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赵宏道等人发动的阴险舆论攻势，萧景珩并未急于辩白或正面反击。他深知，在对方设定的“道德污名化”陷阱里纠缠，只会疲于奔命。他需要跳出这个框架，将争论的焦点拉回到文学与学术本身，并借助更高层次的力量。
他的破局之策，分三步悄然展开：
其一，固本清源，以正视听。 他并未阻止《金陵十二钗》在小范围内的流传，反而通过梁婉清，更严格地控制了手抄本流出的渠道和质量。确保每一份流传出去的抄本，都是经过他审定、内容相对完整、能体现书中诗词之美与人物命运深度的版本。同时，让展鹏等人留意市面上出现的那些低俗伪作，一旦发现，便设法查清来源，必要时动用关系予以取缔，切断对方混淆视听的黑手。
其二，借力打力，引动真知。 萧景珩深知，赵宏道之流虽有一定影响力，但京师文坛并非铁板一块，自有不少真正有见识、不随波逐流的饱学之士。他通过周秉正等清流好友，以及慕容皓在军中的旧部（其中亦有文武双全者），有意无意地将一些未经篡改的、能体现书中深刻内涵的诗词片段和情节点评，传递给诸如致仕的东阁大学士李文渊、国子监祭酒张岱等素有清望、治学严谨且思想相对开明的文坛耆宿。这些前辈起初或许对“闺阁小说”不屑一顾，但在读到“白海堂诗菊”、“真真国女儿诗”等真正展现才情与批判精神的段落，以及关于“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议论后，不禁为之动容，开始以学术的眼光重新审视这部作品。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向上引导，借势而为。 萧景珩寻了一个元景帝心情颇佳的时机，在汇报完礼部公务后，看似随意地提起：“陛下，前日翰林院奉旨评阅《金陵十二钗》残卷，臣偶然听闻，几位学士对此书评价颇有分歧。臣斗胆进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书虽为残卷，体裁亦非正统，然其刻画世情之深、诗词造诣之高，确有其独到之处。譬如其中‘探春理家’一节，于治家理财之道，不无启发；‘宝玉论赤子之心’等语，于教化育人，亦有一得之愚。若因体裁或个别言辞便全盘否定，恐有遗珠之憾。可否请陛下示下，着翰林院诸位学士，抛开成见，专从文学价值、世情描摹角度，做一公允评鉴？”
他这番话，巧妙地将争论从“是否伤风化”的道德层面，引导至“文学价值与世情描摹”的学术层面，并暗示其中或有可资借鉴的实用价值，迎合了元景帝既重教化又讲求实效的为政风格。
元景帝本就对书中诗词印象不错，闻听此言，沉吟片刻，便道：“卿言有理。文章之评，当以公允为上。传朕口谕，着翰林院重新评议《金陵十二钗》，不必拘泥于体裁，着重评析其文辞、立意、世情描摹之功过，呈报上来。”
这道口谕，虽未明确支持该书，但定下了“公允”、“重文辞世情”的调子，等于间接否定了赵宏道等人一味从道德层面抹黑的论调，为清流文士的正面评价提供了合法性。
果然，口谕下达后，李文渊大学士率先在一次士林清谈中公开表示：“《石头记》一书，虽托言闺阁，实写尽世态炎凉。其文心之细、词藻之妙，堪称独步。尤可贵者，于人情物理，洞察幽微，可资鉴戒。若仅以‘淫词’目之，未免失之偏颇。” 张岱祭酒亦在国子监讲学时，引书中诗词为例，讲解诗词创作的意境与寄托。
这些重量级人物的发声，迅速扭转了舆论风向。许多中间派的士人开始重新审视该书，发现其确有可取之处，赵宏道等人的污蔑之词，在真正的文学价值和学术分析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且心胸狭隘。一场来势汹汹的舆论风波，在萧景珩沉着冷静、步步为营的应对下，渐渐被引向了有利于己方的轨道。而《金陵十二钗》也在这场风波中，反而获得了更广泛、更严肃的关注，其文学地位在争议中悄然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