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1）
十万元包下洛东羊毛衫厂的事，像枚石子投进嘉兴毛衫行业的浅塘，没几日就荡开了满圈涟漪。
先是厂里的老伙计见了我直喊“李老板”，后来去原料商店扯线，连相熟的老板娘都凑过来笑：“木子，你这步棋走得野！现在整个嘉兴的厂主，谁不念叨你？”
名声这东西，有时比真金还管用。
我想乘着这股势头想把羊毛衫批发生意做大，心里便盘算起下一步——开家专门的羊毛衫销售经营部。
生产厂子是根基，经营部才是往外走的桥，外省来的客商总不能都往郊区的厂里跑，得在他们常落脚的地方安个门面。
我盯上的地儿，在环城东路靠近南湖饭店的路口。
从火车站出来往南湖宾馆或嘉兴旅馆去，这是外省客商必走的道。
我脚底下踩着的是锅炉研究所的老房子。
那老房子临街，却偏巧是背面靠马路，常年锁着当仓库，墙皮都起了层白屑，可我站在路边望了三回，越看越觉得妥帖——就这位置，客商路过打眼就能瞧见。
找所长那天，我揣着刚买的两包“软中华”，烟盒在口袋里硌着掌心。
研究所办公楼的过道铺着水泥地，踩上去“咚咚”响，我在门口顿了顿。
八十年代末的机关单位，空气里总飘着旧木头办公桌的霉味混着墨水香，所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我敲了敲，里头传来声“进”。
“王所长，我是洛东羊毛衫厂的木子，想跟您谈个事。”
我把烟搁在他办公桌的搪瓷杯边，杯沿还沾着圈茶渍。“您那环城东路靠路边那间仓库，租给我呗？我开经营部。”
所长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指尖在桌面上敲得“笃笃”响：“那房子是仓库，不是门面。要改营业房，得街道、城建局批，麻烦。”
“手续我来跑，您只管租。”我往前凑了凑，声音压得低些，“租金我给四千一月。”
这话一出，所长的手指猛地停了。
他抬眼瞧我，喉结动了动，像是确认我没说胡话——那会儿嘉兴普通工人月薪才百十来块，四千块够养三十多个工人了，一间破仓库，这价确实够打动人。
他沉默了会儿，从抽屉里翻出钥匙串晃了晃，铜钥匙碰撞着响：“租给你可以，但说定了，租了就不能反悔。
批不下来手续，押金可不退。”
“成！”我怕他变卦，当场就催着拟合同。
钢笔在纸上划拉的沙沙声里，我盯着窗外的梧桐树，心里已经在画经营部的草图了——门口得做个招牌，用金黄色的黄铜做字看上去气派亮堂；里头隔出个小隔间算账，摆二张写字台；靠墙摆三排货架，挂上厂里织的羊毛衫，米白的、烟灰的、酒红的，黑的大红色的，得让客商一进来就挪不开眼。
签完合同，所长按我的意思拟了房屋改造申请，盖了章递过来。
我捏着那张纸直奔街道办，刚上台阶就听见有人喊“木子”，是毛毛娘的老同事张阿姨，她正端着个搪瓷盆往外倒茶水，热气混着茶叶香飘过来：“你娘前两天还说你忙，这是又折腾啥？”
“阿姨，我租了锅炉研究所的房子开经营部，来办改造手续。”我把申请递过去，她扫了眼就笑：“你娘退休前管妇女工作时，跟管城建的老李打过交道，我帮你递过去，保准快。”
果然没半个钟头，街道的章就盖好了。
剩下城建局那头，我托了开五金店的老陈——他表哥在局里管审批，晚上拎着两斤裹着箬叶的嘉兴肉粽上门，箬叶的清香混着糯米味，第二天一早就拿到了批文。
图纸是我趴在建国路小店的柜台上画的，柜台边还堆着几卷没卖完的毛线，铅笔涂了又改，连货架层高都算着——要能放下叠好的羊毛衫，又得让挑货的客商好伸手。
可等施工队拿着图纸算完价，我手里的铅笔“啪”地掉在桌上，指节都泛了白。
“四万八？”我以为听错了，施工队的头头蹲在地上，指着图纸上的隔墙，房顶和地砖道：“李老板，你要改门面就得顶住房顶预浇承重梁再拆墙，工程大着呢。地面要铺水泥做水平，再铺地砖，房顶要拉吊顶还得装电线、水管安装还有边窗边门。这数真没多算你。”
我扒着指头算：改造四万八，房租押三付一共一万六，进货还得留流动资金，手里那点钱瞬间见了底。
晚上躺在房间的木板床上，盯着房顶的蜘蛛网发呆——房租一天一百多，够俩工人薪水，耗不起。
找朋友借？发小们都是拿死工资的，谁手里有余钱。
翻到后半夜，我摸黑坐起来，摸出压在枕头下的通讯录。
里头有个号码是厦门的，丽珠姐——前两年我常去她那儿拿货，吃住都在她家像亲姐弟一样，她总说我实在，跟我关系处得很好，那最后一次临走她塞给我了电话：“有事随时找姐。”
天刚蒙蒙亮，我就在客厅捏着听筒，拨通了厦门的长途电话，听筒里传来电流的滋滋声：“丽珠姐，我是木子。”
“木子啊，好久不见你了，有事找我？”她的声音带着南方人特有的温软，像厦门的海风。
我攥紧了电话线：“我想新开家经营部，手头差两万块，急用……您要是方便，能不能先借我？”
“急用钱？”她顿了下，“我跟老许通个气，他刚好要去上海，我让他给你送过去。”
“不用不用，我自己去拿！”我连忙说，她却笑了：“傻小子，老许刚好要去上海办事，让他捎过去。
上海到嘉兴近。
我说：“不，怎好意思叫潮勇哥送过来，还是我去取。”“你等会儿，先挂了电话吧，我问一下他宾馆预定住哪儿。”
下午四点，电话铃响得急，我抓起听筒就听见丽珠姐说：“木子，老许晚上住上海和平饭店，北区808房。你记一下地址，他把钱给你带过去了。”
我拿笔的手顿了顿——和平饭店？那是上海外滩最扎眼的楼，青砖墙面爬着老藤，铜门亮得能照见人，小时候跟娘去上海走亲戚，远远望过一回，只敢在马路对面瞧，觉得那地方离自己比南湖还远。
老许竟住那儿？
我忍不住笑：“丽珠姐，老许哥真舍得花钱。”
“他那人，办事图个稳妥。”
丽珠姐又叮嘱，“钱你别急着还，先把店开起来，预祝你开业大吉。”
挂了电话，我翻出抽屉里的交通图，把嘉兴到上海的路线用红笔描出来——晚上骑车没灯，得记牢了。
正描着，门被推开，毛毛三姐夫探进头来：“木子，吃饭没？我刚买了辆‘幸福’，带你兜圈去。”
他身后靠着辆暗红色摩托车，车头上的“幸福”商标闪着光，车座还带着新皮革的味道——那会儿国产摩托车也金贵得很，两千六百多块，三姐夫攒了几年才买下。
我举了举手里的地址：“三姐夫，我今晚得去上海拿钱，丽珠姐让老许哥捎了两万来。”
“上海？”他凑过来看地址，“来回得四五个钟头，夜里路黑。我陪你去，我这‘幸福’稳当，比你那铃木摩托车重很多，跑夜路踏实。”
晚饭在毛毛家吃的，毛毛娘给我装了两个肉包揣兜里，热乎气透过布口袋渗出来：“路上小心，别贪快。”
三姐夫发动摩托车，“突突”的声响惊飞了院墙上的麻雀，我们沿着环城路往上海开时，天刚擦黑，路灯一盏盏亮起来，像串在路边的星星。
到和平饭店时九点多了，门童穿着笔挺的制服，白手套擦得发亮，替我们拉门时打量了眼我和三姐夫沾着灰的裤脚。
找到808房，我敲了门，里头传来老许的声音：“谁啊？”“我，木子。”
门开了，老许见我们来，笑着把一个鼓囊囊的信封递过来：“木子，丽珠跟我说了。”
我接过信封，指尖捏着厚度，钱的硬挺触感透过纸传来，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潮勇哥，这钱我最快借三个月，最迟半年，一定还。”
他摆摆手，烟灰落在地毯上，淡了个小印：“说啥呢？你开店是正经事。啥时候方便啥时候还，别惦记。”
三姐夫在旁催：“时候不早了，我们得赶回去。”老许送我们到电梯口，又塞给我两个苹果，凉津津的：“路上饿了吃。”
回去时偏生走错了道。夜里看不清路牌，骑到半路才发现往苏州去了，三姐夫挠挠头：“认个大概方向，往南走总没错。”后来绕到平望镇，才顺着运河边的路回嘉兴，比去时多跑了几十公里。等开进熟悉的巷口，天边都泛白了，摩托车停在院门口，我摸出信封对着光看，里头的钱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心里暖烘烘的——这世上，总有人肯在你难时拉一把。
钱齐了，改造工程立刻开工。
施工队砸墙的声响惊动了隔壁的街道办的饮食店，面香混着尘土味飘过来，有阿姨扒着窗口问：“木子，这破仓库要做啥？”我笑着喊：“开毛衫经营部！以后来买毛衫，给您算便宜！”
办营业执照时，验资要十万，手里刚好够数，工商局的同志看我年纪轻，多说了句：“年青人，你这经营部是我们嘉兴首个专做羊毛衫行业的执照，你得加油做个好榜样噢。”我点头：“尽力而为。”他在执照上盖完章递过来，红印鲜亮：“好好干，年轻人有闯劲。”
去税务登记那天，负责的谢向农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他把发票本递给我时，突然按住我的手：“木子，发票可得看好了，这东西就是钱。”
我愣了下：“发票不就是个凭证？”
“你这不是你以前用的零售发票，你现在是批发商，这是抵税的凭证。”他拿过一张发票指给我看，笔尖点着金额栏，“这是3.3%的营业代扣税发票，要是被人拿去填了数字，人家抵了税，国家就少了钱，最后查出来得你赔。”
我这才明白，原来一张薄薄的纸，背后牵着这么多门道——客户要开发票，就得交那3.3%的税，我得把这笔账算进成本里。
一个月后，经营部的金字招牌挂起来那天，我请了厂里的伙计和帮忙的亲戚来吃饭。
炒货店的王婶送了串红辣椒挂在门楣上，红得亮眼，三姐夫骑着他的“幸福”摩托车，在门口转了两圈，笑着喊：“李老板，开业大吉！”
可这“大吉”没撑过二月。
那天我正给上海来的客商打包毛衫，门口突然冲进来个跑运输的老陈，气喘吁吁地喊：“木子！麻烦了，税务局查得紧！”
“查啥？”我还没反应过来，他拽着我往外走：“轻声说查客商的包裹！不管哪儿来的，只要是毛衫，拿不出发票就罚税！刚才我在火车站见着了，几个东北客商的货被扣了，罚了两千多！而且路边也在查”
这话像阵冷风，瞬间吹凉了整条街。不到半天，消息就传遍了——外省客商怕了，有的刚到嘉兴火车站，听说查得严，转身就买了去上海的票；有的干脆绕路去了卜院、洪合，直接找小加工厂拿货。
住在各大宾馆的客商都溜了，去饭店吃饭也见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了，往日里热闹的街面空荡荡的，连路边卖茶水的摊子烟摊子都没人光顾，只剩刚刚南下的西北风呼呼的吹，梧桐树叶子哗啦啦的落下来，铺晒在环城东路上，一片灰黄色，气温也像是猛降到零下了。
我站在经营部门口，看着空荡荡的环城东路，心里像堵了团火，顺着喉咙往上冒。
嘉兴本是毛衫批发的老窝，这一二年刚刚有点起色红火起来，全国各地的客商来了，带动着原料、辅料，加工、运输一起活，连街边的面馆、旅社都跟着沾光，这下倒好，不问青红皂白就挥大棒罚外省人——要查也该查生产商啊，这不是杀鸡取卵是什么？
“李老板，货还发吗？”仓库的伙计探出头问，我回头看了眼货架上堆得满满的毛衫，那些米白的、烟灰的、酒红的，此刻都像在瞪我——我花了四万八改造，托了人情办手续，欠了丽珠姐的情，好不容易开起来的经营部，就这么要成了摆设了？
隔了几天夜里关店门时，卷帘门拉下来上锁后，我靠在门框上，眼眶发热，眼泪差点掉下来。
可哭有啥用？得想办法。
正蹲在路边抽烟，身后传来个声音：“木子，还没走？”
是洛东羊毛衫厂的老板阿大，他揣着个搪瓷缸子，里头泡着浓茶，热气袅袅。
我抬头看他：“阿大，你来嘉兴了，有事？”
他蹲下来，跟我并排看着马路，茶缸放在地上：“听说你这店……想转？”
我心里一动：“你要？”
“现在这形势我想开个直销店，厂里的货直接在店里卖。”他喝了口茶，“你想多少钱转？”
“我总投资七万，我刚开业没几天，但也算赚了三万，四万给你。”我咬了咬牙，阿大挑了挑眉：“你倒实在。不过我手头没现钱，能不能用你拿我货的货款抵？”
我笑了：“货款抵也行，那得给我五万。”
他“嘿”了声：“你精！”
“是你精。”我弹了弹烟灰，火星落在地上灭了，“货款里你本就有利润，抵四万，等于你多销了货又多赚了一万多。你要么给现钱四万，要么货款抵五万，你选。”我知道他最近手头紧，果然，他琢磨了会儿，叹口气：“行，货款抵五万就五万，谁让我看上你这位置了。”
签转让协议那天，我最后看了眼经营部的货架，空荡荡的，只剩几块没撕干净的价签，在风里轻轻晃。
阿大拍了拍我肩膀：“别灰心，这行当还能起来。”
我没说话，转身往外走。
走到环城东路口，回头望了眼那栋老房子，墙皮上还留着改造时的痕迹，心里泛酸——这是嘉兴第一家毛衫经营部，却也成了第一个被这场“严查”掐死的店。
风从南湖那边吹过来，带着水汽，凉飕飕的，我裹了裹外套，只觉得这生意场，比南湖的浪还急，一脚踩不对，就可能翻船。
（环东店事）
环东红幡始挂时，
忽逢税网锁商羁。
七万营生三月散，
嘉兴浪里叹风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