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车的红蓝顶灯，像两片冰冷滚烫的烙铁，交替印在“聚香居”油污的玻璃门上，印在红霞惨白失神的脸上，也印在我攥得发疼的掌心里。引擎的轰鸣声远去了，带走了一脸死灰、铐着手的陈生，却带不走这屋里凝固的、令人窒息的死寂。
墙角那堆散发着腐败气味的“高档货”依旧堆着，像一座恶毒的纪念碑。满地狼藉，碎玻璃碴在灯光下闪着寒光，映照着刚才那场撕破所有脸面的狂风暴雨。
红霞还保持着那个姿势，瘫坐在冰冷油腻的地砖上，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骨头。她望着空荡荡的门口，警灯的光影早已消失，只留下黑夜和一个被彻底打碎的现实。她的身体细微地抖着，不是哭，是一种更深的、从内脏里透出来的寒颤。
很久，或许只是几分钟，但感觉像一个世纪那么长。她眼珠极其缓慢地转动，视线没有焦点地掠过翻倒的椅子、泼洒的茶水、墙上那幅她曾说象征着“红火”的抽象画，最后，落在我身上。
她的嘴唇干裂，翕动了几下，才发出一种被砂纸磨过般的、嘶哑破碎的声音：“来…来…”
我站着没动，看着她。
“我们…”她吸了一口气，那气流仿佛割伤了她的喉咙，让她猛地皱了下眉，声音带着一种茫然的、近乎孩童般的无措，“我们…还能打官司吗？”
这句话问得轻飘飘的，却像一块巨石砸进死水，溅起冰冷绝望的水花。她不是在问我，更像是在问这无法接受的命运，问这刚刚将我们彻底碾碎的现实。
我没立刻回答。店里安静得能听到冰箱压缩机最后挣扎般的嗡鸣，然后它也彻底安静了，宣告着一切的终结。
我弯腰，避开地上的碎玻璃，开始收拾残局。把翻倒的椅子扶正，捡起摔裂的计算器，把散落一地的菜单一张张捋平。动作机械，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不能让手空着，不能让脑子彻底停下来。
红霞的目光一直跟着我，那里面空空洞洞，先前指控我和陈生时的疯狂与恨意燃烧殆尽，只剩下灰烬。
“官司…”我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自己都觉得陌生，“告谁？告陈生？警察已经把他带走了。告那个王海？”我指了指墙角那堆垃圾，“人都找不着。”
红霞的身体又抖了一下，像是被我的话刺穿了。她喃喃道：“可是…钱…我们的钱…”她猛地抬头，眼里骤然又迸出一丝光，绝望催生的、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光，“合同！我们签了合同的！白纸黑字！那家公司…”
“宏达商贸。”我接话，走到柜台后面，从那个带锁的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抽出那份我们三人签名的合同，走回来，递到她面前。
纸张挺括，印刷体字迹清晰，红色公章盖得清清楚楚。曾经，它代表着希望和转机。
我拿出手机，打开搜索引擎，输入“宏达商贸有限公司”，点击。页面跳转，显示出的几条信息都是无关的广告。我又点进一个企业信息查询网站，输入公司名称和那个王海留下的注册号。
“查询失败”或“该企业不存在”。
我把屏幕转向她。
红霞的眼睛死死盯着那行字，像是要用目光把它烧穿，变出不一样的结果来。她一把夺过手机，手指颤抖着在上面胡乱划动，刷新，退出，再输入，换个网站再查。
一次，两次，三次…
屏幕的光映着她越来越绝望的脸。
最后，她手臂猛地垂落，手机“啪”一声掉在地上，屏幕瞬间碎裂出蛛网般的纹路。她不再看了。
“假的…”她声音发飘，“全是假的…”
“嗯。”我弯腰捡起手机，屏幕已经黑了，“从名片到合同，到公司，到人，都是假的。”
“那…那怎么办？”她像是问我，又像是问自己，“那么多钱…就…就这么没了？”她忽然抓住我的胳膊，指甲几乎掐进我肉里，“来来！你录了音！你肯定还知道别的对不对？你刚才…你刚才能把陈生…你肯定有办法找到那个骗子！对不对？！”
她的眼神热切得吓人，混合着哀求和不甘的疯狂。
我轻轻挣开她的手，走到那堆破烂的纸箱旁，撕开一个口子，拿出那袋浑浊发臭的所谓“蚝油”，又捡起一块颜色可疑的冻肉。
“拿这些去打官司吗？”我问，声音里带上了一丝难以抑制的疲惫，“告诉法官，我们被一堆垃圾骗走了所有的钱？法官问，为什么会上当？我们说，因为贪便宜，因为急着翻身，因为…”我顿了一下，没看红霞，“因为内部有人勾结。”
红霞像是被烫到一样，猛地缩了一下。
“告陈生诈骗，是刑事案件，警察受理了，证据我交了。”我继续说，语气平板，“但这追回钱，是另一回事。就算最后判了陈生，他骗去的钱，还能剩下多少？他那个样子，像是有钱赔给我们的人吗？”
我说的是“我们”，但红霞的脸又白了一层。她明白，陈生骗的是“聚香居”的钱，是我们三个人的钱，但更是我们每个人掏空家底投入的血汗。
“至于那个王海…”我扔掉手里的东西，拍了拍手，“大海捞针。”
希望彻底熄灭。红霞眼里的光没了，她重新瘫软下去，肩膀垮塌，头深深埋下去，发出一种像是被堵住了口的、压抑的呜咽声。不是哭诉，不是嚎啕，是动物受伤后的哀鸣。
我看着她，胃里像塞满了那堆变质腐败的食材，沉甸甸地往下坠。愤怒吗？恨吗？有的。但更多的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疲惫和冰凉。我们曾经围坐在这里，举杯说着“一家人”，说着“有难同当”。如今，一个被警察带走，一个崩溃在地，一个站在这里，算计着最冰冷的现实。
“官司…还是要打。”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
红霞的呜咽停了一瞬，她猛地抬头，脸上泪水纵横，混杂着油污和绝望，狼狈不堪：“还能告谁？”
“不一定是为了赢，或者为了立刻把钱要回来。”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漆黑的后巷，“是为了把这件事钉死。有了法院的判决书，哪怕是一纸空文，至少明确了一点——我们是受害者，债务是这么没的，店是这么垮的。将来…万一有一天，那个王海落网了，或者陈名下有财产了，我们还有追索的依据。”
我说的是“我们”。
红霞怔怔地看着我，像是在消化这段话里复杂的、与她此刻的崩溃无关的逻辑。
“而且，”我转过身，看着她，“房东的租金、水电费、供应商的欠款…这些烂账，都需要一个说法。饭店倒闭，不是经营不善破产，是被人诈骗导致资不抵债。这里面的区别，法律上，性质不同。”
我提到房东和供应商时，红霞的眼神瑟缩了一下，那是更现实的恐惧。饭店没了，但欠的债还在。
“打官司…难吗？”她小声问，声音里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虚弱和茫然。
“难。”我回答得很干脆，“要请律师，要整理证据，要跑法院，要面对各种程序。而且，时间会很长，很长。最后可能真的只是一纸文书。”
红霞的眼神又黯淡下去。
“但是，”我加重了语气，“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能做的、像是‘正常’程序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红霞姐。不能就让这件事…像一阵风一样吹过去，只剩下我们三个烂在这里，互相恨一辈子。”
最后那句话，似乎戳中了她。她想起了刚才和陈生歇斯底里的互相指责，想起了自己签合同时的狂热和盲目，身体又是一颤。
沉默再次降临。
过了好久，她用手背胡乱抹了把脸，挣扎着，用手撑着她，慢慢地、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她扶住旁边一张桌子，稳住身体，然后看向我，眼神里终于有了一点聚焦的东西，那不再是空洞的绝望，而是一种认清了最坏结果后的、残存的、微弱的光。
“好。”她说，声音依旧沙哑，却多了一丝力气，“打官司。”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这片狼藉，补充道，像是在对自己发誓：
“不能让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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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阳光刺眼地照进“聚香居”，清晰地照亮了每一处污渍、每一道裂缝、每一粒灰尘。屋里那股食物腐败和清洁剂混合的怪味，经过一夜的发酵，更加难闻。
我和红霞在店里碰头。我们都换下了沾着油污的店服，穿了平常的衣服，看起来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两个败军之将。她眼睛肿得像核桃，显然一夜没睡。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没有寒暄，甚至没有对视。我们默契地开始最后一遍清理。主要是找出所有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
那份假合同、王海的名片、订货单、银行转账记录（红霞颤抖着从手机银行里调出截图打印）、那堆“货”我们挑了几样最具代表性的，用干净袋子封好准备带走。还有店里的账本、租赁合同、装修报价单和付款凭证…所有能证明我们投入、经营以及最终如何被拖垮的文件，都被翻找出来，分门别类。
过程沉默而压抑。每拿起一张纸，都像是在揭一次伤疤。那些数字，记录着我们的心血、争吵、希望和愚蠢。
整理到一半，房东又来了。这次他没带人，自己来的，脸色依旧不好看，但看到店里这副彻底完蛋的模样，又看到我们不是在搬东西而是在整理文件，倒是愣了一下。
“怎么说？”他语气生硬地问。
我放下手里的东西，走过去：“刘叔，店肯定开不下去了。这些桌椅灶具，您看能抵多少租金？剩下的债务…”我深吸一口气，“我们遇到了诈骗，已经报警立案了。这是立案回执。”
我把手机里拍的立案回执照片给他看。红霞站在我身后，低着头，手指绞在一起。
房东眯着眼看了半天，脸色变幻，最后叹了口气：“诈骗？唉…我说你们这几个年轻人…真是不小心！”他摇摇头，语气缓和了些，“这些东西，折价厉害，最多抵两个月租金。剩下的…算了，看你们也可怜，剩下的租金我也不追着你们要了，就算我倒霉！但这月的物业水电费你们得结清！”
这已经比预想的好很多。我和红霞都松了口气。
送走房东，红霞忽然低声说：“他倒是…挺好说话。”
“他不是好心，”我看着房东的背影，“他是看准了逼死我们也拿不出钱，不如拿点现成的东西止损，还能得个人情。真要打官司追债，他耗不起那个时间精力，这些旧桌椅也值不了几个钱。”
红霞愣了一下，若有所思。
证据基本整理齐全，我们抱着一大摞文件去了附近一家律师事务所。前台接待看到我们抱着的箱子和我们俩的脸色，大概就猜到了七八分。
负责接待的是一位姓张的女律师，四十岁上下，穿着利落的西装套裙，表情专业而冷静。她耐心听我们语无伦次、互相补充又时常陷入沉默和激动地讲述了整个经过，翻看了我们带来的部分材料，特别是那份假合同和我的录音笔录整理稿。
“…所以，”张律师总结道，“你们三位合伙人，其中一位涉嫌与外部人员合谋，以虚假合同诈骗了合伙体的资金，导致合伙体无法经营，对外负债，是吗？”
“是。”我点头。
红霞也跟着点头，补充道：“陈生…就是那个合伙骗我们的，已经被抓了！”
张律师点点头，手指在录音笔录上点了点：“这个录音证据很关键，对于刑事定案有帮助。但是…”她话锋一转，“关于民事追偿部分，也就是你们想打的官司，对象是谁？追讨什么？”
我们愣住了。
“告…告陈生和王海啊！”红霞急切地说，“让他们赔钱！”
张律师微微摇头：“刑事判决会责令被告人退赃赔损，但如果被告人没有可执行财产，比如这个王海在逃，陈生个人名下没钱，法院也无法执行到位。这意味着，你们很可能拿不到实际赔偿。”
一盆冷水浇下。
“那…那怎么办？”红霞的声音又带上了哭腔。
“另一方面，”张律师继续冷静地分析，“饭店对外欠的债务，比如房东的租金、供应商的货款，这些债务是基于合伙经营产生的，首先需要用合伙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部分，由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无限…连带责任？”红霞脸色更白了。
“意思是，如果房东或者供应商起诉追债，他们可以要求你们三位合伙人中的任何一人，偿还全部债务。你们内部之间的责任划分，比如陈生的诈骗行为，不能对抗外部的债权人。”
我明白了。这意味着，即使我们是受害者，欠外面的钱，我们还是得还。除非宣布个人破产，但那在国内程序极其复杂且限制众多。
“所以，打官司，”我开口，声音干涩，“首先不是为了追回我们被骗的钱，而是为了明确这些对外债务的性质，以及内部的责任划分，对吗？哪怕暂时没钱还，也要在法律上把账算清楚。”
张律师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露出一丝赞许：“是的。这是目前最务实的目标。通过诉讼，确认诈骗事实，将陈生的行为导致的损失在内部责任上进行厘清。虽然对外，你们可能仍需先承担偿还责任，但取得生效判决后，你们可以向陈生追偿，未来一旦他有财产，就可以执行。同时，对于已报警的刑事案件，民事判决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现实冰冷而残酷。官司要打，但不是立刻就能拿回钱的捷径，而是一场漫长、耗神、甚至可能暂时看不到结果的正面斗争。
“律师费…”红霞怯生生地问了一句。
张律师报了一个数字。不算天文数字，但对于刚刚赔光了所有积蓄的我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红霞倒吸一口冷气，看向我。
我沉默了片刻，问张律师：“如果…如果我们自己整理材料，自己跑立案，只在关键环节咨询您，费用会不会…”
“可以。”张律师点点头，“风险代理也可以考虑，但鉴于执行风险很高，律师通常不太愿意完全采用风险代理。按小时咨询或者固定项目收费，对你们来说可能更经济。但我必须提醒你们，诉讼程序复杂，自己操作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耽误时间。”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阳光依旧刺眼，但我们俩都感觉不到丝毫暖意。抱出来的那箱证据，仿佛比进去时更沉了。
“怎么办？”红霞喃喃地问，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问天。
我们站在车水马龙的街边，一时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分摊。”我说，“律师咨询费，诉讼费，我们俩分摊。”
红霞猛地看我：“我们还…还要打？”
“打。”我看着路上匆匆的行人，“就像你说的，不能就这么算了。就算是为了把那本账算清楚。”
不是为了立刻赢，是为了活下去，是为了将来某一天，能抬起头对自己说，没有稀里糊涂地烂掉。
红霞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好。分摊。”
她的眼神里，那点残存的、微弱的光，似乎坚定了一点点。
我们抱着那箱沉重的证据，朝着公交车站走去。第一步，是去法院立案庭，先问问自己起诉需要准备些什么。路很长，步子很沉。
但总得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