开荒种菜，自挖操场，自己动手改善学习环境，自己理发等。在当时教育经费困难，敌占区来的同学吃、住都由国家供给，师生生活非常艰苦的情况下，所得收获对改善员生生活不无小补。每当蔬菜收获，师生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下了晚自习后，同学们抬起了俯伏在桐油灯下的头，伸伸懒腰，稍事休息，即进行睡觉前的晚点名集合。点名后，散队前都要唱一两支歌—《大刀进行曲》、《流亡曲》、《忆江南》等。那一首首的抗战歌曲，勾起了流亡师生对家乡的无限怀念，也激励了同学们为抗战而学、为不做亡国奴而学的“仁义勇毅”的精神意志。
黎明之前
1944年，欧洲战场上苏联开始了反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加强，根据地扩大，万恶的倭奴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于是加紧了正面进攻，妄图一举占领全中国。寇骑已逾贵州独山及湖南洞口。在铜仁也可说是一日数惊，但学校领导并不因此而失措，教学照常进行。记得当时的实验部部主任张尔美老师，曾布置同学们准备一条毯子或小棉被，整理好书包，清点好日常用具，万一要撤走时必须一切听从老师的布置和安排，不要惊惶失措，到处乱跑。充分体现了我中华民族临危不惧的无畏气概。
欢庆胜利，惜别依依
1945年8月，当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震撼大地山河的时候，小小的山城铜仁也沸腾起来了。从早到晚，鞭炮声响彻大街小巷，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日本投降了！”整个校园也沉浸在喜悦的海洋里。沦陷区来的老师和同学更为能返回故里而欣快。当喜讯传来之时，有的奔走相告；有的欢呼雀跃；甚至有高兴得痛哭流涕的。
逾年，学校奉命复员。外籍员生一律资遣回原籍，所留者仅地方学子及无家可归的员生。记得欢送最后一批师友时，是政府派汽车到铜仁来接的。当数辆满载师生的大货车，在高中部门前即将启动时，远行者及送行者皆涕泣嘘唏，语不成声。数载甘苦与共之师生，行将天各一方，不复再相磋于一室矣！车行很远仍在互相挥手致意，依依惜别之情仍萦绕心田。从此，国立第三中学这颗为抗日战争抚育人才，为繁荣黔东、湘西文化作出卓越贡献的灿烂明珠，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而披上了贵州省立铜仁中学的新装。
蒋茂云，男。1944年秋考入国立三中五年一贯制实验班第二期。1946年转入贵州省立铜仁中学。退休前在贵州省第五监狱工作。通讯处：铜仁市：贵州省五监狱。邮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