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山矿区，那片被无数黑手从地底掏挖出的土地上，竖着些木头杆子，上面挂着的喇叭，终日播放着激昂的进行曲，试图驱散这北国天地间的酷寒与沉寂。但有些东西，是歌声穿不透的，比如几百米深的矿井，比如人心底的恐惧，再比如，那些被压在煤层深处，早已发黑发硬的过往。
我们班组的“掌子面”（采煤工作面），在像野兽喉咙般幽深的“老三片”巷道尽头。那里的煤，质量好，但也邪性。老辈人偷偷说，那底下，埋着“伪满”时“矫正辅导院”的死人，日本人拿着刺刀逼着矿工往里冲，死了不知多少，尸骨都没刨出来，直接成了煤的养分。这话平时不许讲，是“封建迷信”，是“毒草”，但下井的人，心里都揣着这本账。
班长是个退伍兵，姓陈，不信邪，膀大腰圆，吼一声巷道顶上的煤尘都簌簌往下掉。他常拍着胸脯说：“咱有毛泽东思想武装，牛鬼蛇神都得靠边站！”可他那铜铃大的眼睛里，偶尔也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翳，尤其是在矿灯无意照到某些异常光滑、仿佛被什么东西长期摩挲过的煤壁时。
那出事的一天，井下的气氛格外粘稠。风打在身上，不再是往常的干冷，反而带着股湿漉漉的腥气，像某种活物的吐息。头顶的矿灯，光芒也比往常昏黄，灯罩上似乎蒙了一层看不见的油污。巷道深处传来的采煤机的轰鸣，听起来闷声闷气，仿佛被什么东西给捂住了。
“狗日的，今天这井底下，咋这么憋屈？”大刘，班组里最壮的汉子，一边用脏污的袖子擦汗，一边嘟囔。他的矿灯率先不安分起来，灯焰猛地向上一窜，旋即又缩回去，明灭不定。
“电压不稳吧？保准是上面那帮孙子又瞎搞线路。”有人试图用科学的理由解释。
但很快，第二盏，第三盏……我们头顶的十几盏矿灯，像约好了一样，集体开始了抽搐般的闪烁。光明与黑暗疯狂交替，将每个人的脸切割成扭曲的碎片。黑影在煤壁上跳跃、拉长，仿佛无数挣扎的魂灵。空气中那股湿腥气更重了，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陈旧血污般的铁锈味。
“都稳住！检查线路接头！”陈班长吼着，但他的声音在诡异的明灭中，也失去了往日的镇定，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黑暗降临得毫无征兆。
不是停电那种彻底的黑，而是一种浓稠得化不开的、仿佛有生命般的墨色，劈头盖脸地压下来，瞬间吞噬了一切光线、声音，甚至感觉。同袍近在咫尺，却连呼吸声都听不见。只有心脏在胸腔里擂鼓，咚咚咚，震得耳膜发疼。
就在这死寂的、令人窒息的黑暗里，声音，一点点渗了进来。
先是“铛……铛……铛……”，一下，又一下，缓慢，沉重，带着金属与坚硬岩石碰撞特有的钝响。那不是我们用的电钻或风镐，是更原始的东西——是老辈人用过的那种，纯粹靠人力抡起来的十字镐，刨在煤壁上的声音。
伴随着这敲击声的，是拉风箱般的喘息，“嗬……嗬……”，极其费力，仿佛发声者的肺早已千疮百孔，每一次呼吸都混合着煤尘与血沫。那声音不响，却贴得极近，仿佛就在你耳边，就在你脖颈后面。
“谁？谁在那儿！”大刘的声音带着哭腔，彻底破了音。
没有人回答。只有那永恒的敲击与喘息。
然后，我感觉到了。
一只冰冷、僵硬、完全没有活气的手，轻轻搭在了我的左肩上。那冷，穿透了厚厚的棉袄、秋衣，直刺骨髓，冻得我半边身子都麻了。我全身的血液似乎瞬间凝固，头发根根直立，想叫，喉咙却像是被冰坨堵住，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僵硬地，一寸寸地，扭过头。
矿灯在此时极其微弱地闪了一下，仅仅一瞬，但足够让我看清。
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的形状，紧贴着我身后站着。他穿着一身破烂不堪、几乎与煤壁融为一体的土黄色矿工服，样式古老，绝不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头上没有安全帽，脸上……脸上糊满了厚厚的、湿漉漉的煤灰，只有一双眼睛，空洞洞的，没有眼白，也没有瞳孔，只是两个深不见底的黑窟窿。他就那样“看”着我，无声无息。
然后，他那只没有搭在我肩上的、干枯如煤矸石的手，缓缓抬起，指向左侧一片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渗着水珠的煤壁。他的手指细长，指甲崩裂，带着陈年污垢。
没有言语，没有表情，只有那无声的指引，和肩头蚀骨的冰寒。
灯光再次彻底熄灭。肩上的冰冷触感也瞬间消失。
“灯！快他妈亮啊！”陈班长声嘶力竭地喊，带着一种崩溃前的绝望。
几秒钟后，也许是几分钟——在那种黑暗里，时间失去了意义——矿灯猛地重新亮起，稳定得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集体幻觉。
但每个人惨白的脸色，额头的冷汗，以及眼中无法掩饰的惊惧，说明了一切。大刘瘫坐在煤水里，裤裆处湿了一片。
“跑……跑吧……班长！”一个年轻矿工带着哭腔喊。
陈班长脸色铁青，嘴唇哆嗦着，他看了看那片被指过的、渗着水珠的煤壁，又看了看魂不守舍的我们。他胸口剧烈起伏，那“唯物”的信念与眼前无法解释的恐怖，以及肩头或许也残留的冰寒记忆，正在激烈搏斗。最终，他猛地一挥手，声音沙哑：
“撤！全体都有！跟上！快！”
我们如同惊弓之鸟，连滚带爬地沿着巷道向外狂奔，工具丢了一地也无人顾及。身后，那“铛……铛……”的敲击声和“嗬……嗬……”的喘息，似乎还隐隐追随着，直到我们跑到有固定照明的主巷道，看到其他班组的工友，才敢停下来大口喘气。
就在我们惊魂未定，向上级语无伦次地汇报“设备故障”时，从“老三片”深处传来沉闷如雷的巨响，伴随着脚下大地的轻微震动。
“冒顶了！”有人惊呼。
后来救援队下去，发现正是我们之前作业的那片区域，发生了小范围的顶板坍塌，落下的巨石和煤块，正好砸在我们当时所在的位置。如果晚走几分钟……
没人公开谈论那天的事故原因。汇报上去的，自然是“地质条件复杂，突发性冒顶”。但私下里，我们班组的人，心照不宣。
几天后，在澡堂蒸腾的热气里，浑身瘫软的我，听到隔壁池子两位快退休的老矿工在低声交谈。
“……是‘老辈’啊，”一个苍老的声音叹息着，“穿那身黄皮，准是‘矫正院’的。死得不甘心，魂儿困在下面了。”
“嗯，”另一个声音应和，带着看透世事的麻木，“他们那会儿，死人当煤渣子踩。这是……念着都是挖煤的苦命人，给提个醒儿。那煤壁渗水，就是兆头，顶板要吃人了……”
热气模糊了他们的面容，也模糊了话语的边界。但我肩头，那冰冷的触感，却仿佛烙印般留了下来。那不是索命的恶意，而是一种沉甸甸的、来自地狱深处的悲悯。他们死于非命，化为乌有，连名字都湮灭在历史的煤尘里，却还在用这种方式，警告着后来同样在黑暗中讨生活的同胞。
自那以后，我下井总会不自觉地看向那些幽深的巷道拐角，总觉得在某个灯光的死角，站着那些身穿破烂黄衣、满脸煤灰的“老辈”，他们用空洞的眼窝，沉默地注视着这片他们为之付出生命，也最终吞噬了他们的黑色土地。那无声的警示，比任何喧嚣的呐喊，都更令人胆寒，也更让人心碎。那盏熄灭的矿灯，不仅照见了恐惧，也照见了历史褶皱里，那些无法言说、却沉重如煤的冤屈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