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年 11 月 18 日的肇东，已经冷得能哈出白气。四站镇坐落在松嫩平原的边缘，一条土公路穿镇而过，把镇子分成东西两半。东边是庄稼地，西边是住户，大多是土坯房，房檐下挂着串起来的红辣椒和玉米棒子。傍晚五点多，天就黑透了，只有镇中心的 “帝王酒店” 还亮着灯，玻璃上蒙着一层薄霜，能隐约看到里面划拳喝酒的人影。
没人知道，再过半小时，这条安静的土公路上，会溅满鲜血；那些此刻还在说笑的人家，会在猎枪的轰鸣声中，彻底碎成粉末。
东兴村的村口，姜立明的药店是最显眼的 ， 不是因为大，是因为门口挂着块红漆写的木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 “立明药店”。铺子就十平米，货架是用旧木板钉的，第一层摆着感冒通、去痛片，第二层是给牲口用的消炎针，第三层堆着几袋板蓝根，袋子上落了点灰。
姜立明今年 22 岁，个子不高，皮肤白净，说话声音小，跟人对视会下意识低头。他不是四站镇人，是三年前跟着父母从邻县迁来的，父母去世后，他就靠着这家小药店过活，后来娶了邻村的姑娘张兰，日子才算有了点奔头。
张兰每天中午会来送饭，大多是玉米粥和咸菜，偶尔会炒个鸡蛋。两人就在柜台后坐着吃，姜立明会给张兰夹一筷子鸡蛋，说 “你多吃点，下午还要喂猪”。张兰总是笑，说 “你也吃，看你瘦的”。
药店的生意不算好，但够糊口。镇上的人都知道，小姜的药比镇卫生院便宜， 卫生院的感冒通卖五毛，他卖三毛五；卫生院的红霉素软膏卖一块二，他卖九毛。有人问他 “为啥卖这么便宜”，他只会说 “都是街坊，别赚太多”。
麻烦是从 1995 年 7 月开始的。那天下午，镇卫生院的院长侯晨清和副院长白慧晨，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走进了药店。侯晨清五十多岁，头发梳得油亮，手里拿着个保温杯；白慧晨四十出头，脸上带着横肉，进门就往柜台边一靠，说 “小姜，这药店你别开了”。
姜立明手里的记账本 “啪” 地掉在地上，他蹲下去捡，手指都在抖：“侯院长，我没犯啥错啊……”
“没犯错？” 白慧晨冷笑一声，“你这药有正规手续吗？进货渠道合法吗？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这是非法经营！”
侯晨清慢悠悠地喝了口茶，说 “小姜，不是我们为难你。我有个朋友，想在这开家正规药店，你月底前搬出去，我们就不追究你以前的事。不然，你这药得全扣了，还得罚钱”。
姜立明知道，这不是 “为难”，是明抢。他的药确实没全办手续， 镇上哪家小药店有全手续？可他不敢跟侯晨清硬刚，侯晨清是镇里的 “大人物”，跟派出所的周守芳所长是拜把子兄弟，他一个外来户，怎么斗得过？
那天晚上，姜立明没睡觉。他坐在柜台后，看着货架上的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张兰劝他 “要不就搬吧，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他摇头：“搬了去哪？这是咱们唯一的活路。”
他想到了一个 “办法”， 托邻县的表哥，进一批便宜药。表哥在哈尔滨做药材生意，能拿到 “渠道货”。姜立明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包括张兰的陪嫁钱， 那是张兰母亲临死前留的，用红布包着，藏在床板下。
“立明，这钱不能动啊……” 张兰拉着他的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没事，” 姜立明攥着她的手，眼神很亮，“这批药卖完，咱们就能多撑一阵，说不定侯院长他们就忘了这事了。”
9 月 12 号，药到了。两大箱，用麻袋裹着，表哥雇了个三轮车送过来。姜立明连夜把药搬进店，打开一看，有治咳嗽的甘草片，有给小孩退烧的安瑞克，还有几盒头孢 ， 都是镇上人常用的药。他心里松了口气，想着 “这下能撑到年底了”。
可他没撑到三天。9 月 15 号早上，周守芳带着两个民警，开着警车来了。周守芳四十多岁，满脸胡茬，腰间别着把 77 式手枪，进门就喊 “姜立明，把你进的假药交出来”。
姜立明懵了：“周所长，这不是假药，是正规药……”
“正规药？有手续吗？” 周守芳一挥手，两个民警就把那两箱药抬上了警车。姜立明追出去，抓住周守芳的胳膊：“周所长，这是我的全部家当啊，你不能抬走！”
周守芳甩开他的手，冷笑：“这是侯院长举报的，你要找，找他去。”
姜立明去了卫生院，侯晨清不在；去了白慧晨家，白慧晨关着门，喊 “别来烦我”。他站在土公路上，看着警车开远，突然明白过来 。
侯晨清、白慧晨、周守芳，这三个人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要把他逼死。
那天晚上，姜立明喝了半瓶高粱酒，酒是散装的，辣得他嗓子疼。他红着眼对张兰说：“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们好过。” 张兰以为他只是气话，抱着他哭，说 “咱们别跟他们斗了，咱们走，去别的地方”，可姜立明没说话，只是盯着墙上的日历，手指在 “侯晨清”“白慧晨”“周守芳” 这三个名字上，一遍遍地划。
冯万海比姜立明大四岁，是四站镇土生土长的人。他家在镇子西边，一间土坯房，屋顶盖着茅草，下雨的时候会漏。父母死得早，他带着弟弟冯万江和两个妹妹过活，最大的妹妹才十岁，最小的才六岁。
全家的生计，全靠一辆北京 212 吉普车。那车是二手的，绿色，车身到处是划痕，引擎盖还少了颗螺丝，是冯万海去年凑了五千块钱买的。他靠拉客挣钱，镇上到肇东市区，一趟十块钱；镇上到邻村，一趟五块钱。
冯万海是个实在人。拉着老人，他会帮忙把东西搬上车；拉着小孩，他会给颗糖；遇到没钱的，他会说 “下次再给”。镇上的人都愿意坐他的车，说 “万海心眼好”。
每天早上五点，冯万海就会把车开出来，停在镇口的老槐树下等客。妹妹们会早早起来，帮他擦车；弟弟冯万江会去捡点柴火，中午给哥哥烧饭。冯万海会摸着妹妹的头，说 “等哥挣了钱，给你们买新衣服”。
1995 年 1 月 8 号，是冯万海人生的转折点。那天中午，他跟朋友曹学军、杨晓明去 “帝王酒店” 喝酒。曹学军家是开粮站的，有钱，穿得光鲜；杨晓明家是开小卖部的，也不差钱。三人点了盘花生米、一盘猪头肉，要了瓶高粱酒，喝得兴起。
邻桌坐着个叫李玉芳的青年，也是镇上的，跟曹学军以前有过矛盾。李玉芳喝多了，撞了下曹学军的酒杯，酒洒了曹学军一身。曹学军骂了句 “你眼瞎啊”，李玉芳也骂了回去，两人就打了起来。
冯万海和杨晓明见状，也冲了上去。冯万海喝得有点多，抄起桌上的酒瓶子，就往李玉芳头上砸 ，“砰” 的一声，李玉芳当场就倒了，头上的血顺着脸往下流。
几个人都懵了。曹学军最先反应过来，说 “快跑”，三人就往酒店外跑。
李玉芳被送到了肇东市医院，诊断为 “重伤”，颅骨骨折，颅内出血。他的家人报了警，周守芳带着民警很快就找到了冯万海三人。
按规矩，致人重伤，得先刑拘，然后走司法程序。可周守芳没抓人，只是把三人叫到派出所，说 “你们拿 9000块给李玉芳看病，这事就算了”。
曹学军家里有钱，当天就拿了 3000 块；杨晓明也拿了 3000 块。可冯万海拿不出 ， 他手里只有刚拉客挣的 80 块钱。
“周所长，我真没钱……” 冯万海蹲在派出所的地上，头埋在膝盖里。
“没钱？” 周守芳踢了他一脚，“没钱就去借！三天之内，必须把钱交上来，不然就把你关起来！”
冯万海挨家挨户去借钱。他去了姑姑家，姑姑说 “家里也穷”；去了舅舅家，舅舅说 “你这是惹了大祸，我可不敢帮你”；去了邻居家，邻居说 “万一你还不上，我咋办”。跑了一天，只借到 500 块。
三天后，周守芳又找到了他，说 “9000 块花完了，你们仨每人再拿 7000 块，不然李玉芳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都得坐牢”。
曹学军和杨晓明又交了钱，可冯万海还是拿不出。那天，他正拉着一个客人去肇东，半路上被周守芳拦下了。周守芳坐在警车里，说 “冯万海，跟我回家取钱”。
冯万海开着吉普车在前头，警车跟在后头。快到家门口时，他心里慌了 ， 家里根本没钱，回去也是白搭。他突然一打方向盘，跳下车就往玉米地里跑。
周守芳没追。他走进冯万海家，看到破破烂烂的土坯房，看到三个瘦得像小猫一样的孩子，看到冯万江手里的糠窝窝，心里也知道冯万海确实没钱。可他没放过大车，直接把北京212 开回了派出所，说 “这车抵押，啥时候有钱，啥时候来取”。
车子被扣后，冯家彻底断了收入。冯万海白天躲在亲戚家的柴房里，晚上才敢回家。他看着妹妹们吃不饱饭，看着弟弟去捡别人扔的烂土豆，心里像被刀扎一样疼。
更让他窝火的是，他好几次看到曹学军和杨晓明在镇上溜达， 曹学军开着新买的摩托车，杨晓明手里拿着糖葫芦，有说有笑，仿佛那天的打架事件从没发生过。
“凭啥他们交钱就没事，我没钱就要被抓？” 冯万海坐在柴房里，手里攥着根木棍，把木棍都攥断了，“周守芳肯定收了他们的钱，把罪责都推到我身上！”
8 个月后，冯万海的弟弟冯万江找到了周守芳。冯万江才 16 岁，个子不高，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说 “周所长，车是家里的，不是我哥一个人的，你把车还我们吧，我们要靠车吃饭”。
周守芳坐在办公桌后，抽着烟，说 “可以，拿 1200 块停车费，车就给你”。
冯万江东拼西凑，借了 1000 块。他把钱递给周守芳，说 “周所长，剩下的 200 块，我们以后再给，你先把车给我们吧”。
周守芳把钱揣进兜里，说 “差 200 块不行，啥时候凑够了，啥时候来取”。
那天，冯万海躲在派出所门外的树后，看着弟弟低着头走出来，眼泪顺着脸往下流。他咬着牙，对自己说 “周守芳，曹学军，杨晓明，我不杀你们，誓不为人”。
1995 年 7 月 23 号，下着小雨。四站镇的小酒馆里，没什么客人。冯万海躲在角落里，点了盘花生米，要了瓶散装酒，慢慢喝着。他不敢回家，怕被周守芳的人抓；也不敢去亲戚家，怕给人家添麻烦。
就在这时，姜立明推门进来了。姜立明浑身湿透了，头发贴在脸上，手里攥着个酒瓶子，也点了盘花生米，坐在了冯万海对面。
两人以前见过几面 。
冯万海拉客时，偶尔会拉姜立明去邻村；姜立明也给冯万海的妹妹看过病，没收钱。但没说过几句话。
“你也来喝酒？” 冯万海先开了口，给姜立明倒了杯酒。
姜立明端起酒杯，一口喝干，辣得他咳嗽起来：“没法活了，喝点酒，解解愁。”
冯万海也喝了口酒，说 “我也没法活了，车被扣了，一家人快饿死了”。
那天，两人聊了很多。姜立明说自己的药店被抢，家当全没了；冯万海说自己的车被扣，被周守芳和曹学军、杨晓明欺负。越聊越投机，越聊越激动，眼泪都下来了。
“他们不让咱们活，咱们也别让他们好过！” 姜立明拍着桌子，酒瓶子都倒了，“咱们干票大的，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
冯万海盯着酒杯里的酒，酒里映着他通红的眼睛。他想了想妹妹们吃不饱饭的样子，想了想弟弟委屈的眼泪，点了点头：“好，干票大的！”
从那天起，两人几乎天天黏在一起。姜立明把药店关了，门上挂了块 “转让” 的木牌，可没人敢要，都知道这是侯院长要的地方。冯万海也不躲了，白天跟姜立明在镇上晃悠，观察侯晨清、白慧晨、周守芳等人的行踪。
他们在姜立明家的炕上，画了张 “复仇地图”。
用铅笔在纸上画了镇里的街道，把要杀的人的住址都标了上去：侯晨清家在镇东头，白慧晨家在镇中心，周守芳家在派出所旁边，曹学军家在粮站附近，杨晓明家在小卖部后面。
“先杀你的仇人，再杀我的仇人。” 姜立明指着地图，眼神很冷。
“好。” 冯万海点了点头，手里攥着根铅笔，把铅笔尖都攥断了。
9月开始，他们着手准备武器。姜立明家里有支双筒猎枪，是 1993 年他父亲活着时买的，用来打兔子，一直藏在床底下。他把枪找出来，擦了擦，还能打响。
“一支枪不够。” 姜立明说，“咱们得再弄支枪，还要子弹。”
他托邻县的表哥，弄了支小口径步枪 ，这种枪能装 11 发子弹，虽然威力不大，但能连续射击。表哥还帮他弄了 100 多发子弹，用报纸包着，偷偷送了过来。
11 月 11 号，两人去了肇东市的一家渔具猎具商店。商店在肇东市的老街上，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王。姜立明和冯万海走进店里，没说太多话，直接说 “要 300 发十六号猎枪子弹”。
王老板看了他们一眼，没要任何证件，从柜台底下拿出个纸箱子，说 “300 发，150 块”。
姜立明付了钱，冯万海把子弹装在背包里，两人就走了。十六号猎枪子弹威力大，近距离能打倒牛马，打在人身上，就是一个大窟窿 ， 他们知道，这种子弹，能一下子把人打死。
买完子弹后，两人去了镇上附近的深山练习枪法。深山里没人，只有风吹过树林的声音，树叶沙沙响，像在哭。姜立明端着猎枪，对着树干开枪~“砰！” 枪声在山谷里回响，树干上出现了一个大窟窿，木屑溅得到处都是。
冯万海拿着小口径步枪，对着远处的石头连射~~~“砰砰砰！” 子弹打在石头上，迸出火花。他练得很认真，汗水顺着脸往下流，手臂都酸了，也不停。
“差不多了。” 练了一周多，姜立明说，“11 月 18 号晚上，动手。”
冯万海点了点头，看着手里的步枪，眼神里没有了以前的温和，只有冰冷的仇恨。
1995 年 11 月 18 日，傍晚 6 点。四站镇已经黑透了，寒风卷着雪沫子，打在土坯房的墙上，发出 “呜呜” 的声响，像鬼哭。街上没人，只有几家小卖部还亮着灯，灯光昏黄，在黑暗中像个小亮点。
姜立明和冯万海背着枪，走出了姜家的门。姜立明穿了件黑棉袄，棉袄上沾了点灰；冯万海穿了件军绿色的旧外套，里面是件单衣。两人都没说话，脚步很轻，像猫一样，沿着土公路往前走。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姜立明的情人侯春华家。侯春华是侯晨清的远房侄女，二十多岁，长得漂亮，以前跟姜立明处过对象。姜立明给她买过新衣服，给她送过药，可后来侯春华嫌他穷，跟了镇上的一个煤老板，还到处说姜立明的坏话 ，“小姜就是个穷酸样，还想跟我处对象”。
姜立明恨她，恨她骗了自己的感情，恨她落井下石。
侯春华家在镇子西边，一间砖房，院子里拴着只狗。冯万海捡起块石头，砸向狗。
狗叫了一声，就没动静了。两人翻过院墙，走到门口，姜立明一脚踹开了门。
屋里亮着灯，侯春华没在，只有她的丈夫李永斌、弟弟李永军，还有四个朋友在屋里打牌。桌上摆着花生米、猪头肉，还有一瓶高粱酒，麻将牌散落在桌上。
“谁让你们来的？” 李永斌刚站起来，手里还攥着张麻将牌，姜立明就扣动了扳机。
“砰！” 猎枪的声音在小屋里炸开，震得窗户玻璃都嗡嗡响。李永斌和李永军当场倒在地上，鲜血溅满了麻将桌，麻将牌被染成了红色。
剩下的四个人吓得趴在地上，浑身发抖，有人还在哭：“别杀我，我跟你们无冤无仇……”
冯万海端着小口径步枪，看着姜立明。姜立明咬着牙，说 “都杀了，不然他们会报警，咱们还有很多人要杀”。
冯万海点了点头，对着四个人连开 11 枪...“砰砰砰！” 枪声不停，屋里的哭声和求饶声渐渐没了动静。鲜血顺着地板流到门口，在门槛上积成了小水洼。
走出侯春华家，两人身上都沾了血。姜立明掏出块布，擦了擦猎枪上的血；冯万海也擦了擦步枪，手指在扳机上蹭了蹭，有些发抖。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可看到地上的血，他心里没有害怕，只有一种奇怪的 “痛快”。
他们没停，又走了十多米，到了肖宏伟家。肖宏伟是侯春华的表哥，以前帮着侯春华说过姜立明的坏话，还跟侯晨清一起，劝姜立明搬药店。
肖家四口人正在吃饭。桌上摆着白菜炖粉条、馒头，还有一碗咸菜。肖宏伟的妻子正在给孩子喂饭，孩子还在闹着要喝汤；肖宏伟的父母坐在旁边，慢慢吃着馒头。
冯万海一脚踹开门，姜立明举枪就射 ~“砰！” 散弹枪的威力很大，四个人都被轰倒在地，馒头和白菜撒了一地，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
冯万海怕有人没死，又拿着步枪挨个补了一枪。他走到孩子身边，孩子才五岁，眼睛还睁着，看着他。冯万海心里颤了一下，还是扣动了扳机~“砰！”
走出肖家，街上已经能听到远处的哭声了。有人听到了枪声，不敢出来，只能躲在屋里哭。姜立明和冯万海没管，又走向了白慧晨家。
白慧晨家在镇中心，是间两层小楼，比镇上其他人家都气派。听到外面的枪声，白慧晨已经知道不好了。他从床底下翻出把菜刀，躲在门后，手心全是汗。
姜立明和冯万海推开门，白慧晨举着菜刀，喊 “别过来！” 可看到两人手里的枪，他立马扔了菜刀，“扑通” 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小姜，我错了，我不该逼你搬药店，你饶了我吧！我给你钱，给你找地方开店，你别杀我……”
姜立明没说话，走到他面前，直接开枪 ~“砰！” 白慧晨的脑袋被轰掉了大半个，鲜血和脑浆溅满了墙壁。
冯万海又去了里屋，把白慧晨的老婆和孩子杀了。白慧晨的老婆抱着孩子，躲在衣柜里，被冯万海拉了出来。孩子才三岁，哭着喊 “妈妈”，冯万海没犹豫，一枪打穿了孩子的脑袋，又一枪杀了白慧晨的老婆。
屋里的血顺着楼梯流到一楼，在客厅里积成了一片，踩上去 “咯吱” 响。
杀完姜立明的仇人，轮到冯万海的目标了。两人骑着姜立明的自行车， 那是辆旧自行车，车胎有点瘪 。
先去了曹学军家。
曹学军没在家，只有他的老婆白雪在看电视。白雪二十多岁，长得清秀，看到姜立明和冯万海举着枪进来，吓得从沙发上滑到地上，哭着说 “你们是谁？要干啥？”
冯万海用枪抵住她的头，声音很冷：“曹学军去哪了？”
白雪吓得浑身发抖，说 “他去‘GE 火锅城’喝酒了，你们别杀我，我跟他说，让他给你们钱……”
冯万海没放过她，一枪打穿了她的脑袋。白雪倒在地上，眼睛还睁着，盯着电视， 电视里还在放着小品，笑声和枪声混在一起，格外刺耳。
走出曹学军家，两人背着枪，大摇大摆地去了 “GE 火锅城”。火锅城里很热闹，烟雾缭绕，人们围着桌子吃火锅，说话声、笑声、酒杯碰撞声混在一起，没人注意到这两个浑身是血的人。
刚进门，冯万海就看到了周守芳。周守芳正和几个人喝酒，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一盘毛肚、一盘羊肉卷，还有一瓶白酒。他喝得微醺，脸上通红，正跟旁边的人说笑，手里还拿着个酒杯。
周守芳也看到了他们，可他没当回事，他以为这两个是来寻衅滋事的，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他站起来，喊 “你们俩想干啥？赶紧出去，不然我抓你们！”
他随身带着那把 77 式手枪，插在腰间，可他没来得及掏出来 ，姜立明已经扣动了扳机。
“砰！” 猎枪的声音在火锅城里炸开，人们吓得尖叫起来，纷纷往桌子底下躲。周守芳当场倒在地上，鲜血溅满了桌子上的火锅，汤溅得到处都是。
姜立明怕他没死，又补了几枪，直到周守芳没了动静。他走过去，从周守芳的腰间搜出那把 77 式手枪和 6 发子弹，揣进了自己的兜里。
没找到曹学军，两人有些不高兴。走出火锅城，街上已经乱了。
有人在哭，有人在跑，有人在喊 “杀人了！” 姜立明和冯万海没管，决定抢辆车， 剩下的仇人住得分散，走路太慢。
他们在街边拦了辆北京 202S 吉普车。司机是镇上的工人张喜春，三十多岁，正开着车准备回家。看到两人举着枪，张喜春吓得浑身发抖，赶紧从车上下来，说 “大哥，车给你们，你们别杀我，我上有老下有小……”
姜立明抬手开了一枪，子弹打在张喜春的腿上。张喜春疼得在地上打滚，喊 “疼死我了！” 两人没管他，开着车扬长而去。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他们又去了刘守春家（刘守春是姜立明的情敌），以前跟姜立明抢过张兰；纪文华家（纪文华是个体药店业主），曾抢过姜立明的生意；赵殿林家（ 赵殿林是曹学军的朋友），以前帮着曹学军欺负过冯万海；刘桂杰家（ 刘桂杰是冯万海的债主），逼冯万海还过钱；侯晨清家（侯晨清是卫生院院长），是逼姜立明搬药店的主谋；黄福斌家（黄福斌是周守芳的朋友），以前帮着周守芳找过冯万海。
每到一家，都是满门抄斩。侯晨清家有五口人，全被杀死在屋里；黄福斌家有三口人，也没一个活下来。到晚上 8 点多，四站镇已经死了 30 多人，伤了 10 多个，街上到处是哭声和枪声，血顺着土公路流，在雪地里积成了红色的小溪。
当时镇上只有 4 名警察，其中一个在休假，周守芳已经被杀，剩下的两个警察躲在派出所里，不敢出来 。
他们只有手铐和警棍，根本打不过拿着猎枪的歹徒。
杀完四站镇的仇人，两人又开着车去了五里明镇，想杀那里的派出所所长刘志敏。
刘志敏以前帮周守芳找过冯万海，还说 “冯万海就是个亡命徒，抓起来就得重判”。
可刘志敏当天没在镇上，去肇东市开会了。两人没找到人，就在路上随便杀了个挑担子的农民，那农民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挑着两筐白菜，正要去镇上卖。他看到吉普车开过来，想躲，可没躲开，被吉普车撞倒在地。冯万海又下车，对着老人补了一枪。
后来汽油用尽，他们又在五里明镇新兴村抢了两辆吉普车。第一辆车上有两个人，他们杀了一个，伤了一个；第二辆车上有三个人，他们杀了一个，伤了两个。晚上 8 点半，怕警察追来，他们扔了车，又抢了一辆吉普车，杀了一个司机，伤了三个乘客，然后往肇源方向开去，准备继续杀人。
他们觉得，杀得还不够多。
那时，乡镇警察的装备和反应速度都有限。四站镇的报警电话打到肇东市公安局时，已经是晚上 8 点多。
是镇上的一个小卖部老板，躲在柜台后，用座机打的。
“喂，公安局吗？四站镇杀人了！杀了好多人！” 老板的声音都在抖，“两个歹徒，拿着猎枪，见人就杀！”
肇东市公安局一听，立马慌了， 这么大的案子，从没遇到过。局长亲自下令，成立专案组，调集了刑警队、武警中队的警力，带着 56 式冲锋枪，往肇源方向追击。
当时的通讯很不方便，警察只能靠对讲机联系；路也不好走，土公路坑坑洼洼，警车开得很慢。直到晚上 9 点 40 分，警察才在肇源和肇东交界的一片玉米地里，追上了姜立明和冯万海。
玉米地已经收割完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玉米秆，在寒风中摇晃。姜立明和冯万海正躲在玉米秆后面休息，吉普车停在旁边，车灯还亮着。
“不许动！放下武器！” 警察拿着冲锋枪，对着玉米地喊。
冯万海先开了枪 ~“砰！” 猎枪的子弹打在警察旁边的地上，溅起一片泥土。警察立马还击，“哒哒哒！” 冲锋枪的声音在玉米地里炸开，玉米秆被打得折断，到处都是碎屑。
冯万海没躲过去，身上中了三枪 ， 一枪打在胸口，一枪打在胳膊，一枪打在腿上。他倒在地上，手里还攥着那支小口径步枪，嘴里吐着血，说 “我没杀够……” 然后就没了呼吸。
姜立明腹部中了弹，躲在一棵大树后面，还在反抗。他拿着从周守芳身上搜来的 77 式手枪，对着警察开枪，可他没什么力气了，子弹打偏了，只打伤了一个联防队员的胳膊。
警察不敢靠近，姜立明手里还有枪，而且天黑，怕伤到自己人。双方僵持了一个小时，到晚上 10 点半，姜立明因为失血过多，视线开始模糊，他连眼前的玉米秆都看不清了。
他知道自己跑不了了，也活不成了。他靠在大树上，从兜里掏出那把 77 式手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想了想张兰。
张兰现在在哪？是不是已经跑了？会不会安全？
然后，他扣动了扳机~“砰！”
枪声在玉米地里回荡，很快就消失在寒风中。
警察上前检查时，姜立明已经没了呼吸，眼睛还睁着，盯着远处的四站镇。
那里有他的药店，有他的妻子，有他曾经的生活。
这场持续 3 小时的血案，最终以 32 人死亡、16 人受伤、37 个家庭破碎告终。这是黑龙江省改革开放后最大的持枪杀人案，直到现在，四站镇的老人提到那天晚上，还会忍不住发抖。
后来，警察在姜立明家的炕下，找到了那张 “复仇地图”，上面的名字都被圈了起来，有些还画了叉；在冯万海家的柴房里，找到了他给妹妹们买的新衣服，还没拆封，叠得整整齐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