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日头白晃晃地照在四合院灰扑扑的砖墙上，将那层层叠叠、墨迹淋漓的大字报晒得有些卷边。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混着旧墙根下青苔的湿气，还有一种隐约的、如同铁锈般的紧张。
许大茂趾高气扬地将那刺目的红袖章别在胳膊上，布料被撑得鼓囊囊时；就在刘海中迫不及待地翻出压箱底、带着浓重樟脑丸味的旧中山装，扯着已然沙哑的嗓子，挥舞着手臂喊出那些火热而空洞的口号时——四合院西厢房的那扇木门，却“吱呀”一声，关得更紧了。
三大爷阎埠贵，这位平日里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的小学教员，此刻正像一只受了惊的河蚌，悄无声息地、彻底地缩回了自己那坚硬的壳里。他那颗精于计算每一分菜钱、每一两粮票的脑袋，在此刻风暴将至的压抑中，竟被激发出另一种潜能——一种对危险近乎本能的、精准的嗅觉。
收音机里日复一日传来的、越来越高亢激昂的声调；墙上那雪片般糊了一层又一层，措辞愈发凶狠，墨色仿佛带着刀锋的大字报；还有院里院外那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上，燃烧着的那种混杂了狂热与隐隐恐惧的异样光芒……这一切，都像细密的冰碴子，一点点渗进他的骨髓里，让他从心底感到一阵阵发冷，不寒而栗。
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绝非以往那些可以靠着耍点小聪明、占些鸡毛蒜皮便宜就能糊弄过去的场面！这是一股浑浊的、裹挟着泥沙与碎石的洪流，足以将任何不够谨慎的生灵彻底吞噬、碾碎！
“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阎埠贵在心里反复咀嚼着这句古老的训诫，几乎要将它磨出包浆。
此刻，这八个字就是他赖以存身的最高法则，是他黑暗航行中唯一可见的微弱灯塔。他那张平日里为了几分钱的差价，能和菜贩子引经据典、磨上半小时的薄嘴唇，如今就像被一道无形的线缝上了大半，紧紧地闭着，非必要绝不开启。
在学校那间气氛日益诡异的办公室里，他不再参与任何非教学任务的讨论，当同事们为某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时，他只是深深地埋着头，鼻梁上那副厚厚的、圈套着圈的眼镜几乎要戳到报纸里，手里拿着一支红笔，在字里行间划着那些看似认真、实则毫无意义的波浪线和圆圈。
若是被点名要求表态发言，他便像启动了一个预设程序，从抽屉里摸出一张裁好的小纸条，用他那特有的、带着点油滑又刻意显得平稳的腔调，念几句早已从最新社论上抄录下来的、绝对“正确”又绝对空洞无物的话，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念完便坐下，绝不多添半个字的个人见解，仿佛一个没有感情的复读机器。
而一旦踏进四合院那略显斑驳的门槛，回到他那间逼仄的西厢房，他更是将“谨慎”二字发挥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
以往，吃完那顿永远计算着分量的晚饭后，他总喜欢背着手，迈着四方步在院里溜达几圈，美其名曰“饭后百步走”，实则耳朵竖得像天线，眼睛滴溜溜地转，搜集着各房檐下流传的闲言碎语、家长里短。如今，这个持续了数十年的习惯被彻底、干净地戒除了。
他现在是能不出门绝不踏出房门一步，即便内急不得不穿过院子去公厕，也是缩着脖子，含着胸，脚步又快又轻，目光死死盯住脚下那几块凹凸不平的方砖，仿佛不是在走路，而是在进行一场隐秘的排雷作业，生怕一不小心就触发了什么致命的机关。
他家那扇原本白天经常敞开、用以通风换气的木门，如今总是关得严丝合缝，仿佛里面藏着什么惊天的秘密。连朝南的那扇小窗户，也只敢推开一道窄窄的缝隙，刚够一丝微弱的空气流通。屋里，那台老旧的收音机，音量旋钮被拧到了最小的位置，传出的声音细若游丝，必须把耳朵凑近喇叭才能勉强听清内容。
他绝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声响泄露到院子里去，生怕被哪个有心人听去，曲解成什么“暗中偷听敌台”的“暗号”，或是表达“不满情绪”的低语。他甚至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偷偷摸摸地翻箱倒柜，检查了家里所有的藏书、旧报纸和学生时代的笔记。
但凡觉得可能引起一丝歧义、哪怕是仅仅带点“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抒情散文，或是印有某些如今看来不太合时宜人物图像的旧画报，他都心惊肉跳地、一张张撕碎，然后像做贼一样，迅速塞进小小的煤炉膛里。跳动的火焰映在他厚厚的眼镜片上，明灭不定，只有看着那些纸片化为灰烬，随着黑烟从烟囱悄无声息地飘走，他那颗悬在嗓子眼的心，才能暂时落回去一点点。
对于院里那些风云变幻的邻居，他更是采取了一套完整的“敬而远之、区别对待”的策略。
对那重新得势、走路都带着风的许大茂，他内心充满了鄙夷，暗骂其不过是小人得志。但表面上，他绝不敢流露出半分不敬。
路上若是狭路相逢，他会像训练有素一样，立刻在脸上堆砌出一个混合着谦卑、讨好甚至有一丝惶恐的笑容，同时迅速侧过身子，让出宽阔的道路，嘴里含糊而恭敬地招呼着：“许……许同志，您……您忙呢？”语气拿捏得恰到好处，既显示了尊重，又绝不包含任何可能被引申解读的额外信息，堪称语言上的“空壳炮弹”。
对上蹿下跳、以“革命先锋”自居的刘海中，他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如同躲避瘟疫。
看到刘海中腆着微凸的肚腩，挺着胸脯，挥舞着粗短的手臂，站在院中高声“宣传革命道理”，唾沫星子在阳光下乱飞，阎埠贵要么立刻低头转身，绕道远行；要么就悄无声息地挪到自家窗户后面，撩起窗帘一角，用那种看傻子一样的、混合着怜悯与后怕的眼神偷偷瞧着，心里暗骂：“蠢材！十足的蠢材！枪打出头鸟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但所有这些丰富的心理活动，都被他脸上那层毫无波澜的、甚至略带一丝麻木的表情完美地掩盖起来。
至于中院那尊他至今看不透、也绝不敢再招惹的“煞神”何雨柱，阎埠贵现在的策略是彻底的无视和物理上的远离。
他不敢往何雨柱家那个方向多看一眼，连眼角的余光都严格控制着扫射范围，生怕哪道目光不小心与那锐利的眼神对上，又莫名其妙地引来什么无妄之灾。说来也怪，如今何雨柱屋里传出的、音量正常的收音机声，在他听来，不再是往日的嘈杂噪音，反而成了一种让他略感安心的“正常”背景音——这至少说明，何雨柱目前还处于一种相对“正常”的状态，没有像许大茂、刘海中那样彻底地疯魔、失智。
这种“正常”，在当下，就是最大的安稳。
他还严词厉色地告诫家人，尤其是心思活泛、口无遮拦的大儿子阎解成和儿媳于莉，最近必须夹紧尾巴，收敛言行，少在外面说话，多在家里做事，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惹是生非，给家里招祸。
连家里那点本就捉襟见肘的嚼用开销，他也算计得更加精细、更加隐秘，绝不在外面显露半分富余或短缺，生怕因“露富”或“哭穷”而被人盯上，平白扣上一顶“生活腐化”或“对现实不满”的大帽子。
如今的阎埠贵，仿佛一个行走在布满隐形炸雷区域的探路者，每一步都抬起得异常缓慢，落下得万分谨慎，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斟酌。他那副厚厚的、圈圈套圈的眼镜片后面，那双曾经闪烁着算计柴米油盐精光的眼睛，如今已被满满的警惕、惶恐与一种深深的疲惫所取代。
他不再费心算计能从外面捞取多少微不足道的好处，只反复盘算着一件事：如何能安全地、不引人注目地、像一粒尘埃般默默地熬过这段在他看来无比混乱、无比凶险的时光。
小心，再小心，千万小心。这就是阎埠贵，在这个风起云涌、人心惶惶的初夏，唯一且全部的生存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