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汉十六年·深冬·河西工域：
威虏障雪原上的血腥气息尚未完全被风雪涤净，河湟西部广袤土地上最后一批选择归降的羌人，约四万余口，便已在汉军冰冷的刀锋监视下，开始了他们作为“新附民”的生涯。
他们被从各自藏身的山谷、营地驱赶出来，如同受惊的羊群，在凛冬的寒风中，汇聚到几处由汉军指定的、临时圈出的巨大营地中。
对于这些降羌的处置，河西道大总管赵兴，这位以刚毅冷峻着称的将领，展现出了与其军事风格一脉相承的、极度务实而缺乏温情的统治手腕。
他没有像对待小宛国那样进行残酷的清算，也没有给予任何虚假的安抚承诺。他的方针清晰而冷酷：“不予虐杀，亦无优待，物尽其用，以工代赈。”
对这些羌人降族系统的编管：从部落民到工程奴。
首先进行的是彻底的去武装和去组织化。
汉军吏员和士兵如梳篦般进入降羌人群，将所有青铜或铁制的武器、哪怕是用于狩猎的弓箭，全部收缴殆尽。随后，随军的文吏开始进行繁琐但高效的登记造册。
他们打破了羌人原有的部落界限，完全按照家庭（尽可能保持家庭单位以维持最低稳定性）和劳动力进行重新编组：
甲等壮劳力： 年龄在十六至四十岁之间，身强力壮、无残疾的男性。约一万二千人。他们是筑城、修墙、开采石料的主力。
乙等辅助劳力： 包括四十至五十岁的男子、身体健康的成年妇女、以及十六岁以上的健壮少年。约一万八千人。负责土方运输、夯土、伐木、编织、以及为甲等劳力提供辅助工作。
丙等： 老弱五十岁以上、幼童十六岁以下、残疾及病患。约一万人。他们被集中安置，从事一些极其轻微的劳作，如捡拾柴草、缝补、照料营地杂务等。
每一百户约五百人编为一“工屯”，设一“工屯长”，通常由识文断字、表现顺从的原羌人小头目或汉军指派的低级吏员担任，负责管理、传达命令和初步统计。
每十屯为一“工营”，由汉军的一名军侯或资深士官直接统领，配属一小队约五十人汉军士兵负责监视和弹压。
赵兴深知，让数万人干活，必须提供食物，但绝不能让他们吃饱。
一套极其精细且苛刻的口粮配给制度被严格执行：
甲等劳力： 每日配给黍米（或粟米）一升半，偶尔掺杂少量盐渍的干菜或肉末。仅能维持高强度体力消耗下的基本生存需求。
乙等劳力： 每日一升。勉强果腹。
丙等： 每日半升或更少，通常是稀粥。处于半饥饿状态。
奖惩措施： 完成当日额定工量者，可得足额口粮。超额完成或有突出表现者，可获得少许加餐——多一块干饼或一勺油。怠工、反抗或未完成工量者，则扣减甚至停止发放口粮。
饥饿，成了最有效、也最残酷的鞭子，驱使着这些降羌日夜不停地劳作。汉军的粮仓就在不远处，重兵把守，香味偶尔飘来，成为折磨他们神经的无形刑具。
赵兴为他们规划的，是一项极其庞大且艰苦的工程——加固、延伸河西走廊南部边缘的防御体系。
具体任务包括：
增筑戍堡烽燧： 在原有防线的基础上，向更南、更西的山区延伸，选择险要处，新建数十座戍堡和烽燧，进一步挤压可能残存的羌人活动空间，并将汉军的视线和控制力投射得更远。
连接修补边墙： 将原本零散的、由历代修建的土墙、壕沟、栅栏连接起来，形成一道相对连贯的、纵深的边境屏障。这样的边墙虽不能与长城相比，但足以限制游牧民族的机动，为戍守的汉军士兵争取足够的时间。
开辟军用通道： 在山谷间开辟或拓宽道路，便于汉军骑兵和补给车队快速机动。
工地上，景象浩大而残酷。
数以万计的羌人在皮鞭和饥饿的驱赶下，如同蚁群般忙碌着：
壮劳力们在陡峭的山崖上开凿石料，锤凿之声不绝于耳，时有失足或石料滚落的事故发生。
辅助劳力们用简陋的背篓、拖架，甚至直接肩扛手抬，将巨大的石块、沉重的黄土从采掘点运往建筑工地。队伍蜿蜒如长龙，在监工汉军的呵斥下缓慢移动。
一些有经验的老人负责指导夯土技术——将黄土层层填入木板夹成的“夯杵”中，由数名劳力喊着号子，用巨大的石夯反复捶打结实。
这是修筑城墙和堡垒核心工序，极其耗费体力。
妇女和少年则负责编织盛土的石筐、搓制绳索、烧制石灰、以及为工地提供饮水和简单的伙食。
严寒、劳累、饥饿、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工伤事故，每天都在无情地消耗着这些降羌的生命。
但他们没有选择。劳作，虽然艰苦，但至少还有那一点点维系生存的口粮。停止劳作，意味着立刻被饿死，或者因“无用”而被处理掉。
整个工区，处于汉军的严密监视之下。
精锐的汉军骑兵在工区外围日夜巡逻，既防止外部残敌骚扰，更防止内部劳役逃亡。
每个工营、工屯都有汉军士兵或可靠的“义从胡”监视，他们手持皮鞭或长矛，冷漠地注视着劳役的一举一动。任何交头接耳、怠工停顿都可能招来呵斥甚至鞭打。
“劳役们的营地与汉军营区严格分开，通常设在工区附近地势较低、便于看守的区域。营地简陋无比，只有低矮的窝棚和地穴，难以抵御严寒。
严禁劳役与外界有任何联系，也严格控制汉军士兵与劳役的交流，防止煽动或泄密。
赵兴的这一套做法，背后是极其冷酷的战略算计：
将这些降羌中最具反抗能力的青壮年，投入到极高强度的劳役中，通过体力和时间的消耗，磨灭其反抗意志，并使其无暇他顾。
直接利用这些免费且庞大的劳动力，为帝国构建急需的边防基础设施，省去了从内地征发民夫的巨大成本和后勤压力。可谓“以敌之力，制敌之防”。
严酷的劳役和生存条件，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筛选过程。体弱多病、无法适应者会逐渐被淘汰（死亡），剩下的将是更能吃苦、更顺从的劳动力，甚至可以被未来逐步同化。
仅提供维持最低生存限度的口粮，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帝国的粮食消耗，将这些降羌的“使用成本”压到最低。
于是，在河西走廊的南部边缘，出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数以万计的羌人降虏，在汉军冰冷的秩序下，用自己的双手和血肉之躯，一砖一石地修筑着那些原本用于防范、挤压甚至消灭他们自己民族的边墙和戍堡。
他们用艰辛的劳动，换取着帝国施舍的、仅够苟活的粮食，也为自己和族人换取了一个暂时安全的、 ；卑微的生存空间。
没有虐待，没有屠杀，只有一种将人物化为纯粹工具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冰冷效率。
这就是赵兴的统治之道，也是帝国在开拓疆土过程中，对于被征服者最常见、也最现实的处置方式。生存的代价，便是永无止境的劳役和自由的彻底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