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暗下去后，林远站在原地几秒，才缓缓将它放回口袋。U盘还握在手里，边缘有些磨手。他低头看了眼，轻轻放进西装内袋，扣好纽扣。
窗外天色已亮透，楼下的便利店换过了班次，新来的店员正往货架上补货。他关了灯，走出办公室，走廊空荡，脚步声很轻。
出门前收到老陈的短信：“今天下午三点，社区活动室，大家想见见你。”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提“感谢”两个字。林远回了个“好”，把手机倒扣在包里，骑车去了律所附近的面馆。
一碗素汤面吃完，他看了眼时间，离三点还有四十分钟。路上不堵，但他没急着走。坐在店里角落，翻开随身带的案卷夹，纸页已经翻得发毛，边角卷起。他用指甲压了压折痕，又合上。
到了活动室门口，他停下。门虚掩着，里面传来低低的人声。横幅挂在墙中央，白底红字：“致谢正义的守望者”。他伸手扶了扶领带——其实没打领带，只是习惯性地碰了下衣领。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屋里坐了十几个人，大多是中老年人，有几张脸他认得。老陈站在靠窗的位置，穿着洗得发灰的工装外套，看见他进来，点了点头。没人鼓掌，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了过来。
林远走到后排坐下，把案卷夹放在腿上。有人给他递了杯热水，他道了声谢，双手捧着，温度透过纸杯传到指尖。
一位中年女人站起身，手里捏着一张纸。她声音不大，开头几次卡住，像是念不下去。她说她丈夫五年前被牵进一场拆迁纠纷，说是阻挠施工，拘留十五天，出来后一直咳嗽，去年冬天走了。临终前还在问案子能不能重审。
“我们请过律师，可都说证据不足。”她低头看着手里的纸，“后来有人说，上面打了招呼，没人敢接。我们连告都不知道去哪告。”
她说完，没人说话。角落里有个老人抹了把脸，没出声。
接着是另一个男人，讲的是自家铺面被强拆那天的事。凌晨四点，人来了，机器跟着就开进来。报警没用，执法记录仪“坏了”。他蹲在废墟里找房产证复印件，找了三天。
“我一直觉得，倒霉就是倒霉，认了就行。”他苦笑了一下，“直到林律师来找我。”
然后是老陈。他没拿纸，也没看谁，就站在原地，双手插在裤兜里。
“我不是来谢谢某个人的。”他说，“我是来告诉大家，十年前那份合同，真有人愿意一页一页去查；监控坏了？真有人跑遍三个派出所调备份；上面打了招呼？也真有人听见了，还不肯停。”
他顿了顿，转向林远的方向。
“我们这些人，不是不懂法。是以前觉得，法不为我们这样的人活着。现在我知道了，是有人让它活了。”
林远低着头，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袖口。那里别着一枚旧式别针，是他父亲留下的裁缝标记。这些年换了西装，这枚别针一直没摘。
有人轻声说：“林律师，您说几句吧。”
屋里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他。
他没站起来，只是把案卷夹合紧了些，放在一旁的椅子上。
“我不是英雄。”他说，“我只是做了律师该做的事。”
停了一下，他又开口：“你们愿意一次又一次走进法院，签字、作证、等结果，才是真的不容易。”
没有人鼓掌。过了几秒，一个坐在后排的老太太低声说：“我儿子终于能睡安稳觉了。”
林远抬起头。她眼睛红着，嘴角却有点笑意。
“以前他不敢找工作，怕政审过不了。”她说，“现在他问我，妈，我能去考公交司机吗？”
屋里有人笑了，带着鼻音。
林远也动了动嘴角，没笑出来，但肩膀松了些。
老陈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两人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老陈从怀里掏出个信封，泛黄，边角卷曲。
“你爸当年查过的材料。”他说，“我一直留着。本来不想给任何人，怕再惹事。现在……我觉得该交出来了。”
林远接过信封，没打开。纸质粗糙，封口用浆糊粘过，又撕开，反反复复的样子。
“谢谢您今天来。”老陈说，“不是为听谢谢，是让您看看，这些脸都是真的。痛是真的，活过来也是真的。”
林远点点头。
会议结束得没有仪式感。人们三三两两起身，互相搀扶着往外走。有人跟他说“保重”，有人拍了下他的肩。他一一回应，声音不高，态度认真。
最后只剩他和老陈。
“你接下来做什么？”老陈问。
“回去整理材料。”林远说，“还有几个关联案件要跟进。”
老陈“嗯”了一声。“他们说郑世坤要被问话了。”
林远没否认，也没多说。
“这次不一样。”老陈看着门口，“以前出了事，最多赔点钱，人还是那个样。现在不一样了，有人倒了，还能追上去。”
林远望着那扇刚被人关上的门，玻璃映出屋内的空桌椅。
“只要还有人愿意查。”他说。
老陈笑了笑，转身走了。背影还是佝偻，脚步却比从前稳。
林远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把信封小心放进文件夹，夹在腋下。他走出活动室，外头风凉，吹在脸上有点刺。他解开衬衫最上面两颗扣子，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四点十七分。
没有未接来电，也没有新消息。
他走向停在路边的电动车，钥匙插进电门，拧了一半，又停下来。
回头望去，活动室的灯还亮着。窗帘没拉，能看到里面有人在收拾桌子，水杯叠在一起，横幅被取下来卷好。
他重新戴上头盔，按下启动键。
车灯亮起时，风吹动了文件夹的一角，那封泛黄的信封露出一角，边缘磨损，像被摩挲过无数次。
他把文件夹夹紧了些，车子缓缓驶出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