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初定，百废待兴。
洛阳朝会定下的方略，如同精密的齿轮，开始高效运转。
诸葛亮以尚书令兼领扬州牧的身份，虽仍需坐镇中枢统筹全局，但对江东事务给予了最高优先。
一道道盖着尚书台大印的政令从中书省发出，通过四通八达的驿站系统，由快马日夜兼程传向江东。
与此同时，蒋琬作为扬州别驾，持节而行，他并未摆出胜利者的浩荡仪仗，而是轻车简从，但随行的除了精干的行政属员外，还有一支由北军精锐和熟悉吴地情况的原荆州吏员混编的队伍，以及数辆装载着账簿、律令文书和首批赈济钱粮的马车。
他的使命明确而艰巨：
“安民”为先，稳中求进。
建业城内，昔日的吴侯宫阙被暂时封存，象征着旧时代的终结。
蒋琬选择了原丹阳郡守府作为临时治所，此举既显尊重，也避免了刺激当地民众的观感。
他抵达后的第一件事，并非召集官员训话，而是命人连夜撰写并张贴安民告示。
告示以朝廷名义，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宣布了三项紧要措施：
其一，减免江东各郡当年赋税三成，以纾民困；
其二，大赦令，除谋逆、杀人等十恶重罪外，既往不咎，允许流亡者返乡；
其三，即日起于建业及周边受灾较重郡县开设粥棚，开仓放粮，赈济因战乱影响而衣食无着的百姓。
告示一出，原本惶惶的人心，如同久旱逢甘霖，顿时安定了大半。
紧接着，蒋琬展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
他并未急于撤换所有原江东官吏，而是首先以礼召见、亲自宴请了以张昭族侄、顾雍胞弟、陆逊堂兄等为代表的江东本土士绅头面人物。
席间，他言辞恳切，充分肯定了江东士族在维护地方稳定中的作用，承诺朝廷将依法保护其合法田产、商铺，绝不肆意侵夺。
更令人心动的是，他明确表示，州郡各级佐吏职位，将优先向通晓律令、熟悉民情的江东才俊开放，欢迎他们踊跃举荐或自荐，共同参与家乡的重建与新朝的治理。
这番“低姿态”的安抚与拉拢，如同温润的春雨，极大地消解了江东士绅阶层的疑虑和潜在的抵触情绪，许多人开始转变态度，从观望变为试探性的合作。
然而，真正的硬骨头在于军队的整编和地方盘根错节的豪强势力。
黄忠奉命留下的两万北廷水陆精锐，与枢密院、兵部联合派出的整编使团密切配合，在建业、京口、柴桑等主要军营设立了甄别点，开始对原江东近十几万军队进行大规模、细致的筛查整编。
这一过程远非一帆风顺，充满了明争暗斗。
尤其是一些原属淮泗集团的骄兵悍将，特别是程普、韩当等老将军的旧部，对打散编制、由北人统带极为抵触。
在丹阳郡的一处营地，甚至爆发了数百人的武装哗变，乱兵鼓噪，声称不受北人管辖。
面对挑衅，整编使团与北廷驻军反应迅速而果断。
在反复劝降无效后，领军校尉依据“战时条令”，调集优势兵力，以弓弩和小型“震天雷”强行镇压，当场格杀负隅顽抗的为首军官十余人，其余参与者皆被缴械囚禁。
事后，蒋琬与整编使联合发布公告，详细列明哗变首恶之罪状，重申“顺者厚赏，逆者严惩”的原则。
同时，对大部分安静接受整编的江东士卒，则立即兑现承诺：
愿归农者，发放足额铜钱、布帛作为资遣费，并提供路引；
愿留军者，则按北军标准重新核定军饷，并允许部分低级军官在考核后留任。
恩威并施之下，抵抗的浪潮被迅速遏制，庞大的江东军团如同被精心梳理的乱麻，逐渐被分解、消化，其武装威胁被有条不紊地解除。
对于地方上那些树大根深、甚至拥有私人武装的豪强大族，蒋琬与随后到任的各郡太守们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拉打结合、分化瓦解”策略。
对于像吴郡朱氏、会稽虞氏这样较早表现出合作态度、主动配合清查田亩户口、约束宗族子弟的家族，州郡官府不吝褒奖，赐予“义门”匾额，并授予其族中长者乡老、三老等荣誉职位，允许其参与地方教化。
然而，对于那些自恃势力、企图隐匿大量佃户人口、抗拒朝廷政令，甚至暗中与山越势力或传闻中的曹操残部眉来眼去的豪强，如豫章郡的彭氏、庐陵郡的李氏，蒋琬则毫不手软。
他授权新任太守，在获得确凿证据后，会同驻军，以“抗命谋乱”为由，进行突然打击，抄没其大部分非法积累的田产、粮储，将其核心家族成员强制迁往荆州或中原异地安置。
几起雷霆般的处置案例，极大地震慑了江东各地的地头蛇，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的规则已经彻底改变，任何试图挑战新朝权威的行为，都将付出惨重代价。
与此同时，对江东顶层人才的“软性”迁移也在周密进行。
张昭、顾雍、陆逊、朱桓、步骘等重量级人物及其直系家眷，陆续接到了朝廷“情真意切”的征召令和“优渥周到”的行程安排。
他们将在羽林卫的“护送”下，前往洛阳。
在那里，他们将获得太中大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等品级高、待遇厚却无实权的清要官职，或是进入翰林院、崇文馆从事文献编撰工作。
这种看似荣耀的“升迁”，实则是将其调离权力核心和经营多年的故土根基，置于朝廷的直接监控之下。
其中深意，这些聪明人岂能不知？
但在煌煌大势和严密安排面前，无人能够，也无人敢于公开反抗。
就在江东的治理逐步走上轨道，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之际，南方的交州，局势也因江东易主而迎来了决定性的转折。
先前，北廷虽通过支持郁林太守，控制了交州西部，并通过政治渗透搅动了东部局势，但名义上，占据苍梧、南海等郡的士徽，依旧打着江东的旗号，维持着脆弱的独立状态。
孙权投降、江东彻底归附的消息传到交州，如同在滚油中泼入了冷水，瞬间炸开了锅。
士徽本就因其得位不正（逼走其弟士匡）且才能平庸而威望不足，统治很大程度上依赖昔日江东的军事支持和内部各派系的勉强平衡。
如今最大的靠山已然崩塌，内部原本被压制住的矛盾立刻如同火山般爆发。
其弟士匡的残余势力在合浦郡重新活跃，宣称要“清君侧”；一直对士家苛政和引外兵（指江东）入交不满的本地俚、僚部落酋长，如苍梧的陈氏、南海的洗氏，纷纷拥兵自重，不再听从号令；
就连士徽麾下的部分将领、文官，也见风使舵，暗中与北廷派来的密使接触，寻求退路。
摆在士徽面前的，只剩下两条路：
要么顽抗到底，面对内部叛乱和北廷来自郁林方向的军事压力，结局注定是身死族灭；
要么顺势归附，或许还能像孙权一样，得个“归义侯”之类的虚爵，保全性命和部分家产。
其麾下核心幕僚，在分析了严峻形势后，也大多倾向投降，无人愿为这个已然失去前途和合法性的主公殉葬。
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巨大压力下，士徽的抵抗意志迅速瓦解。
章武十七年秋，在郁林太守陈兵边境施加最后压力，以及北廷秘密使者反复“陈说利害”之后，士徽最终在苍梧太守府内，面对着北廷使者和麾下主要官员，颤抖着在归降表上签下了名字，交出了苍梧、南海、合浦等郡的太守印信和户籍图册。
随着士徽的正式归附，交州东部诸郡几乎传檄而定，零陵、桂阳南部一些原本骑墙观望的县邑长官，也纷纷上表，向洛阳表示效忠。
至此，从郁林到合浦，从苍梧到交趾，整个交州全境，正式并入了北廷的版图。
朝廷迅速宣布设立交州牧，选派了一位以稳健和熟悉南方民族事务着称的官员赴任。
新到任的交州牧并未急于推行与中原完全一致的政令，而是秉承朝廷“因俗而治”的方略，尊重当地俚、僚部落的习俗，通过册封、赏赐笼络其酋长，同时设立市舶司于番禺，规范并鼓励与南海诸国的贸易往来，征收关税。
此外，还在郡治所在逐步兴办官学，传授汉字、算术和农耕技术，以温和的方式引入中原文化，渐革旧俗。
消息传回洛阳，蔡琰与诸葛亮皆感欣慰。
江东的稳定与交州的彻底收复，不仅意味着新朝统治疆域的极大巩固和拓展，更带来了实际的人口、赋税增长，以及通往南海的宝贵出海口。
帝国的南方战略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这一日，蔡琰在宫中听取诸葛亮关于江东、交州最新情况的汇总汇报。
诸葛亮手持玉板，条理清晰地陈述：
“……江东蒋琬处置得当，军改已过大半，民抚初见成效，地方豪强气焰已戢，大局已稳。
目前唯有一些深居山险的山越部落，尚有零星骚扰，然其势已孤，命各地守军清剿即可，不足为虑。
交州已置州牧，各级官吏正在考核选派，士徽及其家眷已由专人护送，启程赴洛。”
蔡琰微微颔首，目光沉静：
“甚好。
江东、交州既定，朝廷赋税根基更厚，人口大增，南方海路亦可畅通无阻，善加利用，利在千秋。
如今，朝廷之重心，当全力转向鼓励农桑，兴修水利，推行科举，繁荣工商，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共享太平之福。”
她的话语温和，但随即语气转冷，目光锐利地投向殿角那幅巨图上的西南角落，
“以及……是时候彻底解决最后的隐患，涤清寰宇了。
马忠和李恢，在南中经营已久，对曹操残部的围困封锁，需再加一把力，收紧绳索。这场持续太久的追亡逐北，该彻底落幕了。”
她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仿佛冰冷的剑锋，直指永昌的群山。
朝堂之上，群臣肃然，皆知在平定内乱、收复旧疆的辉煌之后，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目标，已然锁定在那片蛮荒瘴疠之地。
新朝的统治，不允许有任何割据势力的存在，哪怕它已如风中残烛，奄奄一息。
南中的最终章，即将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