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大捷的战报，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如同一股强劲的东南风，一路吹拂过驿道，最终在万历四十五年的初秋，送达了沉寂已久的北京城。
当那份详细记述了海战碾压、陆攻坚堡、并解救大量被奴役汉人劳工的捷报，经由通政司，最终摆放在太子朱常洛和沈惊鸿的案头时，所带来的震撼是空前的。朱常洛反复阅读着战报上关于新式火炮超远射程精准摧毁敌舰、以及“惊鸿一式”步枪在滩头和堡垒下如何让荷兰人无法近身的描述，激动得手指微微颤抖。他仿佛能看到那炮火连天的海上，那堡垒前敌军如割麦般倒下的场景。
“好！好！好！”朱常洛连说三个好字，脸上是多年未见的振奋红光，“惊鸿！此乃不世之功！澎湖光复，扬我国威，更救黎民于水火！你与前线将士，皆是我大明功臣！”
沈惊鸿心中同样激荡，但更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欣慰。多年的心血，无数次的试验改进，顶着巨大的压力和非议，终于在这远离京城的海疆，结出了最坚实的果实。他躬身道：“此乃陛下洪福，殿下运筹，前线将士用命之功，臣不敢居功。然此战足以证明，格物致用，实乃强兵富国之要途！”
捷报传开，朝野哗然
很快，澎湖大捷的消息就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巨石，在京城激起了千层浪。官方邸报以罕见的醒目篇幅刊载了捷报摘要，市井坊间，说书人立刻将这场“王师跨海征红毛”的故事编成了评书，讲得口沫横飞，引得听众如痴如醉。
“听说了吗？咱们大明的火炮，隔着几里地就把红毛鬼的大船轰沉了！”
“还有那新式火铳，红毛鬼冲都冲不过来就被打死了！”
“朝廷这次可是露了大脸了！看那些西夷还敢不敢小瞧咱们！”
民间舆论一片欢腾，沈惊鸿“神机”、“能臣”的名声再次响彻京城，甚至连带着太子朱常洛的声望也水涨船高。毕竟，谁都知道，沈惊鸿是太子一手提拔和力保的人。
然而，与民间的欢欣鼓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堂之上那更加微妙和复杂的反应。
以徐光启、李之藻为首的务实派官员自然是扬眉吐气，纷纷上疏为沈惊鸿和前线将士请功，并借此机会再次大力鼓吹“格物实学”的重要性，呼吁朝廷加大对此类项目的支持。
但那些原本就反对沈惊鸿，或是与东林清流关联紧密的官员，则陷入了尴尬与更深的忌惮之中。他们无法公然否认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但赞誉之词却如同鲠在喉。
一些“高明”的抨击开始出现。他们避谈胜利本身，转而攻击其他方面：
有御史言官上疏，看似肯定胜利，实则夹带私货：“……澎湖之捷，固是可喜。然臣闻此番出战，多用闽浙海商之船，之饷，之人力。此例一开，恐使商贾拥兵自重，尾大不掉，非国家之福也！”这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与沈惊鸿合作的郑海远等海商，暗示其有“养寇自重”或“藩镇化”的风险。
更有甚者，将焦点引向财政：“臣查此次澎湖之役，所费新式火炮、火铳、弹药，乃至那所谓‘潜龙’、‘飞霆’之船，靡费甚巨！虽得一岛，然于国库空虚何补？岂非以倾国之财，博一隅之功？”他们绝口不提胜利带来的战略意义和对海上贸易的保障，只死死抓住“花钱”二字做文章。
甚至有人旧事重提，隐晦地联系到沈惊鸿教导皇太孙之事：“……夫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今以奇技淫巧导引皇孙，恐非涵养圣德之道。若使储君一味崇尚武力，则仁心何在？”试图从道德层面进行抹黑。
这些言论形成一股暗流，在捷报的欢呼声下悄然涌动。它们的目的，并非否定胜利，而是要限制这场胜利所带来的变革影响，阻止沈惊鸿及其代表的务实派借此东风进一步扩大势力。
面对这些攻讦，太子朱常洛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他亲自批示，对请功奏疏大加褒奖，明确肯定新式军械和格物学的功绩，并下令重赏前线有功将士及“精密制造局”、“动力研习所”等相关人员。对于那些含沙射影的指责，他或留中不发，或直接驳斥，明确表示“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能御外侮、扬国威者，便是国之栋梁”。
同时，朱常洛也采纳了沈惊鸿的建议，开始着手将部分海商力量进行“规范化”整编，计划设立“海防商团”，给予其合法身份和一定权限，但需接受朝廷派驻官员的监督和调度，试图将这股新兴的海上力量纳入官方体系，以堵住“尾大不掉”之口。
沈惊鸿本人则更加低调。他深知功高震主的古训，也明白此刻自己已处于风口浪尖。他谢绝了大部分庆功宴请，将赏赐大多分给了下属和研发团队，自己则更加专注于技术改进和人才培养。他明白，真正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澎湖的胜利证明了技术的威力，但也将更深层次的制度矛盾和政治斗争，摆在了台面上。接下来的，将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权力、利益和理念的全面博弈。
京城秋意渐浓，伴随着澎湖捷报而来的，并非一片祥和，而是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息。沈惊鸿站在府邸的庭院中，看着落叶纷飞，心中清楚，这场由东南海疆点燃的烽火，其硝烟，已然弥漫到了紫禁城的红墙黄瓦之下。未来的路，注定不会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