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记得华西医院住院部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那味道混着老建筑特有的潮湿气息，像一层黏腻的薄膜，贴在皮肤和鼻腔里，十几年都没散去过。
那年我八岁，脖子右侧长了个拇指大的硬疙瘩，起初以为是普通粉刺，挤不出东西，反倒越肿越大，本地医院切开放脓三次，伤口总不愈合，最后医生挠着头说：“去成都吧，华西能治。”
我妈抱着我坐了五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窗外的稻田和电线杆往后退的时候，我总忍不住摸脖子上的纱布——里面的疙瘩像颗生了根的石子，不动的时候隐隐发疼，一按就钻心地痒。
到华西那天是个阴天，住院部的老楼爬满爬山虎，叶子绿得发黑，护士领着我们往三楼病房走时，楼梯间的声控灯总在脚步声停下的瞬间熄灭，黑暗里能听见头顶管道滴水的声音，“嘀嗒、嘀嗒”，像有人在数着我们的脚步。
我们住的是三人间，靠窗的床位住着个戴眼镜的阿姨，中间床位空着，我被安排在最里面靠厕所的那张床。床板很硬，铺着洗得发白的蓝条纹床单，我刚坐下，就觉得后背贴到了什么凉飕飕的东西，伸手一摸，是墙缝里渗出来的水珠。
“这楼年头久了，潮得很。”护士一边帮我量体温一边说，体温计夹在腋下的时候，我瞥见她胸前的工作牌，照片上的她笑得很甜，可现实里她的眼神总往我床底瞟，像藏着什么心事。
住院的第一晚，我就做了梦。
梦里没有光，只有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黑，我站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脚下的地面软乎乎的，踩上去像踩在棉花上。突然，远处传来“哐当”一声，像是铁门被撞开，接着是整齐的脚步声，“噔、噔、噔”，越来越近。
我想跑，可腿像灌了铅，只能眼睁睁看着几个黑影从黑暗里走出来——他们穿着灰绿色的衣服，领口和袖口有磨损的痕迹，帽子上没有徽章，手里拿着长长的东西，反光的部分在黑暗里一闪一闪，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刺刀。
他们不说话，只是围着我转圈，脚步声越来越快，圈子越缩越小。我听见有人在耳边喘气，热烘烘的，带着一股铁锈味。
突然，一个黑影举起刺刀，朝我面前的什么东西刺了下去，“噗嗤”一声，像刀子扎进肉里。我吓得尖叫，想喊爸妈，可喉咙像被堵住，发不出一点声音。
这时候，有个黑影凑到我耳边，说了句什么，声音很沙哑，像砂纸在磨木头，我听不懂，只觉得那股铁锈味更浓了，呛得我眼泪直流。
“你走！你走！我不要你！”
我是被我妈的哭声惊醒的。睁开眼时，天刚蒙蒙亮，病房里的灯还没开，我爸蹲在床边，眼圈通红，我妈抱着我的胳膊，手在发抖。
“娃儿，你昨晚喊了一整夜，你知不知道？”我妈说话的时候，声音还在颤，“你一直喊‘你走’，我们怎么叫你都醒不过来，差点就去叫医生了。”
我摸了摸自己的嗓子，又干又疼，像真的喊了一整夜。梦里的场景还在脑子里转，那些穿灰绿色衣服的人，那把闪着光的刺刀，还有耳边的铁锈味，都真实得可怕。
“我梦见有人拿刀杀人。”我小声说，我爸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们，肩膀绷得很紧。
接下来的三天，每晚都是同样的梦。
梦里的场景没变，还是那个黑暗的房间，还是那些穿灰绿色衣服的人，只是每次他们杀人的位置都离我更近。
第二天晚上，我看见刺刀上沾了红色的东西，顺着刀刃往下滴；第三天晚上，有温热的液体溅到我脸上，我摸了一把，黏糊糊的，还是那股铁锈味。
每晚我都会喊“你走”，声音一次比一次大，我妈开始整夜守着我，我一喊，她就晃我的胳膊，可我醒不过来，只能在梦里被那些黑影围着转。
我爸找过医生，医生说可能是手术前的焦虑，开了点助眠的药，可吃了之后，梦做得更清楚了。
有天早上，我爸喂我喝粥的时候，突然问：“娃儿，你梦里那些人，穿的是不是像电视里打仗的衣服？”我愣了一下，点头说：“是灰绿色的，有帽子。”我爸手里的勺子“当”地掉在碗里，粥洒了一地。
直到第五天，中间床位住进来一位老爷爷，才打破了这诡异的循环。
老爷爷姓赵，头发全白了，背有点驼，说话声音很轻，总是笑眯眯的。他是来复查心脏的，儿子每天中午来送一次饭，其余时间都一个人坐在床上看报纸。
我妈跟他聊天的时候，无意间说起我每晚做噩梦喊“你走”的事，老爷爷手里的报纸突然停住了，他抬起头，眼神直直地看向我的床，眉头皱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