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剌加大捷的露布如飞燕穿云，掠过大明的山川河海。从泉州港的商船栈到北平府的酒肆茶寮，人人都在谈论远洋舰队的火炮与异域的奇珍，帝国对海洋的热忱正像潮浪般奔涌。可南京紫禁城的暖阁里，朱允炆的目光却早从西洋的帆影上收回，落在案头那册封皮烫金的奏章上 —— 那是教育革新司与礼部联署的《科举改制纲要》，纸页间似都裹着沉甸甸的火药味。
窗外已是建文六年盛夏，宫墙柳上的蝉鸣滚成一团燥热的浪，声嘶力竭得像极了朝堂上的争论。自打这份纲要露了风声，议政堂里就没安生过，连廊下值守的侍卫都能听清里面的拍案声，比三伏天的雷还响。
谁都清楚这改制的分量。先前《皇明宪约》搭好了新的权力架子，《全民教育法案》也让官立小学堂像星火似的在州县里铺开，可若碰不动科举这根 “指挥棒”，所有改革都像隔靴搔痒。读书人寒窗十年，图的不就是 “学而优则仕”？要是入仕还得靠经义诗赋，那新学堂教的格物、数算、地理，顶多是旁门左道，连正经的 “学问” 都算不上。就像农户种庄稼，若只认稻谷不认麦，谁还会费劲去种能饱腹的麦子？
这份纲要的核心内容，往议政堂案上一放，当场就惊掉了半朝官员的茶碗：
其一，废八股。把那套 “代圣贤立言” 的死板格式彻底扫出考场，不准再拿 “破题、承题” 的套话糊弄文章。
其二，设 “三场试”。首场考 “通识”，经史要义、律法条文、公文写法都得会，这是当官的底子；二场考 “实务”，数算得能算清田赋，地理得能看懂舆图，农工水利的法子得能说出个一二三，这是做事的本事；三场考 “专论”，考生从经义、律法、财税、格物、军事、外交里挑一门精的，写策论说对策，这是治国的才干。
其三，扩范围。不光官学毕业生能考，格物书院、武学苑的尖子生，甚至在营造司管过工程、在皇家银行算过账的实干人，只要有推荐、能通过考核，都能进考场。
其四，防舞弊。考卷要 “糊名”，把考生名字盖得严严实实；还要 “誊录”，让专人把考卷重抄一遍再评，免得考官认笔迹徇私。
这哪是改科举？分明是掀了旧规矩的桌子！千年传下来的 “文人政治”，要改成朱允炆想要的 “技术官僚 + 通才治理”，等于要把士大夫的安身立命之本给换了。
果不其然，纲要一进议政会，立马炸了锅。
“祖宗成法岂能乱改！” 翰林掌院宋鹤年拄着拐杖，白发都竖了起来，手指头戳着案几咚咚响，“八股取士是抡才大典！天下士子都指着这条路吃饭，你说废就废，他们怎么办？要逼反天下读书人吗？”
旁边的户部侍郎周敬接着话头，声音都发颤：“经义是修身治国的根本！格物数算那是匠人干的活，怎能跟圣贤之道摆在一起？这是本末倒置，是要祸乱朝纲啊！”
更有人拍着柱子喊：“让匠作、商贾之流也能考科举？这是斯文扫地！以后朝堂上都是些算账的、修桥的，大明还像个礼仪之邦吗？”
反对的声浪裹着怒火，几乎要把议政堂的顶给掀了。这些人不是单纯守旧，科举是他们的晋身梯，是他们作为 “文化贵族” 的最后堡垒，改科举就是动他们的奶酪，怎么可能让步？
支持者这边也不含糊，大多是新起来的技术官僚和格物院出身的官员，还有些看清局势的务实派。格物院卿方维攥着一本水利册，声音亮得盖过了对面的吵嚷：“光会背‘民为贵’有什么用？黄河决堤的时候，是能靠经义堵口子，还是能靠诗赋算土方？如今大明要修铁路、开矿山、练海军，缺的是能干事的人，不是只会空谈的先生！”
“就是！” 兵部主事吴磊跟着站起来，手里举着满剌加送来的军报，“水师要造新炮，得懂格物的人算弹道；要开新航线，得懂地理的人画海图。旧科举能选出这样的人吗？让精通这些的人一辈子困在匠籍里，不是浪费人才吗？”
两边吵得面红耳赤，有人引经据典扯到孔孟，有人拿数据反驳说政绩，甚至有年轻官员吵得差点动手。主持会议的汤和，手里的木槌都快敲断了，嗓子喊得哑了，也压不住这混乱。
朱允炆自始至终没去议政堂，只是在御书房里听着内侍的汇报。直到争论了三天，他才召了齐泰、练子宁和墨衡三人来，指尖轻轻叩着案上的辩论记录，纸上的墨痕被震得微微发颤。
“这样的阻力，朕早料到了。” 他抬眼看向三人，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可这关必须过 —— 不然之前办的学堂、改的律法，都是无根之木，过不了几年就会塌。那些老臣反对，无非是怕丢了地位，怕改了他们熟悉的规矩。你们要做的，不是跟他们硬争，是让他们看到，新制不是断了他们的路，是给他们开了条新路。”
说着，他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两道：“第一，旧科举考中的举人、进士，朝廷都认他们的功名，吏部选官的时候，头三年里多给些机会，让他们有个过渡；第二，新科举录取的人，一旦上任，就把他们干的实事、升的官职都传开 —— 比如谁懂水利，治好了哪条河，升了知州；谁懂数算，算清了哪省的赋税，升了郎中。让那些反对的人看看，新制选出来的人，不是不如他们，是比他们更能干事。”
按朱允炆的意思，教育革新司对纲要做了点微调，加了条 “旧功名过渡条款”，可核心的 “三场试”“扩范围” 这些，半分没让。
接下来的几个月，朝堂上的辩论就没停过，可朱允炆没闲着，把能调动的力气都用了起来。
《金陵新报》连着一个月，头版都用朱红标题写着 “科举不新，大明难强”，还配着格物院学子在田间测土壤、在工坊画图纸的插图，文章里把新科举的好处拆解得明明白白，连街头卖菜的都能看懂。
统计审计司也放了大招，把去年的官员政绩账册搬了出来：江南三府因为知府不懂水利，圩堤没修好，汛期淹了三千顷田，饿了上万人；山西某县知县不会算赋税，让粮商骗走了十万石粮食 —— 这些数据印成小册子，发到了每个官员手里，看得不少老臣哑口无言。
连远在满剌加的周朔，都专门发了封奏报回来，字里行间满是急切：“海军要添新舰，要练炮手，要探新航线，急需懂格物、懂地理、懂数算的人！旧科举选出来的官员，连罗盘都不会用，怎么当海军的官？求陛下速推新制，不然海军难强！”
一边是实实在在的需求，一边是皇帝的坚定态度，再加上那些年轻官员、新学堂学子的呼声越来越高，守旧派的底气慢慢泄了。有几个老臣私下里看了新科举的考题，又听了吏部说的 “过渡政策”，心里的石头也落了些，渐渐不那么硬顶了。
建文七年开春，议政会又一次表决《科举改制纲要》。这一次，反对的人少了些，最终以多出十一票的微弱优势，把纲要给过了。
诏书颁行天下那天，真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江南文风最盛的苏州府，府学里哭喊声一片。老秀才王敬之，捧着祖传的《八股范文集》，手抖得厉害，“啪” 地把书摔在地上，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十年寒窗，天天背‘破题承题’，如今说废就废，我这一辈子的功夫，竟成了笑话！” 还有些举人，原本等着今年考进士，现在看着新科举的 “实务题”，连题目都看不懂，坐在家里唉声叹气，觉得天塌了。
可在格物书院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学子李墨攥着刚印出来的诏书，跑到院子里跳着喊：“咱们算的水利账、画的机械图，以后能进考场了！以后能当官，能做事了！” 旁边的同学围着他，有的举着算盘，有的拿着舆图，笑得比开春的花还艳。
连州县里的官立小学堂，也一下子热闹起来。之前有些家长觉得 “格物数算没用”，不愿送孩子来，现在听说这些能考科举、能当官，都挤着去学堂报名。学堂的先生们乐坏了，上课的时候，学子们听数算、听地理，比以前听经义还认真。
同年秋天，第一次按新制举行的乡试，在各省的贡院里开考了。
贡院的院子里，挂着 “三场试” 的规矩牌，风吹得牌子哗哗响。考场里，景象更是特别：有的考生穿着长衫，埋首在 “经义策论” 的卷子上，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有的穿着短褂，手里捏着算筹，对着 “河工预算题” 飞快地演算，草稿纸堆了一桌；还有的拿着毛笔，在 “水利图纸题” 上仔细勾画，连堤坝的坡度都算得清清楚楚。
监考官走在过道里，看着这一幕，忍不住叹了口气 —— 以前考场里清一色的 “八股文”，现在却这么多样，看着乱，可乱里藏着一股生气，一股破旧立新的勃勃生机。
朱允炆没去贡院，只是在御书房里等着消息。当内侍告诉他 “各省考场秩序井然，新学考生答题踊跃” 时，他拿起案上的新科举章程，指尖轻轻拂过 “三场试” 那几个字，嘴角露出一丝浅笑。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新制度要完善，还得改；新旧官员要磨合，还得等；新科进士要教会他们怎么干事，还得教。可最关键的一步，已经迈出去了。
千年以来，科举就是一条独木桥，只容得下会写经义的人过。现在，他亲手把这桥拓宽了，让懂实务、懂格物的人也能走上来，让 “实学” 这股活水流进了选官的河道里。
华夏的选官制度，就像经历了一场烈火 —— 旧的壳被烧裂了，疼得让人心慌，可火灭之后，里面却长出了新的芽。这是一场涅盘，虽痛，却让大明的官制，看到了真正焕发生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