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卫的漕运码头从没有这样热闹过。当 “金乌” 舰队探索船的主桅刺破晨雾，船舷上 “大明探索司” 的旗帜猎猎作响时，等候的人群先是屏息，随即爆发出比西洋香料船靠岸时更沸腾的喧哗 —— 这喧哗里没有对金银的急切窥探，反倒裹着一种近乎敬畏的好奇，像潮水般漫过码头的青石板。
船板刚搭稳，几个精壮水手便抬着竹筐快步走下，筐里的 “金薯”（红薯）带着新大陆湿润的泥土，表皮还沾着细碎的草根；“玉黍”（玉米）的穗子裹着浅绿苞叶，露在外头的须子已经干透，呈出淡淡的紫褐色；最沉的是那口木匣，打开时银矿石的冷光透过缝隙漏出来，晃得人眼晕。负责接船的吏员不敢怠慢，当即分出两队人：一队捧着作物样本直奔格物书院农学院，另一队护着银矿石往 “火龙” 实验室旁的冶金坊去，脚步快得几乎要小跑起来。
乾清宫的暖阁里，地龙烧得正旺，朱允炆穿着常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案上的奏疏。直到赵德胜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才猛地抬头，眼中的倦意瞬间被精光取代。“路上辛苦了。”
他起身扶住赵德胜的胳膊，没等对方行礼就追问，“新大陆的情形，仔细说给朕听。”
赵德胜风尘仆仆，衣摆上还沾着海腥味，却挺直了腰杆回话：“回陛下，臣等横渡太平洋时遇过三次风暴，多亏造船局新造的船够结实，才撑到‘新金陵湾’。
当地土着性子淳朴，见我们带了农具和布匹，便引着臣等去看他们种的作物 —— 就是陛下现在见到的金薯和玉黍。那金薯长在土里，一棵能挖十几斤，玉黍种在坡上也能活，产量比咱们的粟米高太多了！”
朱允炆的手指顿在案上，目光落在窗外的腊梅上，却像是能透过墙壁看到农学院的玻璃暖房。
“民以食为天。” 他轻声感慨，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这不是普通的作物，是上天赐给大明的救命粮！”
他当即召来内侍，传旨下去：“农学院要把最好的农学家都调过去，暖房里的温度、湿度都要照着新大陆的气候调，务必摸透这两种作物的习性。
开春后，在南北各省选十个州县，先小范围试种，官府要派专人盯着，出了问题立刻上报！”
内侍刚走，冶金坊的奏报也送了进来：银矿石含银量逾三成，还伴生着铜矿，工匠们已经炼出了一小块银锭。
朱允炆扫了一眼奏报，却随手放在一边 —— 比起这看得见的白银，他更看重那些埋在土里的种子。
他太清楚了，粮食够了，百姓才能安身，人口才能增长，应对天灾时才不会慌了手脚，这是比千万两白银更结实的帝国根基。
就在农学家们在暖房里小心翼翼照料作物幼苗时，议政会的争论也终于有了结果。
建文六年的春天，当第一缕春风吹绿紫禁城的宫墙，《全民教育法案》连同厚厚的实施细则，在一片争议声中被敲定。反对的声音不是没有，户部的官员说 “办学要花太多钱”，礼部的老臣皱着眉称 “女子入学不合古礼”，但朱允炆的态度异常坚决 —— 他在议政会的最后一次讨论上，手指敲着案几，声音不高却字字有力：“朕登基时说过，要让天下人有饭吃、有书读。
现在粮种有了，办学的钱，朕从内帑和矿税里挪！至于女子入学，古礼也该跟着时代变，难道女子就不配识文断字吗？”
皇帝的意志像一把定海神针，让法案最终成了帝国的规矩。很快，一场静默却深刻的变革，便在大明的土地上铺开了。
最先变样的是那些靠官道、近漕运的州县。朝廷拨的专款顺着驿站送过来，地方官再凑上些乡绅捐的银子，一座座官立小学堂便如春雨后的笋尖，接二连三地从城厢镇集的街巷间冒了出来。这些学堂大多是青砖瓦房，比普通民宅宽敞得多，窗户上镶着透明琉璃 —— 这几年格物书院改良了烧制工艺，琉璃的价钱降了不少，寻常学堂也用得起了。
学堂门口挂着统一的匾额，写着 “大明官立 xx 学堂”，旁边立着两通石碑，一通刻着朱允炆亲自删改的《圣谕广训》，里头加了 “爱大明、守国法、学格物” 的句子；另一通是《学生守则》，写着 “不迟到、不斗殴、勤洗手” 之类的简单规矩。
招生告示贴在学堂门口的墙上时，总能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免费上学？还管书本笔墨？” 一个穿着短打的汉子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旁边卖豆腐的王婶凑过来，指着告示上 “男女分班，皆可入学” 的字样，声音都变了调：“女子也能上学？这不是要翻天吗？”
守旧的人摇头叹气，可动心的人也不少。
那些在工坊里做活的人家，见惯了账房先生因为识文断字，坐在屋里就能拿比工匠多的工钱，心里早就有了想法。通州的张铁匠就拉着儿子的手说：“去学堂认几个字，以后咱不只是打铁，还能看懂铁匠铺的账本，多好！”
开学那天的景象，真是千奇百怪。
江南苏州府的学堂门口，一个穿绸缎的妇人拽着女儿的胳膊，女儿扭着身子哭：“我不要去，先生要教算学，我怕！” 妇人却硬把她往前推：“怕什么？学会了算学，以后家里的账你也能管！”
北平府通州的学堂更有意思，开学第一天只有七个孩子，先生是刚从师范学堂毕业的周姑娘，她没慌，每天早上站在路口迎孩子，见有孩子光着脚，就连夜做了布鞋送过去；见孩子饿肚子，就从自己的饭里匀出半个馒头。
三个月后，学堂里的孩子就坐满了二十多个，窗户纸都被孩子们的笑声震得嗡嗡响。
学堂的师资参差不齐，有像周姑娘这样满腔热忱却没经验的年轻人，也有被 “官身” 待遇吸引来的落魄老秀才。但教材是统一的，由格物书院的先生们编的，厚厚的一摞，除了《三字经》《千字文》这些老辈子传下来的蒙学书，还多了好几本新鲜玩意儿：《算术启蒙》上画着算盘和小棒，教孩子算加减乘除；《格物图说》里有杠杆、滑轮的图，还有简单的光学原理，比如 “为什么水里的筷子看着是弯的”；《大明疆域与四方风物》更有意思，画着大明的地图，还有新大陆的土着和作物；最薄的是《卫生须知》，用通俗的话写着 “饭前要洗手”“喝开水不生病”，还配着小孩洗手的插图。
江南常州府的学堂里，年轻的林先生正拿着木块和水盆做实验。他站在讲台上，把木块放进水盆里，木块浮了起来；又把一块石头放进去，石头沉了底。“大家看，” 林先生指着水盆，声音洪亮，“船能浮在水上，就是因为它像这木块一样，身子轻，还能排开很多水。咱们大明的宝船，就是靠这道理，才能漂洋过海去新大陆！”
底下的孩子瞪圆了黑眼睛，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怯生生地举手：“先生，那要是船装了很多货，会不会沉呀？”
林先生笑了，伸手摸了摸她的头：“问得好！所以造船的时候，先生们会算好船能装多少货，装多了就会沉，装少了就浪费 —— 这就是算学的用处呀！”
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目光又落回水盆里的木块上，眼里的好奇像星星一样亮。这和他们父辈嘴里 “之乎者也” 的学堂，完全是两个样子。
就在江南的孩子们对着木块水盆惊叹时，北地的田野里也有新鲜事。
清河县的田把式张老栓，开春时蹲在地里，手指戳着红薯秧子，嘴里嘀咕：“这洋玩意儿，光长藤蔓不长穗，能结东西吗？”
旁边的官府吏员笑着说：“张老爹，您别急，这金薯的果子长在土里，等秋天您挖出来就知道了！”
张老栓半信半疑，每天都去地里瞅。
夏末的时候，红薯藤蔓爬满了田垄，绿油油的一片，他拨开藤蔓，看到土里鼓出一个个小疙瘩，心里才有点谱。
到了秋收，他拿着锄头，一挖下去，“哐当” 一声，一个拳头大的红薯滚了出来，接着又是一个、两个…… 最后装了满满一筐，红薯的泥土腥气裹着甜香，飘得满田都是。
张老栓捧着一个红薯，皱纹里都浸着笑，眼泪却忍不住掉下来：“这么多！这要是年景不好，有这玩意儿，咱就饿不死了！”
旁边种玉米的地里也热闹，金黄的玉米棒子挂在秸秆上，剥开苞叶，颗粒饱满得能挤出油来。几个老农围着玉米地，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这玉黍好，耐旱，坡上的地也能种！”“明年我也种，让娃多吃几顿饱饭！”
来自新大陆的作物种子，像一缕新鲜的青芽，悄悄扎进了大明的土地；而源自皇帝意志的新式教育，像一把劈开蒙昧的斧刃，慢慢敲开了百姓的心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枝芽，被小心翼翼地嫁接在大明这棵虬结着三百年年轮的古槐上 —— 一个滋养着百姓的身体，一个启迪着国民的心智。
变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阻力像路边的野草，随处可见。
清河县的老秀才王启年，拿着戒尺堵在新学堂门口，唾沫星子横飞地骂：“一群毛头小子，拿着木块水盆哄孩子，是要把圣贤书都抛到沟里去！读书是为了考科举，不是为了学这些奇技淫巧！” 有家长被他说动，就把孩子从学堂里领了回去。
淮南的豪强李员外更过分，他私下里叮嘱佃户：“识字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敢送娃去学堂，来年租子就加两成！” 有个佃户偷偷送儿子去学堂，被李员外知道了，真的加了租子，最后只能把孩子领回来，孩子哭着闹着要去学堂，佃户只能抹眼泪。
还有些私塾先生，见官立学堂免费招生，自己的学生越来越少，就故意在街头说：“新学堂教的东西没用，以后考秀才还是要考《四书》《五经》，到时候那些学算学的孩子，还不是要回来找我？”
可种子一旦播下，就总会生根发芽。在苏州、杭州这些大城里，有些从官立小学堂毕业的少年，因为会算学、能识字，被新兴的商号、工坊抢着要。苏州的 “同顺号” 商号，招了个叫陈小满的少年当账房学徒，每月给的工钱比在工坊里打铁还多。陈小满的爹拿着工钱，逢人就说：“早知道学堂这么好，我早就送娃去了！”
这些实实在在的例子，比任何说教都管用。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主动把孩子送到学堂；有些佃户，甚至敢跟李员外这样的豪强顶嘴：“娃要上学，您要是加租子，我们就去官府告您！”—— 他们知道，皇帝是支持学堂的，官府不会不管。
朱允炆通过统计审计司和教育革新司，密切关注着各地的动静。他知道，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些现在坐在学堂里的孩子，要等十几年才能成为支撑帝国的力量；作物推广也需要时间，要让更多的农民相信这些 “洋玩意儿”，还得靠一年年的好收成说话。
但他有耐心，每当看到奏报里写着 “某州县学堂新增学生五十人”“某州县金薯亩产达三千斤”，他就觉得，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夜深人静时，朱允炆会站在皇宫的城楼上，望着远处的灯火。他仿佛能看到，几十年后，大明的田野里长满了金薯和玉黍，百姓再也不用为饿肚子发愁；能看到那些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有的成了工匠，造出更结实的船、更锋利的工具；有的成了吏员，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有的成了探险家，去更远的地方，带回更多的知识和物产。
文明的嫁接，总会经历排异和阵痛。就像那些刚种下去的红薯秧子，要经过风吹雨打才能扎根；就像那些刚进学堂的孩子，要经过慢慢适应才能爱上读书。
但朱允炆相信，只要坚持下去，这两棵文明的枝芽，终会在大明的土地上茁壮成长，让这棵古老的巨树，焕发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蓬勃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