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铁岭的那年夏天，怪事开始在我们胡同流传。
起初是王婶家的小子说他半夜起夜，听见巷子里有人拖着长音喊：“冰——棍——儿——”声音苍老空洞，像是从很深的地底钻出来的。他扒着窗户往外看，胡同里空无一人，只有那叫卖声在回荡。
我们都没当真，还笑话他胆小。直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孩子在深夜听到这个声音。
“是老周太太，”李奶奶坐在大院门口的槐树下，摇着蒲扇说，“她回来了。”
老周太太，周玉芬，曾经是我们这一带的冰棍贩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每到夏天，她就会推着那辆刷着白漆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后座架着盖有厚棉被的木箱，穿行在铁岭的大街小巷。她的冰棍是孩子们唯一的甜头——简单的糖水冰棍，三分钱一根，用油纸包着，吃的时候得小心翼翼地撕开，不让纸粘在冰上。
李奶奶说，老周太太是个苦命人。丈夫早逝，她独自把儿子拉扯大，那孩子却不成器，整天游手好闲。1972年夏天，她儿子偷了厂里的铜零件倒卖，被保卫科抓个正着。那天晚上，老周太太挨家挨户敲门，求大家联名保她儿子。可那年头，谁愿意跟“盗窃国家财产”的人扯上关系？
第二天一早，清洁工在胡同深处的老井边发现了老周太太的冰棍箱，旁边散落着几根融化得只剩木棍的冰棍。人们打捞了三天，才从井底把她的尸体捞上来。据说她被捞上来时，手里还死死攥着一根已经化没了的冰棍的木柄。
“她那儿子后来怎么样了？”我问李奶奶。
“判了十年，发配到北大荒劳改，释放后就再没回过铁岭。”李奶奶叹了口气，扇子摇得更快了，“这胡同里不肯帮她的，可不止一两户人家。”
这话让我后背发凉。因为我后来问过爷爷，当年老周太太也来过我们家，爷爷以“不在家”为由，闭门不见。
自那以后，深夜的叫卖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
有天晚上，我们几个半大孩子聚在胡同口的老槐树下乘凉，不知谁提了个主意：“谁敢真的向那声音买根冰棍？”
一阵沉默。
“我敢。”说话的是我们中间最胆大的刘铁柱。他爸是肉联厂的工人，膀大腰圆，铁柱也继承了那股子蛮气。
“你别吹牛了，”王婶家的小子缩了缩脖子，“那可不是活人。”
铁柱一拍大腿：“今晚我就试试！要是真能买到，你们每人给我一块钱，敢不敢？”
我们互相看了看，最后都点了头。那时候的一块钱对我们来说可是巨款，能买二十根果丹皮呢。
那天晚上约莫十一点，我们七八个孩子偷偷溜出家门，聚在胡同中段的一处门洞里。夏夜闷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寒意顺着脊梁骨往上爬。
月光惨白，照得青石板路泛着冷光。胡同两旁的窗户大多黑着，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在远处闪烁。
“快十二点了，”有人小声说，“李奶奶说，老周太太总是半夜十二点出现。”
我们屏住呼吸，四周静得只能听见蟋蟀的鸣叫和各自的心跳。
当时钟的指针即将重合时，远处果然传来了那声音：
“冰——棍——儿——”
声音苍老、空洞，像是从一口深井里传出来的，在胡同里荡出回音。
我们全都僵住了。铁柱脸色发白，但还是强作镇定地站了起来。
声音越来越近，却依然看不见任何人影。
“去啊，”王婶家的小子推了铁柱一把，“你不是要买冰棍吗？”
铁柱深吸一口气，朝着空荡荡的胡同喊了一声：“买一根！”
刹那间，声音停了。
一阵寒风吹过，我们全都打了个哆嗦。奇怪的是，那阵风冰冷刺骨，完全不像夏夜的风。
“明天一早，”一个幽幽的声音突然在我们耳边响起，分不清方向，“送到门口。”
我们吓得魂飞魄散，一窝蜂地跑回了各自的家。那一晚，我做了整夜的噩梦，梦见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老太太，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自行车，车后座的木箱滴着血红色的水。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了。跑到铁柱家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
铁柱家门口的水泥地上，放着一根冰棍。
那冰棍已经融化了大半，只剩一根木棍和一小块混着红色液体的冰疙瘩。融化出的液体确实是猩红粘稠的，像血一样，在水泥地上摊开一片。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冰棍的包装纸虽然已经湿透模糊，但还能辨认出是那种早已停产多年的老式糖水冰棍的油纸包装。
铁柱他妈吓得脸色惨白，对着那摊红色液体直划十字。铁柱他爸壮着胆子，用树枝挑起那根融化的冰棍，仔细看了看。
“这、这是血吗？”有人小声问。
铁柱他爸摇头：“不像，闻着有股甜味，像是...红糖水。”
但这解释并不能让人安心。老周太太的冰棍就是最简单的糖水冰棍，从没听说过用红糖做的。
铁柱那天没出来跟我们玩，据说吓病了，发烧说明话。
事情还没完。
接下来几天，胡同里接连发生怪事。张叔家晾在院子里的白衬衫半夜被染上了红色手印；李家孩子的布鞋第二天早上被发现泡在红色糖水里；最吓人的是，每晚十二点，那“冰——棍——儿——”的叫卖声准时响起，而且越来越近，有时仿佛就在你家窗外。
恐慌像瘟疫一样在胡同里蔓延。
大人们开始暗中商议。一天晚上，我听见爷爷和几位老街坊在屋里低声说话。
“二十多年了，她还是放不下。”这是李奶奶的声音。
“当年的事，咱们确实有不对的地方...”这是我爷爷。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得想个办法，让她安息。”
“要不，请个道士？”
“不行，”李奶奶立刻反对，“那是封建迷信，被抓到可不得了。再说了，周玉芬不是恶人，只是心里有怨气。”
最后，他们决定去找老周太太的儿子。几经周折，终于在邻市找到了他。他如今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听说此事后，起初不愿回来，经不住老街坊们的恳求，最后还是答应了。
他回来的那天，带了一个纸盒，里面装着他母亲生前最爱穿的一件灰色外套和一张泛黄的照片。
那天晚上，胡同里所有人家都在门口点起了一支白蜡烛——这是李奶奶的主意，说是在东北老传统里，蜡烛能指引亡魂找到归路。
午夜十二点，叫卖声再次响起，但这次，声音里少了几分凄厉，多了几分哀伤。
老周太太的儿子——我们该叫周叔——站在胡同中央，手里捧着那件旧外套，声音哽咽：“妈，儿子回来看您了。儿子不孝，这些年都没给您上过坟...”
他絮絮叨叨说了很久，说到他这些年的悔恨，说到他如今已成家立业，说到他希望母亲能够安息。
说到动情处，他跪在了地上，泪流满面。
突然，所有的蜡烛火焰同时向一个方向倾斜，仿佛有一阵风吹过，但那晚其实一丝风也没有。
周叔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对着空无一人的胡同深处说：“妈，走吧，别留在这儿了。儿子带您回家。”
说来也怪，自那以后，胡同里再也没响起过那苍老的叫卖声。
老周太太的儿子后来把她的遗骨从铁岭迁走，与她丈夫合葬在一起。每年清明，他都会回来扫墓。
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铁岭老家整理旧物，偶然翻到爷爷留下的一本笔记本。里面有一页记载着1972年夏天的事：
“周玉芬投井那晚，其实来找过我。我当时怕惹麻烦，闭门不见。后来听说，她不是为了儿子求情，而是想卖完最后一批冰棍，凑够钱赔偿厂里的损失...那批冰棍，据说她尝试用红糖水制作，因为红糖比白糖便宜...每想及此，心中愧疚难当。”
合上笔记本，我望向窗外。那条胡同如今已经改建，铺了柏油马路，装了明亮的路灯。孩子们在楼下嬉戏，再也不会有那种老式冰棍的叫卖声响起。
但我有时还是会想，老周太太的鬼魂之所以徘徊不去，也许不只是因为儿子的不孝和邻里的冷漠，更是因为她那份最后的心愿——卖完那批红糖冰棍，凑钱弥补儿子犯下的过错——永远无法实现了。
有些遗憾，比死亡更加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