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的冬天，比武昌更冷。
林仲秋裹紧了那件从洋人身上扒来的西装时，孙中山正站在总统府的台阶上，接受众人的欢呼。
五色旗在寒风中飘扬，取代了那面腐朽的龙旗。
“中华民国成立了！”有人喊，声音激动得发抖。
林仲秋站在人群里，看着孙中山宣读《临时约法》，心里却没有想象中的喜悦。
她知道，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根基不稳——袁世凯的北洋军就在浦口，列强还在观望，连革命党内部，都在为“总统”的位置吵得不可开交。
“仲秋先生，你怎么不高兴？”严复挤到她身边，他现在是教育部的官员，穿着崭新的长袍马褂，却总觉得别扭。
林仲秋指着总统府的匾额：“你信吗？这牌子挂多久？”
严复叹了口气：“不管多久，总是个开始。”他递给林仲秋一份报纸，“你看，教育部要废科举，办新式学堂，还提倡男女同校呢。”
林仲秋看着报纸上的字，突然笑了：“这倒是件好事。”
她在南京住了下来，没去政府任职，而是在江南制造总局找了份差事，继续造她的钢。
只是这一次，她想造的不是枪炮，而是机床和火车头。
“国家不能总靠打仗，得发展实业。”她对工人们说，“有了好机器，才能造好东西，才能不受洋人欺负。”
工人们大多是原来江南制造总局的工匠，听了她的话，都觉得在理。
他们跟着林仲秋改造设备，把那些造炮的机器，改成了生产纺织机的机床。
“仲秋先生，这玩意儿能挣钱吗？”一个老工匠摸着新造的机床，半信半疑。
“能。”林仲秋指着报纸上的消息，“民国政府要修铁路，办工厂，将来需要的机器多着呢。”
可现实比她想的更骨感。
政府没钱，修铁路的计划成了泡影；列强的洋货倾销，民族工业举步维艰；更糟的是，孙中山为了让袁世凯逼清帝退位，竟然答应把总统之位让给他。
“荒唐！”黄兴把报纸摔在桌上，气得发抖，“我们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就这么让给一个清廷的走狗？”
林仲秋正在调试机床，闻言头也没抬：“让给他又如何？民心不在他那边，他能坐多久？”
“可他手里有枪！”黄兴吼道。
“枪能打死人，却打不赢民心。”
林仲秋停下手里的活，看着黄兴，“你以为革命是换个总统就完了？不是的。革命是让老百姓能吃饱饭，让孩子能上学，让咱们的钢能比洋人的好。这些，不是靠袁世凯，得靠咱们自己。”
黄兴愣住了，半晌才说：“你说得对。是我急糊涂了。”
林仲秋笑了：“所以啊，别管总统是谁，咱们的机床还得造，铁路还得修。”
她没说错。袁世凯当上总统后，果然露出了真面目——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甚至想当皇帝。
可各地的反对声浪越来越大，连他自己的北洋军里，都有人起兵反他。
“看到了吧？”林仲秋指着报纸上“护国战争”的消息，对工人们说，“谁想当皇帝，谁就不得人心。”
工人们笑了，手里的锤子敲得更响。
他们新造的纺织机，已经卖到了上海和杭州，赚来的钱，足够给大家发双倍的工钱。
这天，严复带来个好消息：教育部要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派学生去美国留学，学工程和科学。
“仲秋先生，你不去吗？”他问，“你懂的那些，比留学生还多。”
林仲秋摇头：“我走了，这厂子怎么办？”她指着正在安装的新机床，“等这批机器造好，我就办个学堂，教孩子们学技术。咱们自己的人才，比什么都重要。”
严复看着她，突然觉得这个总穿着工装的人，比那些在总统府里争来争去的政客，更像这个国家的脊梁。
民国五年的春天，林仲秋站在江南制造总局的操场上，看着第一列自己造的火车头缓缓开动。
虽然只有两节车厢，速度也慢得像牛车，工人们却欢呼雀跃，比看到总统就职还高兴。
“这火车叫什么名字？”一个孩子问，他是附近学堂的学生，来参观的。
林仲秋想了想，指着远处飘扬的五色旗：“就叫‘新生号’吧。”
火车鸣响汽笛，声音虽然嘶哑，却像一声呐喊，划破了南京城的天空。
林仲秋看着它驶向远方，心里突然很平静。
她知道，这个国家还有很多问题：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强环伺……但她也知道，总有一些东西在慢慢变好。
就像这列火车，虽然慢，却在往前开；就像那些孩子，眼睛里闪着光，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希望。
夕阳下，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工装的口袋里，揣着一张泛黄的纸——是当年林则徐给她的《抱朴子》残卷，边角已经磨烂，字迹却依然清晰。
她摸了摸残卷，仿佛能感受到老人的温度。
她的长生之路，还很长；这个国家的新生之路，也很长。
但只要她们都在往前走，总有一天，能走到那个没有屈辱、没有战争、人人都能挺直腰杆的地方。
风从长江上吹来，带着春天的气息。
林仲秋深吸一口气，转身往车间走去。那里，还有更多的机器等着她去造，还有更多的路，等着她去铺。
民国二十六年的春天，南京城外的江南制造总局新厂区里，第一台自主设计的镗床正发出平稳的嗡鸣。
林仲秋戴着护目镜，看着镗刀在钢坯上划出细密的纹路，嘴角忍不住扬起。
这台机床的精度达到了0.01毫米，比进口的德国货还高出一筹——里面藏着她从第六世界带来的精密轴承技术，还有用《抱朴子》吐纳术改良的淬火工艺，能让刀具硬度提升三成。
“先生，上海来的电报！”学徒小张举着电报纸，一路小跑，辫子在身后甩得像条鞭子——这小子是前清秀才的儿子，死活不肯剪辫，说要留着“提醒自己祖宗是谁”。
林仲秋摘下护目镜，接过电报。上面只有一行字：“倭人在卢沟桥挑事，恐有大变。”
她捏着电报纸的手指猛地收紧，纸角被攥出褶皱。
这些年，她没少关注日本——通过留洋学生带回来的报纸，通过偷偷架设的短波电台，她清楚地知道，这个邻国的战车早已转动，吞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把刚造好的五十台机床装箱，发往太原兵工厂。”她转身对车间主任说，声音冷静得像淬了火的钢，“告诉他们，换成枪管镗床的配件，越快越好。”
车间主任愣了一下：“先生，那批货是卖给上海洋行的，订金都收了……”
“订金不退，货我要了。”林仲秋的目光扫过车间里悬挂的五色旗，“洋行敢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这些年，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需要躲躲藏藏的小道童。
凭借一手过硬的机械技术，她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总工程师，连蒋介石的德国顾问见了她，都得客气地称一声“林先生”。
她甚至说服政府，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南京办了所“工业学堂”，教出的学生遍布全国的兵工厂。
“先生，您是要……”小张看着她往背包里塞图纸，声音发颤。
“我去北平。”林仲秋把一张机床设计图塞进他手里，“学堂的课你先顶着，记住，无论发生什么，机器不能停。”
小张攥着图纸，突然“扑通”跪下，磕了个响头：“先生保重！学生等您回来教新机床！”
林仲秋摸了摸他的辫子，笑了：“等我回来，就教你造飞机发动机。”
北平的局势比她想象的更糟。
火车刚到丰台，就被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拦住。
他们穿着土黄色的军装，皮靴踩在月台上“咔哒”响，刺刀上的寒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中国人，出来！”一个歪戴军帽的日本兵用生硬的中文喊，手里的三八步枪指着车厢。
林仲秋穿着一身灰色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像个洋行职员。
她慢悠悠地走下车，从皮包里掏出一本美国护照——这是当年在上海租界办的，没想到真派上了用场。
“Im an engineer from America.”她用流利的英语说，故意带点纽约口音。
日本兵显然没见过会说英语的中国人，愣了一下，挥手让她过去了。
走进北平城，街面上一片萧条。
往日喧闹的琉璃厂，现在门可罗雀；东安市场里，小贩们缩在角落里，连叫卖声都没了力气；偶尔能看到穿灰布军装的29军士兵，背着大刀，眼神里满是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