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普莱斯律师放下手中的报纸，上面转载了德国官方媒体对“某个西南欧国家领导人短视行为”的含沙射影的批评。他立刻明白了西班牙谈判代表今天态度强硬的根源。
果然，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西班牙方面的首席代表，一位财政部的资深官员，一改往日的务实风格，带着一丝为难却又强硬的表情说道：
“普莱斯先生，鉴于近期某些…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平衡与重要邻国的关系，我国政府决定，下一阶段的采购计划中，将引入一部分…德国制造的工业产品。当然，贵方的粮食和药品，我们依然非常需要。”
普莱斯心中冷笑，面上却不动声色：“先生，您这是在单方面改变我们之前达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一直秉持诚信，优先保障贵国的供应，贵方现在引入第三方，而且是我们的…商业竞争对手，这严重破坏了贸易的公平性原则。”
西班牙代表早有准备，立刻反驳，语气甚至带上了几分讽刺：“普莱斯先生，恕我直言，‘贸易公平’这个词，用在我们之间的合作上，是否有些…不合时宜？我们的交易，从头至尾，都并非通过正常的、公开的国际贸易渠道进行。它建立在特殊的、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之上。既然如此，我国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采取一些灵活的外交和采购策略，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无关公平，只关乎生存与平衡。”
普莱斯知道，对方这是把佛朗哥应对德国压力的政治难题，巧妙地转化成了谈判桌上压价的商业筹码。他不能点破，也无法在“公平”这个伪命题上纠缠。他深吸一口气，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
“阁下，您的立场我明白了。但此事事关重大，超出了我的授权范围。我需要将贵方的新条件，汇报给我的委托人，由他来定夺。谈判暂时中止，如何？”
西班牙代表做了一个“请便”的手势，脸上带着一丝笃定，仿佛吃准了对方最终会妥协。
普莱斯立刻将情况加密电传回洛杉矶。特纳·史密斯在办公室里与霍华德·修斯仔细分析了这份电报。
“佛朗哥这只老狐狸，”修斯皱着眉头，“他想用德国人来压我们降价。”
“不完全是，”特纳的目光更深远，“他是在玩平衡术。既不想得罪希特勒太狠，又想从我们这里继续获得好处。他提出购买德国工业品，一来可以安抚柏林，二来可以借此压我们的价，三来…他可能也确实需要一些德国的重工业设备。一石三鸟。”
“那我们怎么办？工业品价格坚决不降？”修斯问。
“当然不降。”特纳果断地说，“我们的工业品质量不比德国差，甚至更好。降价就等于承认我们心虚，也会损害我们未来在高端市场的定价权。但是，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满足他‘平衡’的需求，同时把主导权抓回手里。”
他沉吟片刻，口述了给普莱斯的回电：
致普莱斯：
电文悉。西班牙方面引入德国竞争，意在施压，可理解其政治困境，但商业原则不可退让。
回复要点如下：
1. 工业品价格，寸步不让。可明确告知对方，我方产品品质与德国顶尖产品等同，且供应稳定可靠，无政治附加条件。若西班牙选择价格更高或附带政治条件的德国产品，乃其主权决定，我方尊重但表示遗憾。
2. 作为展现我方诚意与巩固伙伴关系的举措，我们主动提出：下一阶段，在原有基础上，将粮食（特别是小麦和玉米）出口量再提升50%，并可接受一小部分以西班牙农产品（如橄榄油、葡萄酒）进行易货贸易，缓解其外汇压力。
3. 强调核心利益：西班牙的稳定在于民生，民生的核心在于粮食。我方可为其提供最根本的保障。此乃我方不可替代之价值。
此方案既维护我方利益，又直击其软肋（粮食安全），并将议题焦点从工业品价格拉回至我方优势领域。灵活执行。
特纳
普莱斯收到回电后，心中大定。他再次坐在谈判桌前，不再纠缠于“公平”问题，而是直奔主题，抛出了特纳的方案。
当西班牙代表听到工业品价格坚决不降时，脸色沉了下来。但紧接着，听到粮食出口量大幅提升，甚至可以用农产品易货时，他们的眼神立刻变了。粮食，才是佛朗哥政权现在最头疼、最刚性需求的东西！德国人能给他们这么多廉价的粮食吗？显然不能。
普莱斯最后强调：“先生们，德国或许能给你们机床，但我们能保证西班牙没有人饿肚子。孰轻孰重，我想佛朗哥元帅自有决断。”
西班牙代表们低声商议后，态度明显软化。最终，他们接受了特纳的方案，工业品采购量小幅调整，但价格维持原样，而粮食采购协议则得到了极大的扩充。
佛朗哥在得知谈判结果后，对心腹说：“美国人很聪明。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命脉。用粮食换一点采购德国货的面子，这交易划算。告诉德国人，我们采购了他们一些工业品，算是交代。但核心的供应线，必须牢牢抓住美国人。”
这一次交锋，特纳凭借对佛朗哥核心需求的精准把握（粮食安全高于工业发展），以及用扩大优势项目（粮食出口）来化解次要矛盾（工业品价格）的高明策略，再次赢得了主动权。佛朗哥的平衡术，在特纳更强大的资源牌和战略眼光面前，并未能真正动摇合作的根基。
一份来自马德里的加密商业电报被呈送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办公桌上。电报内容简洁：西班牙国民政府计划向德国克虏伯、西门子等企业采购一批中等规模的工业设备，包括机床、发电机和部分通讯器材。
阿道夫·希特勒看完电报，阴郁了数日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尽管那笑容带着几分扭曲的满足感。他拿起电报，对正在汇报宣传工作的保罗·约瑟夫·戈培尔扬了扬：
“保罗，看到没有？你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效果立竿见影！”希特勒的声音带着一种“我早就知道”的得意，“我们的纳粹兄弟佛朗哥，看来还是清醒的。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明白了谁才是他真正的依靠。这份订单，就是他寻求缓和的诚意！这说明，德意志的威严，不容挑衅！”
戈培尔立刻心领神会，脸上堆起恰到好处的钦佩笑容：“是的，我的元首！这完全证明了您判断的准确性以及我们舆论攻势的强大威力！佛朗哥毕竟不是傻子，他知道离开了德意志的支持，他在欧洲将寸步难行。这份订单，是他明智的悔过行为。”
然而，站在一旁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心里却泛起一阵强烈的荒谬感和无声的吐槽。他看得清清楚楚：这份订单的规模，与西班牙庞大的重建需求相比，简直是杯水车薪，更像是一种外交上的象征性姿态，目的是堵住德国的嘴。这根本不是真正的“悔过”，而是佛朗哥在权衡利弊后，扔过来的一根骨头，以避免与北方巨兽彻底撕破脸。这分明是一个强盗用武力威胁，逼得另一个强盗不得不暂时妥协，分出一点微不足道的利益来息事宁人。但在元首这里，却被解读成了“兄弟情深”和“知错就改”。里宾特洛甫嘴上不敢说，心里却对希特勒这种一厢情愿的解读感到无奈。
这时，海因里希·希姆莱推了推他的夹鼻眼镜，用他那标志性的、冰冷而阴鸷的语气开口，话语中带着一丝嗜血的邀功意味：“我的元首，这充分表明我们施加的压力是卓有成效的。佛朗哥感到了恐惧。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维持这种高压态势，甚至可以考虑让潜伏在马德里的‘朋友们’适时制造一些小麻烦，让佛朗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有能力将他扶上去，同样有能力将他拉下来。必须让他时刻活在敬畏之中。”
“不！希姆莱！”出乎意料地，希特勒抬手制止了他，脸上甚至露出一丝“宽宏大量”的表情，“对待知错能改的兄弟，我们不能总是挥舞着大棒。佛朗哥已经用行动表示了歉意，我们就应该给予积极的回应。”
希特勒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语气变得“语重心长”起来，尽管这“情深”听起来无比虚伪：“你们要明白，佛朗哥虽然有些…地方性的小算盘，但他毕竟是我们意识形态上的盟友，是我们在西南欧重要的战略支点。换一个人上台，谁能保证他会比佛朗哥更听话？万一换上来的家伙是个亲英派或者更糟糕的软骨头，对我们的大业将是更大的麻烦。现在这个局面，很好。他既需要我们的工业品来装点门面，又离不开美国人的粮食来填饱肚子，这反而让他更容易被我们双方操控。”
他转过身，对希姆莱下达了明确的指令：“所以，你那个针对佛朗哥的颠覆计划，立刻销毁！所有相关档案，全部抹掉。在当前阶段，维持西班牙的稳定和佛朗哥政权的存在，符合德意志的最高利益。我们要做的，是继续通过经济、外交和…必要时的威慑，将他牢牢地绑定在我们的战车上，而不是把他推翻，制造一个不可控的乱局。”
“是，我的元首。”希姆莱面无表情地低头领命，但眼神深处闪过一丝不以为然。他坚信恐惧才是最好的统治工具。
“好了，”希特勒满意地坐回座位，“里宾特洛甫，以我的名义，给佛朗哥回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感谢他对德国工业的信任，并承诺我们会以最优惠的价格和最快的速度交付这批设备。要让他感受到来自柏林的温暖！”
“遵命，元首。”里宾特洛甫躬身回答，内心却是一片冰凉。他清楚地知道，这虚伪的“兄弟”关系脆弱不堪，佛朗哥的“悔过”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欧洲大战爆发，西班牙的立场将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元首此刻的“满意”，更像是一种出于战略需要而进行的自我欺骗。
这场短暂的风波，以希特勒的“胜利”宣告结束。然而，佛朗哥用一份微不足道的订单，成功安抚了北方的邻居，为自己赢得了继续在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的宝贵时间和空间。而希特勒，则沉浸在“权威得到承认”的虚幻满足感中，暂时将西班牙问题搁置一旁，将目光重新投向了东方——波兰的方向。风暴来临前的平静，依旧弥漫着相互算计与脆弱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