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的寒风似乎永远不知疲倦，但今年，它裹挟的不仅是雪粒，还有更加刺骨的绝望。鄂木斯克一座废弃工厂改建的临时军营里，挤满了从前线溃败下来的红军士兵。他们衣衫褴褛，许多人缠着肮脏的、渗出血水的绷带，蜷缩在角落里，靠着彼此体温勉强抵御严寒。饥饿和斑疹伤寒比白军的子弹更有效地消耗着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角落里，一个年轻的士兵持续高烧，说着胡话，军医看着空空如也的药箱，只能绝望地摇头。
类似的场景，在从乌拉尔到远东的广阔战线上比比皆是。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不仅是外部干涉军和白军的军事压力，更是内部彻底崩溃的经济和后勤。工厂停工，铁路瘫痪，农田荒芜，饥荒如同瘟疫般蔓延。
一、 莫斯科的绝望与“务实”的交易
克里姆林宫内，关于东方边界谈判的指示已经下达，但具体负责谈判的卡拉汉，手中却几乎没有能促使谈判快速推进的筹码。直到一份来自远东方面军的紧急求援电报，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犹豫的天平。
“……部队濒临断粮，药品奇缺，士兵因冻伤和疾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已超过三成。若再无补给，防线崩溃在即……”
这份电报被直接送到了最高决策层面前。
长时间的沉默后，那位核心人物用沙哑的嗓音打破了沉寂：“告诉卡拉汉……除了边界问题，可以和他们谈谈……物资援助。”
这句话说得异常艰难。向一个正在就领土问题进行博弈的对手求援，无异于饮鸩止渴，承认自己的虚弱。但在生存面前，尊严和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都显得苍白无力。
消息通过绝密渠道，再次传到了北京。这一次，苏方代表的语气不再是强硬的辩解或模糊的承诺，而是带着一种近乎赤裸的急切。
“副部长先生，”卡拉汉甚至省去了外交辞令，“我们了解到，贵国近年来粮食连年丰收，工业品库存充足。苏维埃俄国愿意用……我们之间友谊的诚意，以及尽快推进边界勘定的实际行动，来换取一批紧急的粮食、药品和……基本的军需品。”
曾慕韩心中了然，面上却露出恰到好处的为难：“特使先生，您知道的，我国也正处于建设时期，资源并不宽裕。而且，向一个处于内战状态的国家提供物资，尤其是军需品，这在国际上非常敏感，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我们理解贵国的难处！”卡拉汉急忙打断，他几乎是在恳求，“我们可以用矿产开采权、森林特许经营权作为抵押！或者，在边界谈判的具体条款上，我们可以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时间，副部长先生，我们现在最缺的是时间！”
二、 精明的算计：共和国的高阶博弈
南京总统府，高岩主持的会议气氛截然不同。
“苏俄人撑不住了，他们在乞讨。”王奎语气中带着一丝快意。
“这不是乞讨，这是交易。”高岩纠正道，目光深邃，“他们用未来可能的法律权益和领土让步，来换取眼下救命的物资。这是一笔买卖，我们要做的，是确保这笔买卖利润最大化，且风险可控。”
他转向陈念恩和宋亦舟：“列出清单。粮食，以陈化粮和临近保质期的储备粮为主；药品，优先提供我们已能大规模自产的基础磺胺、消毒剂和绷带；军火……”他顿了顿，“清理我们仓库里封存的、缴获的日式武器和过时的俄式步枪、子弹，还有那些库存的、引信不太可靠的旧式手榴弹和迫击炮弹。”
这份清单可谓精心设计。提供的都是苏俄急需的救命物资，但粮食并非最优品质，军火更是共和国自身淘汰或缴获的二手货，既能解苏俄燃眉之急，又不会实质性提升其长期战斗力，避免养虎为患。更重要的是，这些物资对于共和国而言，处理掉反而是减轻了库存压力和更新换代的成本。
“告诉曾慕韩，”高岩下达指令，“原则同意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但必须签署正式的、详细的‘易货贸易协议’。明确物资种类、数量、交付时间地点。支付方式，不接受未来的、虚无缥缈的‘权益’，要求苏俄以其控制下的、已探明储量的特定矿产（如中亚的铀矿、西伯利亚的某处稀有金属矿）的长期开采权，以及……在即将开始的边界勘界委员会中，对包括贝加尔湖全域及沿岸足够纵深的土地归属等关键条款，做出明确无误的、不可撤销的承诺！”
他要将物资援助，变成撬动领土回归最有力的那根杠杆。
三、 沉默的运输线与沸腾的舆论
协议在极度保密却又高效的谈判中迅速达成。一列列满载着粮食、药品和木箱封存的军火的火车，从共和国东北和西北的仓库出发，冒着风雪，驶向约定的边境交接点。交接过程低调而迅速，双方军人沉默地对峙，只有搬运货物的号子声和车辆的轰鸣在冰原上空回荡。
这些物资如同血液，源源不断地注入苏维埃俄国濒临坏死的躯体，勉强维持着其东部战线的稳定，也为莫斯科镇压内部反抗、巩固政权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共和国向苏俄提供大量物资的消息，还是通过某些渠道泄露了出去，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伦敦和巴黎，报纸愤怒地谴责共和国“背信弃义”、“资助布尔什维克瘟疫”、“破坏文明世界的团结”。《泰晤士报》发表社论，惊呼“东方的黄祸与红色的幽灵正在形成危险的勾结！”
约翰牛和高卢鸡政府向南京发出了措辞强硬的外交照会，质疑共和国的中立立场，并要求立即停止此类“资敌”行为。
对此，共和国外交部的回应依旧滴水不漏：“我国与苏维埃俄国存在正常的商业贸易和基于人道主义的物资交换，这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共和国政府有权根据自身国家利益和人道主义原则，决定与任何国家的贸易往来。我们呼吁各方保持冷静，通过对话而非对抗解决分歧。”
四、 奠基与远忧
随着第一批物资的到位，中苏边界联合勘界委员会的工作效率陡然提升。苏方代表在具体划界细节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合作”态度。尤其是在贝加尔湖地区的归属问题上，尽管内心滴血，但在国内严峻形势和后续物资需求的巨大压力下，苏俄代表最终还是原则上同意了将贝加尔湖主体及其南岸、东岸大部分区域划归中国的要求。详细的勘界工作随之全面铺开。
站在新竖立的、暂定的界碑前，望着远方浩瀚深邃的贝加尔湖冰面，共和国勘界代表的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这片自汉朝苏武牧羊起就萦绕在中华史册中的“北海”，历经千年漂泊，终于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即将重归版图。
消息传回，国内舆论自然是一片欢腾，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但在南京总统府，高岩却异常冷静。
“我们用粮食和旧枪炮，换回了失去百年的土地，这笔交易，从短期看，我们赚了。”他对核心幕僚们说道，“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喂饱了一个潜在的、强大的、而且注定会对今日之退让耿耿于怀的邻居。”
他指着地图上那片广袤的北方：“苏俄不会永远沉沦。一旦他们缓过气来，整合了内部，今日之辱，来日必会寻求洗刷。我们拿到了土地，但也埋下了未来冲突的种子。”
“所以，”他目光扫过众人，“加快移民实边，加快贝加尔湖及周边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西部、北部国防体系的完善！我们要在对手恢复元气之前，将这片拿回来的土地，真正变成我们坚不可摧的堡垒和取之不尽的宝库！”
以粮换疆，是一次辉煌的外交和战略胜利，但也吹响了更长周期、更激烈竞争的号角。共和国在欢呼胜利的同时，必须为应对未来那个必然更加强大、也更加记仇的北方邻国，做好万全的准备。前路依然漫长，挑战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