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八年（1869年）的春天，江宁（南京）城笼罩在绵绵的阴雨之中。两江总督衙门后院的书房里，烛火通明，却驱不散那股浸入骨髓的湿冷和沉重。
曾国藩几乎伏在了宽大的紫檀木公案上。他的眼疾愈发严重，视线中的文书字迹模糊一片，如同水中晕开的墨。右臂自剿捻时落下的麻木旧疾，在这样潮湿的天气里更是酸痛难当，每一次提笔都仿佛有无数细针在扎刺。他刚刚又剧烈地咳嗽了一阵，侍从慌忙递上的热毛巾，被他无力地挥开。
案头，左边堆着两江本省繁杂的公务，右边则是一叠来自数千里之外西北的文书——左宗棠的军报和私函。每一封都沉甸甸的，字里行间透着塞外的风沙、战事的焦灼，以及最要命的两个字：“缺饷”。
幕僚赵烈文悄步走进，看着曾国藩痛苦而专注的样子，心中酸楚，低声道：“大帅，夜已深了，您玉体欠安，这份为左帅催饷的折子，不如由卑职据您之意代拟，您过目后用印即可，何必亲自动笔？”
曾国藩缓缓抬起头，脸色在烛光下显得蜡黄而浮肿。他摇了摇头，声音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执拗：“不成……烈文，你不懂……为季高兄催饷，非同小可……朝中多少眼睛盯着，多少非议等着…说他劳师糜饷、顿兵坚城者，大有人在。此折，必须由我亲笔所书……”
他喘了口气，继续艰难地说道：“我与他虽道不同，昔日亦有龃龉。然平定西北，关乎社稷安危，非季高之才之志不能办，我曾国藩今日之言，非仅为私谊，更是以两江总督之职、平生之信誉，为他作保！唯有如此，朝廷……户部……那些推诿的疆吏才会真正重视……”
说罢，他不再言语，重新凝聚起几乎涣散的精神，用那不住颤抖的右手，紧紧攥住毛笔，如同握住一枚千钧之重的铁杵，缓缓地、极其艰难地落在宣纸上。每一笔，每一划，都似乎耗尽了这位老人的心力。额上的汗珠不断渗出，顺着脸颊滑落，有时甚至滴落在奏稿上，他不得不停下来，用左手颤抖地拂去。
赵烈文侍立一旁，屏息静气，眼中满是敬佩与不忍。他看着那些因手臂失控而略显歪斜，却依旧力透纸背的字迹渐渐铺满纸张：
“臣曾国藩跪奏：为陕甘军务万紧，饷需刻不容缓，仰祈天恩俯准，速饬各省赶解协饷，以维危局事…窃查陕甘督臣左宗棠，自奉命西征以来，稳扎稳打，渐次廓清…然西北地瘠民贫，筹饷极艰，全赖东南各省协济。今据该督函称，各军待饷嗷嗷，且有数省饷银逾期未解，积欠甚巨…万一饷绌兵哗，关系非浅…臣与左宗棠虽性情各有不同，然深知其公忠体国，必能了此残局…伏乞皇上圣鉴，严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将应协陕甘饷银，无论如何为难，克期如数筹解，飞咨左宗棠军营，不得稍有迟延短欠……臣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终于写完最后一个字，曾国藩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猛地向后靠在椅背上，胸膛剧烈起伏，闭目喘息良久。那封奏折静静地躺在案上，墨迹未干，在烛光下显得格外沉重。
“用印，六百里加急直送军机处……”他虚弱地吩咐道，每一个字都带着无尽的疲惫。
赵烈文郑重地捧起奏折，他知道，这薄薄的几页纸，承载着两位晚清重臣之间超越个人恩怨的家国情怀，也维系着西北荒漠中数万大军的生死存亡。
与江南的阴柔潮湿截然不同，西北的夏日，是赤裸而暴烈的。黄土高原上的平凉总督行辕，虽设在城内，依旧挡不住无处不在的干燥风沙和灼人烈日。
左宗棠的心情，比这酷暑更为焦躁。他刚刚召集诸将，商议了对金积堡的总攻方略，刘松山部的前线催粮文书几乎一日三至，将士们口粮已减半发放，军心浮动。
就在这时，营务总管捧着一叠公文，面色凝重地快步走入签押房：“大帅，湖北、江苏两省的协饷咨文到了。”
左宗棠精神一振，急忙接过。然而，只扫了几眼，他的脸色瞬间由古铜变为铁青，继而涨得通红。他“啪”地一声将咨文狠狠摔在公案上，震得茶碗跳起，笔筒倾倒！
“又是延期！又是搪塞！”他猛地站起身，咆哮声震得屋顶似要落尘，“湖北言‘漕运繁忙，舟楫不畅’，需缓一月！江苏则称‘淮安关税收短绌，需先弥补本省亏空’，亦请暂缓解送！一派胡言！统统是一派胡言！”
他如同一头被激怒的雄狮，在签押房内急速地来回踱步，沉重的靴声咚咚作响，仿佛踏在每一个延误饷银的官员心上。
“漕运繁忙？为何往直隶、京师送的饷银从不繁忙？！税收短绌？为何他李鸿章北洋练兵的款项从不短绌？！！”他猛地停步，目光如炬，射向东南方向，“这分明是冲着我左宗棠来的！是有人不想让我平定西北！不想让我成功！”
他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那个身形微胖、面容精明的直隶总督的身影。李鸿章，李少荃！除了他，谁还能让江苏、湖北的官员如此步调一致地阳奉阴违？先前以直隶防务为名，强行调走铭军，已打乱他的部署；如今又在粮饷这命根子上卡他的脖子！
“刘松山在前线血流成河！将士们每日只有半碗稀粥，就要顶着回逆的枪子冲锋！没有饷，哪来的粮食？没有饷，哪来的火药？没有饷，哪来的抚恤安顿降众？他们这不是在逼我左宗棠，他们这是在逼反前线的大军！是在拆朝廷的台！其心可诛！其心可诛！”
怒火攻心，让他几乎难以自持。他需要宣泄，需要将这股黑幕捅破！他大步回到案前，一把推开杂乱的文书，铺开一张素笺，也顾不得官场文书格式，提起那支惯用的狼毫，蘸饱了墨，几乎是以刀刻斧凿的力度，愤然落笔。字迹锋芒毕露，力透纸背，充满了压抑不住的怒气：
“……饷事之艰，刻骨铭心，非身历其境者不能道其万一！东南各省，尤以苏、鄂为甚，协解之饷，十不及五，且迁延日久，常有断绝之虞。前线将士枵腹荷戈，情何以堪？弟每咨催诘问，彼等辄以漕运、税短、匪患等种种虚词搪塞，百端推诿，视朝廷严旨、西陲安危如无物！实则，此中关窍，皆因李合肥（李鸿章）辈暗中阻挠，掣肘多方！其意不过欲困我于西北，耗我湘楚之力，以显其海防之重，沪上之富！彼此几至决裂，言之实堪痛心…如此下去，非三军将士死于贼锋，乃将死于饥寒，死于背后之冷箭也！望兄台于京中，务必将此等情状上达天听，或诉之于清议，以正视听，而解倒悬之急……”
他写下的已不仅是文字，更是倾泻而出的愤懑、无奈和一场无声的控诉。这封信是写给他在京城的一位地位尊崇、能通天的老友的。这是一封私信，却也是一枚射向政敌的炮弹，一场在舆论战场上的反击。
“六百里加急！立刻发出！”他将信纸封好，重重地拍在亲信随从的手中，目光灼灼，仿佛要穿透这重重关山，直抵那紫禁城的深宫与保定府的精巧园林。
信使领命，飞奔而出。左宗棠独立于檐下，望着西北苍茫而焦渴的天空，胸中块垒难平。他知道，前方的血战固然艰苦，但后方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同样决定着西征的成败，甚至更加凶险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