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风，自长江三峡的万仞绝壁间呼啸而过，卷着刺骨的寒意和湿冷的江雾，扑向西行的船队。江水，不再是武汉江段那般开阔雄浑，而是被两岸陡然耸立的群山，挤压成一条狭窄而湍急的青色巨蟒。船，在险滩与漩涡中颠簸前行，高亢而凄厉的汽笛声，在空旷的峡谷里回荡，仿佛是这个古老民族，在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断臂求生后，发出的痛苦而坚韧的呻吟。
我站在“民元”号轮船的甲板上，任凭凛冽的江风，吹透我单薄的军呢大衣。身后，是已经沦陷的国土，是炮火中燃烧的武汉三镇。眼前，是壁立千仞、云锁雾绕的蜀道之难。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将这个国家的政府、军队、工业、文脉，乃至不屈的灵魂，从富饶的江汉平原，迁往贫瘠却险要的西南腹地。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离乡背井的茫然和对前途未卜的忧虑，但更多人的眼中，燃烧着的，是家国破碎后，那股被逼到绝境、退无可退的、如同野草般顽强的求生欲。
武汉会战，历时四月有余，以我军的主动撤退而告终。我们付出了数十万将士伤亡的惨重代价，虽然也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但终究没能保住这座九省通衢的重镇。万家岭的辉煌胜利，更像是一场壮丽的烟火，照亮了抗战的夜空，却无法改变星辰的轨迹。随着广州的意外陷落，我们最后的海上生命线被切断，中国，彻底成了一座被封锁的孤岛。战争，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了第二阶段——一个更加漫长、更加艰苦、也更加考验意志的相持阶段。而我，作为这场战争事实上的总指挥，必须在这片陌生的西部土地上，为这个国家，重新规划一条通往胜利的、布满荆棘的道路。
一、第一周（11月1日-11月7日）：西迁重庆，重整山河
十一月三日，经过近十日的艰难航行，我们的船队，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终点——重庆。
当这座城市，在晨雾中，缓缓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时，所有人都被震撼了。它不像武汉那般平坦开阔，也不像南京那样古都气象。这是一座真正的“山城”，楼阁房屋，依着陡峭的山势，层层叠叠地向上攀援，仿佛要与天公试比高。两条大江，长江与嘉陵江，如两条巨大的玉带，在山脚下交汇，奔腾而去。江面上，是密密麻麻的、数不清的船只，码头上，是摩肩接踵、川流不息的人群。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辛辣的、带着煤烟和水气的独特味道。
这里，就是我们新的战时首都。
然而，短暂的惊叹过后，涌上心头的，是更深的忧虑。重庆，虽然地理位置险要，易守难攻，但它的城市基础设施，实在太过薄弱。狭窄的街道，简陋的房屋，落后的市政……要如何承载一个中央政府的全部机构，容纳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数百万难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参谋本部，要如何在这片混乱和拥挤中，重新建立起一个高效、精准的指挥体系？
我临时的办公室，被设在了渝中区的一处旧式公馆里。条件比武汉时，要简陋得多。没有宽敞的作战室，那张巨大的全国作战地图，只能委屈地铺在几张拼接起来的桌子上。电话线路，时常不通，电力供应，也极不稳定。但没有人抱怨。所有幸存下来的参谋，都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到了工作之中。电报机的滴答声，再一次，成了这里日夜不息的主旋律。
十一月五日，我主持召开了迁都重庆后的第一次高级军事会议。所有在渝的军事将领，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室里，气氛凝重。武汉的失守，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失败主义的阴云，若隐若现。
“我知道，各位的心情，都很沉重。”我看着一张张疲惫而焦虑的脸，开门见山，“武汉丢了，广州也丢了。从表面上看，我们输了。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战争，才刚刚开始。”
我的话，让众人精神一振。
“大家请看地图。”我走到地图前，拿起指挥杆，“从卢沟桥事变到现在，一年零四个月。我们失去了华北的大片平原，失去了淞沪，失去了南京，失去了徐州，现在，又失去了武汉。我们的国土，沦陷了近四分之一。但是，我们得到了什么？”
我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全场。
“我们得到了时间！我们用巨大的牺牲，粉碎了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我们把一场他们预想中的速决战，硬生生地，拖成了一场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持久战！”
“我们得到了空间！大家看，从今天起，我们的背后，是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从湖南的雪峰山，到湖北的武当山，再到四川的秦岭大巴山，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屏障。日本人习惯于大兵团机械化作战，他们的坦克大炮，一旦进入这些山区，就将寸步难行。而我们，则可以将整个西部，变成一个巨大的游击战场！”
“最重要的是，我们保全了我们的军队主力，保全了我们的工业命脉，更保全了我们四万万人民，不屈的抗战意志！这，才是我们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
我的话，像一团火，重新点燃了会议室里沉闷的空气。将领们的眼中，重新燃起了光芒。
“所以，我今天召集大家，不是为了检讨过去的失败，而是为了规划未来的胜利。”我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无比严肃，“从现在起，我们的整个国家战略，必须进行彻底的调整。我将其总结为十六个字：‘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最终拖垮敌人’！”
“在正面战场，我们必须放弃过去那种‘寸土必争’的、不切实际的打法。我们的任务，不再是守住某一座城市，而是要依托有利地形，建立纵深梯次防御体系，层层消耗敌人。在敌后战场，我们要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袭扰他们的据点，让占领区的日本人，一天都不得安宁！”
“具体的部署，”我的指挥杆，指向了湖南和湖北的交界处，“目前，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他们也已是强弩之末。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在万家岭和武汉外围的战斗中，伤亡惨重，短期内，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判断，敌我双方，将在以新墙河为界的湘北地区，和以大洪山、桐柏山为依托的鄂中、豫南地区，形成暂时的对峙。而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个宝贵的喘息之机，在这些地区，抢筑工事，调整部署，建立起一条新的、稳固的防线。尤其是湖南，长沙，将成为我们拱卫大西南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门户。它的安危，直接关系到我们战时首都的安全。”
会议，一直开到了深夜。我们详细地讨论了每一条战线的兵力部署，每一个军的补充和整训计划。当会议结束，将领们散去时，虽然每个人的脸上，依然写着疲惫，但那种迷茫和消沉，已经被一种沉静而坚定的决心所取代。
我知道，最艰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二、第二周（11月8日-11月14日）：误报与乱命，长沙之火
进入十一月的第二周，重庆的天气，愈发地阴冷。连绵的冬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让这座本就拥挤的城市，显得更加潮湿和压抑。而从湘北前线，不断传来的零星战报，则像这恼人的秋雨一样，一点一点地，侵蚀着人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日军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在经过短暂的休整补充后，果然如我所料，开始沿着粤汉铁路，向南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他们的前锋，已经越过了湖北的通城、崇阳，兵锋直指湘北的门户——新墙河。
负责保卫长沙和整个湖南地区的，是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陈诚，和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张治中，字文白，是一位有能力的军人，也是最高领袖最信任的心腹之一。但是，他此刻承受的压力，也是巨大的。武汉刚刚失守，广州又意外陷落，全国上下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作为新的前线总指挥，他生怕长沙，会成为下一个陷得的省会。
这种巨大的压力，和对日军战斗力的过高估计，使得整个第九战区的指挥部，都弥漫着一种紧张、焦虑，甚至有些草木皆兵的气氛。
十一月十日，我接到了一份来自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绝密电报。电报是张治中亲拟的，他向大本营请示，鉴于日军攻势凶猛，长沙的防御，前景不容乐观。他建议，一旦长沙无法坚守，为了不将这座重要的城市和物资留给敌人，应该效仿俄国人火烧莫斯科的先例，制定“焦土抗战”的计划，在最后时刻，焚城撤退。
看到这份电报，我的眉头，立刻紧紧地锁了起来。
“焦土抗战”，这个策略，本身没有错。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坚壁清野，不给敌人留下一针一线，这是正确的。但是，“焚城”，这两个字，却让我感到了一股极度危险的气息。
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把足以将敌人烧痛，但也极有可能，将我们自己，烧得体无完-肤的利剑。一座拥有数十万人口的省会城市，一旦点燃，火势如何控制？民众如何疏散？这其中，需要何等周密细致的计划和组织？稍有不慎，就将酿成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我立刻拿起电话，接通了张治中的指挥部。
“文白兄，”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一些，“你那份关于‘焦土抗t战’的电报，我看到了。你的顾虑，我理解。但是，焚城之事，关系重大，绝不可轻举妄动。我提醒你，第一，长沙的民众，疏散了多少？第二，焚城的计划，是否已经制定了周密的方案，比如，由谁来点火，在何处点火，以何为号，如何保障消防通道等等？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执行这个计划，必须得到最高领袖的亲自批准，和我们参谋本部的书面命令。在此之前，任何人，不准擅自行动！”
电话那头的张治中，连声答应，说他一定会谨慎行事。
然而，我心中的不安，却并未因此而消散。我太了解当时军队内部的那种氛围了。宁左勿右，宁严勿宽。在“抗战不力，军法从事”的高压之下，许多指挥官，为了表现自己的抗战决心，往往会做出一些过激的、不计后果的举动。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六。下午。
噩梦，开始降临。
一份来自第九战区前敌总指挥部（设于汨罗）的紧急电报，送到了我的案头。电报称，据第一线部队报告，日军已经突破了新墙河防线，前锋已经抵达了离长沙只有三十公里的捞刀河。
紧接着，各种混乱的、未经证实的情报，如同雪片般飞来。
“报告！我军在岳阳的守军，与后方失去联系！”
“报告！在长沙以北的平江地区，发现了日军的便衣队！”
“报告！长沙城南的火车站，听到了枪声！”
……
整个重庆的最高统帅部，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和恐慌。所有人都以为，日军，已经以闪电般的速度，兵临长沙城下了。
我知道，这其中，必有蹊跷。日军就算再厉害，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推进上百公里，而我们部署在中间的数十万大军，竟然毫无察觉。这不符合军事常理。
“立刻给我接通张治中的电话！”我对着通信兵大吼。
但是，已经晚了。
就在这天傍晚，身处长沙城内，被各种真假难辨的情报，和城内混乱的局势，搞得心烦意乱的张治中，做出了一个让他抱憾终身，也让整个国家蒙羞的决定。
他召集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口头下达了准备焚城的命令。他告诉他们，要等他的正式命令，或者看到城南有火光为号，才能行动。
然而，灾难，就在这混乱的指令和紧张的氛围中，被一个微不足道的火星，给引爆了。
当晚，长沙城南的某处伤兵医院，意外失火。
城内的纵火队员，在紧张和恐慌之中，误以为这是总攻的信号。
于是，在十一月十三日的凌晨两点，在没有任何正式命令，民众也完全没有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数千名纵火队员，同时在长沙城内的各个角落，点燃了他们手中的火把。
三、第三周（11月15日-11月21日）：人间炼狱，问罪与反思
十一月十三日，凌晨三点。
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从行军床上惊醒。电话，是侍从室打来的，声音里充满了惊恐和难以置信。
“韩次长！不好了！长沙……长沙烧起来了！”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你说什么？！”我几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真的！整个长沙城，都烧起来了！火光，把半个天都映红了！我们和第九战区长官部的电话，已经全部中断了！”
我猛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冲到作战室。那张巨大的地图上，代表着长沙的那个红点，仿佛正在我的眼前，熊熊燃烧。
我的身体，开始无法抑制地颤抖。愤怒，悲伤，惊骇……各种情绪，像决堤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我所有的理智。
“张治中！酆悌！徐权！我要把他们全都枪毙！”我用拳头，狠狠地砸在桌子上，桌上的茶杯，被震得跳了起来，摔在地上，粉身碎骨。
整个夜晚，对于重庆的最高统帅部来说，都是一个不眠之夜。我们疯狂地，试图与长沙取得联系，但所有的努力，都如同石沉大海。我们只能通过一些从长沙周边逃出来的零星人员的报告，和外籍记者的电报，来拼凑那座人间地狱的惨状。
大火，借着风势，迅速地蔓延开来。整座拥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城，变成了一片火海。正在睡梦中的数十万民众，在惊醒之后，发现自己已经身处绝境。街道上，到处都是奔跑、哭喊的人群。火焰，吞噬了一切。房屋，在烈火中，轰然倒塌。无数的人，被烧死，被踩死，被倒塌的房屋压死。
长沙，这座曾经无比繁华的湘江明珠，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尸横遍野、瓦砾成堆的焦土。
这场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
直到十一月十六日，当我乘坐着一架小型的运输机，冒着生命危险，在长沙城外的一处临时机场降落时，城市上空，依然笼罩着呛人的浓烟。
我走下飞机，看到前来迎接我的，是面如死灰的张治中。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将军，此刻，仿佛瞬间苍老了二十岁。他的眼中，布满了血丝，嘴唇干裂，神情呆滞。
他看到我，嘴唇哆嗦着，想要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看着他，心中那股滔天的怒火，却不知为何，平息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
我没有理他，而是直接，走进了那座已经化为废墟的城市。
眼前的景象，让我这个见惯了生死、见惯了战争残酷的军人，也感到了阵阵的反胃和晕眩。
没有一条完整的街道，没有一栋完好的房屋。到处都是烧焦的残垣断壁，和散发着恶臭的、无法分辨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死亡的味道。我看到一个母亲，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已经被烧成焦炭的婴儿，静静地坐在废墟上，双目无神。我看到一群幸存的士兵，正在从倒塌的房屋下，挖掘着他们的战友。哭声，呻吟声，在这座死城里，显得如此的微弱和无助。
据事后不完全统计，这场大火，直接导致超过三万名无辜平民的死亡，全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无法估量。而讽刺的是，造成这场灾难的源头——日军，此刻，依然还在新墙河以北，并没有向长沙，发动任何实质性的进攻。那些所谓的“紧急军情”，后来都被证实，是误报，是谣言。
我们，用一场自焚式的惨剧，将一座本可以成为坚强堡垒的城市，亲手，推入了地狱。而我们的敌人，却在河对岸，毫发无损地，看着我们自相残杀的笑话。
这是国耻！是整个民族，在抗战史上，最黑暗、最荒唐的一页！
十一月十八日，我以大本营参谋次长的名义，在长沙，主持召开了紧急善后会议，并对这次事件的责任人，进行了初步的调查。
证据，很快就水落出水。这是一场由一连串的错误、恐慌和不负责任，共同酿成的悲剧。从最高指挥官的错误判断，到中层军官的命令误读，再到基层执行者的纪律涣散……每一个环节，都出了问题。
十一月二十日，最高领袖的裁决，下达到了长沙。
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被就地免职，留职察看。
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处长徐权，以及另一名执行纵火命令的军官，被判处死刑，立刻执行。
我知道，这几颗人头，远远不足以平息民愤，更不足以告慰那三万多名屈死的冤魂。但是，在战时，为了稳定军心和政局，这已经是所能做出的，最严厉的惩处了。
在行刑的那天，我没有去看。我只是一个人，走到了湘江的岸边。看着那滔滔的江水，我的心中，充满了痛苦的反思。
这场大火，烧毁的，不仅仅是一座长沙城。它烧掉的，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它烧掉的，是我们军队在万家岭大捷后，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士气。更重要的是，它暴露出了我们整个战争机器，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之后，所存在的，那些致命的、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真的准备好，打一场持久战了吗？我们，真的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走向最终的胜利吗？
四、第四周（11月22日-11月30日）：浴火重生，淬炼新谋
长沙的焦土，像一块烙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从长沙返回重庆后，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两天两夜。我没有处理任何公务，只是静静地，对着那张巨大的地图，思考着。
文夕大火，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但是，如果不能从这场悲剧中，吸取血的教训，找到前进的方向，那么，那三万多名同胞的鲜血，就真的白流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向最高领袖，递交了一份长达万言的报告。
这份报告的名字，叫做《论第二期抗战之国家总动员战略——从长沙之火反思我军政体系之弊病与改革方向》。
在这份报告里，我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我们当前存在的几个致命问题：
第一，是军令与政令的脱节。军队，只管打仗，不管地方。政府，只管民政，不懂军事。在“焦土抗战”这种需要军民高度协同的行动中，这种脱节，直接导致了灾难。
第二，是情报系统的混乱。我们缺乏一个统一的、高效的、能够准确甄别情报真伪的中央情报机构。前线的情报，往往夸大其词，后方，则被谣言所左右，最终导致了最高指挥层的判断失误。
第三，是部队纪律的废弛和官兵素质的低下。许多部队，依然存在着浓厚的军阀习气，视民众如草芥。在执行命令时，简单粗暴，缺乏人性关怀。
第四，也是最根本的，是我们整个民族，从上到下，都缺乏一种进行长期、艰苦战争的心理准备。我们，依然在渴望着一场“万家岭”式的、能够一战定乾坤的决战。当战局不利时，就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盲目乐观，跌入彻底的悲观和恐慌。
针对这些问题，我提出了我的改革方案。
我建议，立刻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由最高领袖亲自担任主席，统揽全国的军、政、经、文大权，打破部门壁垒，实现真正的“总动员”。
我建议，重组军事情报系统，建立一个由我直接领导的、垂直管理的情报分析中心，对所有战区的情报，进行统一的汇总、分析和研判。
我建议，在全军，开展一次深刻的、以“爱民、为民”为核心的纪律整训运动。并且，要大力提拔和使用，那些在实战中，表现出沉着、冷静和智谋的、真正懂得现代战争的年轻军官。
最后，我建议，通过我们所有的宣传机器，向全国的军民，进行一次最彻底的、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教育。要让每一个人都明白，抗战，将是漫长的，是艰苦的，是会充满牺牲和挫折的。我们，必须抛弃一切的幻想，准备用我们的韧性，我们的耐力，去和敌人，进行一场意志的较量。
我的这份报告，措辞激烈，直指时弊，在最高层，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许多人，指责我危言耸听，指责我越权。
但是，最高领袖，在长考了三天之后，最终，采纳了我大部分的建议。
十一月的最后一天，重庆，虽然依旧阴雨绵绵，但笼罩在最高统帅部上空的，那股因长沙之火而带来的阴霾，终于开始，有了一丝消散的迹象。
新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由在万家岭战役中，表现出色的薛岳正式接任。他，将在这片焦土之上，重建湖南的防线。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他将在这里，指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保卫长沙的、名垂青史的辉煌胜利。
而我，则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和责任。我知道，我的前方，将是更多的艰难，更多的挑战。
长沙的大火，熄灭了。但它，也像一块淬火的顽石，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经历了无尽的痛苦和耻辱之后，变得更加清醒，也更加坚强。
一个全新的、更加务实、也更加坚-韧的抗战阶段，正从这片焦土之上，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