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朱元璋的“超级管家”与明初“职场老油条”——一个从创业功臣到全家抄斩的悲剧大佬
第一章 定远“乡野cEo”：没考功名的读书人，专管“家长里短的大事”
公元1314年，安徽定远的一个普通农户家里，迎来了个男娃。这家人姓李，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没读过书，却执意要给儿子取个“有文化”的名字——李善长，字百室。按他爹的想法，“善长”就是“擅长做事”，“百室”就是“能管百家事”，没想到这名字跟开了光似的，把李善长一辈子的活计都给定了性：专管“别人管不了的杂事”。
李善长小时候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的娃在田埂上追蝴蝶、摸鱼虾的时候，他蹲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看村里的老秀才读《史记》；别的娃吵着要糖葫芦的时候，他缠着秀才问“刘邦为啥能打赢项羽”。秀才被问烦了，就跟他说“刘邦有萧何，管后勤、定规矩，你要是生在汉朝，说不定能当第二个萧何”。这话李善长记了一辈子，后来真就成了朱元璋的“萧何”——只不过结局比萧何惨多了。
不过年轻时的李善长，可没想着当“萧何”，他连科举都没考。不是没本事，是觉得元朝的科举太“扯”——考官看你是不是蒙古人，比看你文章写得好不好重要多了。汉人想考中，比登天还难。李善长索性放弃了“考公”这条路，在村里当起了“民间调解员”兼“家族大管家”。
他干的第一件“大事”，是调解村里张老三和李老四的宅基地纠纷。张老三说“这地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李老四说“我爹当年买的时候有文书”，两人吵得要动手，村长都管不了。李善长来了，没说谁对谁错，先去地里量了尺寸，又去县里查了土地档案，最后拿出证据：“这地一半是张老三爷爷的，一半是李老四爹买的，当年你俩爷爷是好兄弟，口头约定一人一半，没写文书。”然后又劝两人：“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不如把中间的墙拆了，共用一个院子，还能省点材料。”张老三和李老四听了，觉得有道理，这事就这么解决了。从此，李善长成了定远出了名的“说理人”，谁家有矛盾都找他，他也来者不拒，每次都能把“死结”解开。
除了管村里的事，李善长还管自家的“产业”。他们家有几十亩地，还有个小作坊，雇了几个帮工。李善长把家里的事安排得明明白白：春天该种啥庄稼，按“轮作制”来——今年种稻子，明年种豆子，既不浪费地力，又能保证收成；作坊里做豆腐，他定了“规矩”：每天磨多少豆子，做多少豆腐，卖多少钱，都记在账本上，连帮工的工钱都按“计件算”，多做多得。结果几年下来，李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成了村里的“富裕户”，有人问他“你咋这么会管事儿”，李善长笑了：“没啥，就是把‘该干的事’和‘该得的钱’算清楚，别让人吃亏，也别让人占便宜。”
这时候的李善长，就像个“乡野cEo”——没读过mbA，却懂“管理”；没当过官，却懂“规则”。他不知道，自己这套“管杂事”的本事，很快就会被一个正在崛起的“创业大佬”看中，从此走上一条“从乡野到朝堂”的路，只不过这条路的尽头，是万丈深渊。
第二章 投奔“创业公司”：朱元璋的“面试”，他用“萧何故事”拿了offer
公元1353年，朱元璋在濠州（今安徽凤阳）起兵，成了“红巾军”里的一个小头领。这时候的朱元璋，就像个刚起步的“创业公司老板”——手下有一群兄弟，能打仗，却没个“管后勤的人”：打下来的城池，不知道怎么管；抢来的粮食，不知道怎么分；招进来的士兵，不知道怎么安排。朱元璋自己也愁，跟手下说“我缺个‘能管家里事’的人，就像刘邦缺萧何一样”。
这话传到了定远，李善长听说了，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没像别的读书人那样，写篇文章去“毛遂自荐”，而是直接跑到朱元璋的军营门口，说“我叫李善长，想跟你干大事”。朱元璋当时正忙得焦头烂额，见来了个读书人，也没当回事，就想随便应付一下，没想到这一“应付”，就成了两人一辈子的羁绊。
朱元璋的“面试”很简单，就问了三个问题：“我现在地盘小、人马少，怎么才能壮大？”“手下的兄弟都是糙人，打了胜仗就抢东西，怎么管？”“将来要是打了天下，怎么让老百姓服我？”
换作别的读书人，可能会说“要仁政”“要礼贤下士”，说一堆空道理。可李善长不一样，他没讲大道理，只讲了个“刘邦和萧何”的故事：“当年刘邦在沛县起兵，比您现在还惨，可他有萧何——萧何管后勤，让士兵有饭吃、有衣穿；萧何定规矩，让士兵不抢老百姓；萧何招人才，让有本事的人都来投奔。刘邦后来能打赢项羽，不是因为他能打，是因为萧何把‘后方’稳住了。”
然后他话锋一转，指着朱元璋的军营说：“您现在缺的，就是一个‘萧何’。我不敢说自己比萧何厉害，但我能帮您管后勤、定规矩、招人才——您打胜仗，我帮您守地盘；您缺粮食，我帮您征粮；您手下的兄弟没人管，我帮您定规矩。”
朱元璋一听，眼睛都亮了——这不是自己要找的人吗！他立马站起来，拉着李善长的手说：“先生要是肯帮我，我就把‘家里事’全交给您了！”就这样，李善长拿着“后勤总管”的offer，正式加入了朱元璋的“创业公司”，这一年，李善长39岁，朱元璋26岁，两人差了13岁，却成了“老板和大管家”的最佳拍档。
李善长入职后的第一件事，就给朱元璋露了一手。当时朱元璋要去打滁州，让李善长留守濠州。临走前，朱元璋叮嘱他“别让兄弟们抢老百姓的东西，也别让粮食断了”。李善长满口答应，等朱元璋一走，他就干了三件事：
1. 定规矩：贴出告示，凡是抢老百姓东西的，不管是谁，一律打五十军棍，再罚去挑水；凡是按时站岗、不偷懒的，每天多给一碗饭。
2. 征粮食：去附近的地主家“借粮”，跟地主说“现在是打仗，等将来朱元璋当了皇帝，加倍还你”，地主们怕朱元璋，也怕李善长的“理”，都乖乖交了粮。
3. 招人才：贴出“招贤榜”，只要是会读书、会算账、会种地的，都能来军营做事，管吃管住，还发工钱。
等朱元璋打滁州回来，发现濠州不仅没乱，还多了几百个新招的士兵和工匠，粮食也堆得像小山一样。朱元璋高兴得拍着李善长的肩膀说：“先生真是我的‘萧何’！有你在，我打仗就没后顾之忧了！”
从那以后，朱元璋走到哪，都带着李善长——打和州，李善长管后勤；打南京，李善长管安抚百姓；打陈友谅，李善长守南京；打张士诚，李善长管粮草运输。李善长就像朱元璋的“影子”，不管朱元璋在前线打得多凶，后方永远稳稳的。有人跟朱元璋说“李善长权力太大了，得防着点”，朱元璋却笑着说“我跟李善长，就像左手和右手，左手能防右手吗？”
第三章 明初“后勤总cEo”：定规矩、搞生产，把明朝的“家”管得明明白白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年号“洪武”。当了皇帝的朱元璋，第一件事就是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韩国公”，给了他一块免死铁券（据说能免两次死），还让他当“中书省丞相，，百官之首。当时跟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里，只有李善长一个文人封了公爵，其他的像徐达、常遇春这些武将，也才封了侯爵（后来徐达才升公爵），可见朱元璋对李善长有多信任。
当了“丞相”的李善长，干的还是老本行——管“家”，只不过这次管的是“明朝这个大家”。他知道，明朝刚建立，就像个“刚上市的公司”，表面风光，内里问题一大堆：官员没规矩、百姓没饭吃、国库没银子、法律没章法。李善长没急着享受荣华富贵，而是立马推出了一整套“明朝管家方案”，从制度到民生，从官员到百姓，全给管了起来。
先说说“定规矩”：让官员不再“瞎折腾”
元朝末年，官员没规矩，上朝的时候要么勾肩搭背，要么迟到早退，有的甚至还在朝堂上吵架。李善长一看，这哪像个朝廷的样子？他立马组织人制定了《大明集礼》，把“上朝怎么站、怎么说话、怎么磕头”都写得明明白白：
- 上朝的时候，文官站左边，武官站右边，按官阶大小排顺序，不能乱站；
- 见到皇帝，要先跪三次，磕九个头，嘴里要说“臣某某，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 奏事的时候，要先把奏折递上去，等皇帝看完了，再站起来回答问题，不能打断皇帝说话；
- 退朝的时候，要按顺序走，不能抢着出门。
这规矩一出来，官员们都老实了。有一次，一个武将上朝迟到，还没按规矩磕头，李善长当场就把他叫住，说“你违反了《大明集礼》，按规矩该罚俸三个月”。那武将不服，说“我跟着陛下打天下的时候，你还没入朝呢”，李善长一点不慌，说“打天下是功劳，守规矩是本分，功劳不能抵本分”。朱元璋在龙椅上看着，没说话，心里却暗爽：“还是李善长能镇住这些老油条。”
除了上朝规矩，李善长还制定了“官员考核制度”。以前元朝考核官员，看的是“关系”，现在李善长改了，看“业绩”：
- 地方官考核“粮食产量”，今年比去年多收了多少粮，多收的有奖，少收的要罚；
- 京官考核“办事效率”，比如一个月要处理多少公文，处理得又快又好的升官，拖拖拉拉的降职；
- 不管是地方官还是京官，只要贪钱超过六十两银子，一律斩首。
这制度一实施，官员们都不敢再“摸鱼”了。有个地方官贪了五十两银子，以为“没到六十两，没事”，结果李善长说“你虽然没到六十两，但你逼死了一个老百姓，按规矩还是要斩”。最后那官员真被斩了，其他官员吓得再也不敢贪钱了。
再说说“搞生产”：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
明朝刚建立的时候，到处都是战乱后的废墟，老百姓没饭吃，没房子住，有的甚至还在逃荒。李善长知道，老百姓要是没饭吃，迟早会造反，所以他把“搞生产”当成了头等大事，推出了两个“民生政策”：
1. “屯田制”：让荒地变成良田
李善长下令，凡是战乱后没人种的荒地，老百姓只要愿意种，就归自己所有，而且前三年不用交赋税。他还组织士兵“屯田”——平时士兵种地，战时士兵打仗，这样既解决了粮食问题，又不用花国库的钱养士兵。
有个河南的农民，本来在逃荒，听说了“屯田制”，就回到家乡，种了十亩荒地。第一年收了五百斤粮食，不仅够自己吃，还卖了一百斤，赚了钱盖了房子。他特地跑到南京，给李善长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李丞相，救我命”。李善长把这事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高兴地说“老百姓有饭吃，我的江山才能稳”。
2. “手工业扶持”：让老百姓有活干
除了种地，李善长还鼓励老百姓搞手工业——织布、做瓷器、打铁，只要能赚钱的活，都支持。他下令，凡是搞手工业的老百姓，官府给“启动资金”，还帮忙找销路。比如江南的织户，以前织了布没人买，现在官府统一收购，再运到北方去卖，织户们的收入翻了一倍多。
有个苏州的织户，以前每天织一匹布，只能卖一百文钱，还不够吃饭。后来官府帮忙找销路，他每天织两匹布，能卖三百文钱，不仅能养活全家，还雇了两个帮工。他跟别人说“要不是李丞相，我现在还在饿肚子呢”。
就这样，在李善长的“管理”下，明朝的经济慢慢恢复了——第一年，粮食产量比元朝末年翻了一倍；第三年，国库有了余钱；第五年，逃荒的老百姓基本都回了家乡，明朝的“家”，终于被李善长管得明明白白。
第四章 “职场老油条”的隐患：护短、专权，慢慢把朱元璋的“信任”作没了
李善长当了几年“丞相”，权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像个“职场老油条”——开始护短、专权，甚至有点“目中无人”了。他忘了，朱元璋是皇帝，不是当年那个需要他帮忙管后勤的“创业老板”；他也忘了，“免死铁券”不是“免罪铁券”，朱元璋要是想杀他，再厚的铁券也没用。
先说说“护短”：把亲信当“自己人”，犯错也包庇
李善长有个亲信叫李彬，是他的老乡，被他提拔当了“中书省都事”（相当于国务院秘书）。李彬仗着李善长的关系，偷偷贪了两万两银子，还把朝廷的粮食卖给了私人，这事被御史查了出来，报告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本来想把李彬处死，可李善长却跑过来求情，说“李彬跟着我多年，没功劳也有苦劳，这次就饶了他吧，让他把钱还回来就行”。朱元璋有点不高兴，说“我定的规矩，贪钱超过六十两就斩首，李彬贪了两万两，怎么饶？”李善长却不依不饶，说“陛下当年跟我说，‘家里事’我能做主，李彬是我的人，我就能保他”。
朱元璋当时没发作，可心里已经有点不舒服了——他觉得李善长“太护短”，把“自己人”看得比“朝廷规矩”还重。最后，朱元璋还是把李彬处死了，但他对李善长的信任，已经打了个折扣。
还有一次，李善长推荐自己的侄子李存义当“太仆寺卿”（相当于管马的官）。李存义没什么本事，只会拍马屁，上任没多久，就把朝廷的马弄丢了几十匹。有人告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问李善长“你侄子怎么回事”，李善长却说“马丢了是因为天灾，不是存义的错”。朱元璋知道李善长在撒谎，却没戳破，只是把李存义贬到了外地，从此对李善长的“推荐”，再也不那么相信了。
再说说“专权”：把中书省当成“自己家”，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
李善长当了左丞相后，把中书省的权力都抓在了自己手里——朝廷的公文，他先看，觉得没问题再递给朱元璋；官员的任免，他先定，觉得行再报给朱元璋；甚至连朱元璋想提拔个人，都得先问李善长“这个人怎么样”。
有一次，朱元璋想提拔一个叫杨宪的官员当“御史中丞”（相当于最高检察院副院长），跟李善长商量。李善长跟杨宪有矛盾，就说“杨宪这个人太急躁，不适合当御史中丞”，朱元璋听了，就没提拔杨宪。后来朱元璋才知道，李善长是因为跟杨宪有仇，才故意不让杨宪升官的。
还有一次，朝廷要修一座宫殿，朱元璋让李善长负责。李善长找了个施工队，花了一百万两银子，比预算多了三十万两。朱元璋问他“怎么花了这么多钱”，李善长却说“陛下的宫殿，就得修得气派点，多花点钱算什么”。朱元璋心里不高兴，却没说什么——他觉得李善长是“老兄弟”，可能只是想把宫殿修得好一点，可他不知道，李善长其实从施工队那里拿了五万两“回扣”。
这时候的朱元璋，对李善长已经从“信任”变成了“猜忌”——他觉得李善长权力太大，已经威胁到自己的皇权了。有个大臣看出来了，就跟朱元璋说“李善长现在就像当年的萧何，可萧何知道收敛，李善长却不知道”，朱元璋点了点头，没说话，心里却已经有了“削李善长权力”的想法。
公元1371年，李善长因为“生病”，向朱元璋请辞。其实李善长没什么大病，他只是觉得朱元璋对自己越来越冷淡，想“以退为进”，让朱元璋挽留自己。可他没想到，朱元璋一口就答应了，还说“先生辛苦了这么多年，也该好好休息了”。就这样，李善长离开了中书省，回了家乡定远，虽然还是“韩国公”，但没了实权，成了个“闲散贵族”。
李善长以为自己“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可他不知道，自己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第五章 胡惟庸案的“背锅侠”：从“免死铁券”到“全家抄斩”，创业功臣的悲惨结局
李善长辞职后，朱元璋提拔了胡惟庸当左丞相。胡惟庸是李善长推荐的——当年胡惟庸只是个小官，李善长觉得他“听话、会来事”，就一步步把他提拔起来，没想到胡惟庸比李善长还“专权”，甚至还想“造反”。
公元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朱元璋查出胡惟庸不仅贪赃枉法，还跟倭寇、元朝残余势力勾结，想推翻明朝，自己当皇帝。朱元璋勃然大怒，下令处死胡惟庸，还株连了几千人。
一开始，李善长没被牵连——朱元璋觉得李善长虽然推荐了胡惟庸，但可能不知道胡惟庸要造反。可没过多久，有人揭发了两件事，把李善长推到了“火坑”里：
第一件事：李善长知道胡惟庸要造反，却没报告
揭发的人是李善长的下人，他说“胡惟庸当年找过李善长，说要造反，想让李善长当‘内应’，李善长虽然没答应，但也没报告给陛下”。朱元璋听了，心里很生气——他觉得李善长“知情不报”，就是“背叛”。
第二件事：李善长的侄子李存义，跟胡惟庸是“同党”
李存义被贬到外地后，一直跟胡惟庸有联系，还帮胡惟庸招兵买马。朱元璋查出这件事后，把李存义抓了起来，李存义为了活命，就供出了李善长，说“我叔叔知道我跟胡惟庸有联系，却没阻止我”。
这两件事加起来，朱元璋彻底对李善长失望了——他觉得李善长不仅“护短”“专权”，还“知情不报”，甚至可能跟胡惟庸是一伙的。虽然李善长有“免死铁券”，但朱元璋说“免死铁券免的是‘无心之过’，你这是‘有心之罪’，不能免”。
公元1390年，朱元璋下旨，将李善长全家七十多口人处死，只有李善长的儿子李祺（娶了朱元璋的女儿临安公主）和两个孙子，因为是“皇亲国戚”，才免于一死，被流放到了云南。
李善长临死前，拿着“免死铁券”，哭着对天说“我跟着陛下打天下，管后勤、定规矩，没功劳也有苦劳，陛下怎么能这么对我？”可没人回答他——他忘了，在皇权面前，“功劳”“苦劳”都没用，只要皇帝觉得你“威胁”到他，再大的功臣也得死。
李善长死了，明朝的“创业功臣”也慢慢被朱元璋杀光了——徐达、常遇春（早死）、蓝玉、傅友德……最后，只剩下几个没什么权力的文臣。有人说，朱元璋杀李善长，是为了“巩固皇权”，怕自己死后，李善长这些老功臣会欺负他的儿子朱允炆；也有人说，李善长是“自作自受”，要是他不护短、不专权，不推荐胡惟庸，就不会落得这个下场。
不管怎么说，李善长的一生，都是一场“悲剧”——他从一个“乡野cEo”，变成了朱元璋的“超级管家”，再变成明朝的“开国功臣”，最后却成了“全家抄斩”的罪犯。他一辈子都在“管别人的事”，却没管好“自己的事”；他一辈子都在“帮朱元璋管家”，却没搞懂“朱元璋这个老板，到底想要什么”。
不过，历史终究是公平的。虽然李善长死得惨，但他为明朝做的贡献，还是被记了下来——他制定的《大明集礼》，成了明朝的“礼仪范本”；他推行的“屯田制”，让老百姓有了饭吃；他管的后勤，帮朱元璋打赢了一场又一场胜仗。后来，有人在《明史》里写李善长，说他“学为帝师，才称王佐”，意思是他的学问能当皇帝的老师，他的才能能当王爷的助手——这大概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评价吧。
李善长的故事，也给所有“职场人”提了个醒：不管你多有本事，多受老板信任，都别忘了“收敛”——老板需要的是“能做事的人”，不是“能威胁到他的人”；职场需要的是“规矩”，不是“自己的规矩”。否则，就算你是“超级管家”，也可能落得个“背锅侠”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