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民国14年）春天，的莫斯科火车站，蒸汽机车喷吐着白雾，轰鸣声震得站台地面微微发颤。
陈幽拎着棕色皮箱站在人群里，藏青色西装外套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衣袋里的加密介绍信、瓦西里的笔记本，还有伪装身份用的“归国商人”证件，全被他按顺序叠在贴身的内袋里，指尖一碰，就能摸到宣纸的薄韧和皮革的温热。
“去往伊尔库茨克的旅客，请尽快登车！”
站台广播的俄语女声反复回荡，陈幽随着人流踏上列车，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
皮箱刚放进行李架，他就下意识摸了摸箱底——那里被他用刀片割开一道细缝，加密介绍信的备份藏在夹层里，表面贴着一层厚厚的硬纸板，不拆开箱体绝难发现。
列车缓缓开动，窗外的白桦林飞速倒退，陈幽望着逐渐远去的莫斯科城区，忽然想起出发前李同志的叮嘱：“西伯利亚铁路是回国的必经之路，但北洋政府在沿线布了不少眼线，尤其是满洲里、绥芬河这些边境站，盘查得比关卡还严。”
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怀表，表盖内侧贴着一张小小的照片——那是旅欧支部同志帮他拍的“家庭照”，照片上的“妻子”是支部的女同志，“孩子”是当地华侨的女儿，这是他伪装“归国商人”关键的凭证。
列车行驶到第三天，开始进入西伯利亚腹地。窗外的风景从茂密的森林变成茫茫荒原，车厢里的温度也骤然下降，陈幽裹紧外套，注意到斜对面座位上坐着两个穿短打的男人。
他们既不说话也不喝水，只是频频用眼角余光打量过往旅客，袖口露出的半截怀表链，和北洋政府密探常用的款式一模一样。
“先生，要热水吗？”
列车员推着小车经过，陈幽趁机起身，假装接热水，背对着那两个男人，手指却在裤兜里快速摩挲——这是他在学院学的“反侦察技巧”，通过肢体动作掩饰观察，同时用余光记住对方的特征：左边男人嘴角有颗痣，右边男人左手缺了一截小指。
接下来的几天，陈幽故意放慢动作，每天只在餐车停留十分钟，其余时间都待在座位上，要么“翻看”账本（其实是用密写药水写的情报笔记），要么假装打盹，耳朵却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动静。
有一次，那两个短打男人经过他的座位，故意撞了一下他的皮箱，陈幽立刻醒过来，笑着说：“老乡，小心点，里面装的都是给家里带的洋货。”
男人没说话，只是盯着他的皮箱看了几秒，转身走了。
陈幽看着他们的背影，手心已经沁出了冷汗——他知道，这些人没放弃怀疑，只是在等合适的时机。
第七天清晨，列车抵达边境小城奥特波尔，这里是苏俄与中国东北的交界处，也是必经的检查站。
广播刚通知“旅客需携带证件下车接受检查”，陈幽就提前将皮箱从行李架上取下来，打开箱子，把里面的“洋货”——几匹英国产的布料、两瓶法国香水摆得整整齐齐，最上面放着他的“商人执照”和家庭照。
“下一个，证件！”检查站的军警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拿着名册，眼神锐利如刀。陈幽递上证件，心里默念早已背熟的“身份信息”：“姓名陈景明，上海人，在莫斯科做布料生意，这次回来是给家里送货物。”
军警翻看着他的执照，又抬头看了看陈幽，突然问：“上海到莫斯科，走哪条航线？船上的船长叫什么名字？”
这个问题早在陈幽的预料之中——他提前查了最近一班从上海到莫斯科的货轮信息，笑着回答：“走的是苏伊士运河航线，船长是俄国人，叫伊万诺夫，上个月还在船上给我递过烟呢。”
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俄国香烟，递了一根给军警，“同志抽烟，这是在莫斯科买的，味道比咱们国内的烈点。”
军警接过香烟，夹在耳朵上，又翻了翻他的皮箱，手指在箱底摸了摸——陈幽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却故意笑着说：“这箱子是在巴黎买的，就是不经摔，上次在码头碰了一下，底都有点松了。”
军警没说话，又看了看他的家庭照，忽然问：“你女儿多大了？”“五岁了，调皮得很，这次回来就想抱抱她。”
陈幽说得自然，眼眶甚至故意红了些——这是他在学院练过无数次的“情绪伪装”，用细微的表情打消对方的疑虑。
“行了，走吧。”军警终于在执照上盖了章，把证件还给陈幽。
他接过证件，深深舒了口气，拎着皮箱走出检查站，刚踏上前往满洲里的列车，就看到那两个短打男人也跟了上来——他们没查到破绽，却还在盯着他。
列车进入中国东北境内，窗外的风景渐渐有了烟火气。
陈幽趴在车窗上，看到路边的田埂里，几个穿着破烂的农民正弯腰插秧，远处的土路上，一队日本兵骑着马呼啸而过，马蹄踏起的尘土呛得路边的孩子哇哇大哭。
他握紧了拳头，想起在学院里看到的情报——日本关东军正在东北秘密增兵，铁路沿线的据点比去年多了一倍，连村里的保长都要定期给日军送粮食。
“老乡，借个火。”一个穿和服的日本商人走到陈幽身边，手里拿着打火机。
陈幽心里一紧，脸上却笑着递过香烟，用生硬的日语说：“东京……去过，生意……不好做。”他故意装成只会几句日语的商人，避免和对方多聊。
日本商人点点头，嘴里嘟囔着“满洲……大大的好”，转身走了。
陈幽看着他的背影，注意到他腰间别着的不是普通的佩刀，而是日军军官专用的军刀——这些所谓的“商人”，根本就是日本的谍报人员。
列车抵达哈尔滨站时，陈幽终于摆脱了那两个短打男人——他们在车站被苏联军警拦下盘问，大概是身份露了破绽。
他拎着皮箱走出车站，看到街上的店铺一半挂着日本旗，一半挂着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几个日本兵正在搜查行人的包裹，一个卖糖葫芦的老汉因为反抗，被兵卒一脚踹倒在地上，糖葫芦滚了一地。
陈幽赶紧低下头，假装整理皮箱，眼角却看到一个穿长衫的男人朝他使了个眼色——那是旅欧支部安排的接应人员，手里拿着一本卷边的《新青年》，和王特派员给他说的一模一样。
男人走到他身边，低声说：“王特派员让我转告你，上海最近查得严，先在哈尔滨待两天，等风头过了再走。”
陈幽点点头，跟着男人走进一条狭窄的弄堂。
弄堂里的墙面上，贴着“打倒列强”的标语，被日军用黑墨涂得面目全非，只留下几个模糊的字。男人指着一间挂着“修鞋铺”招牌的小店说：“进去吧，里面是咱们的联络点。”
走进修鞋铺，陈幽终于松了口气。
铺子里的老人抬起头，笑着递来一杯热茶：“同志，一路辛苦了。这几天在哈尔滨好好歇着，看看咱们东北的情况——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日本人在这疙瘩的势力，比你想的还大。”
陈幽接过茶杯，温热的茶水顺着喉咙滑下去，心里却沉甸甸的。
他想起在西伯利亚铁路上看到的苏俄农村——虽然贫瘠，却有红军在帮助农民种地；想起东北的田野里，农民们连饭都吃不饱，还要被日军压榨。
他摸了摸贴身的衣袋，瓦西里的笔记本硌得他手心发疼，那里面的情报技巧，此刻仿佛有了重量——他知道，回国后的潜伏任务，比在学院的考核难上千倍万倍，而他面对的，是比“敌营”更凶险的战场。
第二天清晨，陈幽跟着联络点的同志去街上“采买”，其实是观察日军的布防。
走到火车站附近，他看到一大队日军正在训练，坦克轰隆隆地碾过路面，街边的百姓吓得纷纷躲避。同志指着远处的一座小楼说：“那是日军的情报站，里面全是特务，专门抓咱们的人。”
陈幽点点头，将看到的一切默默记在心里——日军的岗哨位置、巡逻时间、情报站的窗户朝向，这些细节或许在将来的任务中，能成为关键的突破口。他忽然明白，李同志让他途经西伯利亚，不仅是为了避开北洋政府的眼线，更是为了让他亲眼看看——这片土地正在遭受怎样的苦难，而他肩上的责任，又有多么沉重。
傍晚回到修鞋铺，陈幽坐在灯下，翻开瓦西里的笔记本，在空白页上用密写药水写下一行字：“东北日军猖獗，百姓困苦，革命之路道阻且长。陈幽，1924.7.28。”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贴在胸口——这里离上海还有千里之遥，但他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战场，一场为了祖国、为了信仰的战斗，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