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波斯湾的晨雾刚漫过霍尔木兹岛的珊瑚礁，程远手中的潜水瓶就撞到了块带字的船板。
船板边缘的阿拉伯纹饰里，藏着半个“杨”字，笔锋的提按与杨廷璧文书如出一辙——捺笔末端的分叉，与泉州出土的“杨枢航海记”木牍完全吻合。“碳十四测年是大德十一年。”他用防水笔拓下字迹，船板内侧的火灼痕迹突然显露出三行小字：“首航忽鲁谟思，载白马三匹；再航苏木都剌，得琥珀十斤；三航……”后面的字迹被藤壶啃噬得模糊，却在水下荧光灯下显露出“俱兰”二字——正是杨廷璧三使之地，与《金华黄先生文集》记载的“杨枢继廷璧之迹，通贸于俱兰”完全对应。
张瑜抱着刚修复的《杨枢市舶图》走来，图卷的麻布泛着海泥的青黑色，边缘的水渍晕染恰好组成了“大德五年”的字样。
这幅海图长约八尺，是用骆驼毛与棉线混纺的“波斯布”，纤维中含有的海盐成分显示它曾随船远航三次。“你看这货舱标注。”她指着图中从忽鲁谟思到泉州的虚线，与程远发现的船板上的“三航”记载完全吻合，“杨枢确实继承了杨廷璧的航线，图上标注的‘稻种舱’，容量正好是五十石，与《岛夷志略》记载的‘每舶携稻种五十石，沿途贸易’完全一致。”
海图角落用波斯文写着“水程五月”，墨迹里的炭黑成分与船板上的“杨”字同源，都是波斯湾特产的油松烟。
郑海峰的潜水服还在滴水，从霍尔木兹海峡打捞的青铜灯座上，“市舶司”三字烙印被海水侵蚀得只剩轮廓，却在底座刻着个极小的“枢”字。这盏灯座的造型融合了中国的“豆形灯”与阿拉伯的“多枝灯”，灯柱上的缠枝纹里，藏着稻穗图案——每粒稻壳的纹路都与僧伽耶山石窟出土的稻种完全相同。“是杨枢的私物。”他用激光测量灯座的照度，发现灯光投射的影子正好组成“杨”字，“《海运千户杨枢墓志铭》说他‘每夜观灯记程’，这应该就是那时的记程工具。”灯座的油污层里裹着半片棉织物，纤维上的染料与俱兰国出土的元代棉布完全相同，是用当地特有的茜草与靛蓝混合染制的。
林珊在整理伊朗国家图书馆的档案时，发现了卷被虫蛀的《蕃客账》，残存的纸页上用汉文与波斯文交替记录着：“大德八年，杨枢以稻种二十石换忽鲁谟思葡萄酒百坛。”纸页的边缘还粘着半粒葡萄籽，基因测序显示与法国波尔多的古代葡萄品种同源，证明是经波斯中转的欧洲物产。她突然想起程远发现的船板，将账册残页与船板拼合，正好补上“三航俱兰，以稻种易胡椒三百斤”的字样。“是第三次远航的记录！”她指着账册旁画的简易天平，左侧标注“稻种一石”，右侧标注“胡椒三十斤”，与《岛夷志略》记载的“俱兰胡椒价，每石稻易十斤”相比，显然杨枢凭借杨廷璧留下的贸易关系，拿到了更优惠的兑换比例。
潜水钟沉入俱兰港外的第二处沉船遗址时，程远盯着舷窗外的货舱。整排陶罐整齐码放着，罐口的封泥上印着“杨记”朱印，印泥中的朱砂成分与《杨枢市舶图》的墨迹完全相同。郑海峰操控机械臂移开最上层的陶罐，下面露出的竹筐里，竟装着尚未脱壳的稻谷，谷壳上的刻痕组成了“枢”字——与灯座上的笔迹分毫不差，笔画深度约0.1毫米，应该是用竹片划刻的。
“是杨枢第三次远航的货船！”程远放大舱壁的水浸痕迹，发现与《蕃客账》记载的“舟漏，稻种湿半”完全吻合，舱底的木板缝隙里，还残留着胡椒颗粒，经检测与俱兰国的胡椒标本属于同一品种。
(二)
张瑜在清点出水文物时，指尖被枚金质符牌划破。符牌长约三寸，宽一寸，正面的缠枝纹里，藏着“忠显校尉”四字，背面却刻着波斯文“真主保佑”，两种文字在显微镜下形成奇妙的重叠——汉字的捺笔恰好组成阿拉伯文的“安拉”字样。“是杨枢的身份凭证！”
她突然想起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那枚“海道都漕运万户府”铜印，印文的边框纹饰与符牌上的缠枝纹如出一辙，连线条的粗细都分毫不差。“《元史》说杨枢‘以功授忠显校尉’，这枚符牌应该就是那时所赐。”符牌的夹层里藏着片晒干的稻叶，叶脉纹路与僧伽耶山石窟出土的稻种完全相同，叶柄处还系着半段波斯绸，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40根，与伊朗出土的元代丝绸标本一致。
深夜的实验室里，程远对着质谱仪分析沉船出土的谷物。在稻米的峰值旁，突然出现个异常波峰，与波斯湾出土的元代陶器上的“粮纹”图案完全一致——含有0.15%的葡萄酸。“是混合粮！”他翻出林珊找到的《蕃客账》，波斯文记载的“稻与葡萄粉各半，酿酒”正与波峰数据对应，“他们把俱兰稻种和波斯葡萄粉混在一起酿酒，这是为了适应远洋航行中的储存需求。”
他突然注意到谷壳上的霉斑，菌丝的分布与杨枢灯座的光照范围完全吻合，显然是船员用灯光晾晒稻种时留下的痕迹。
林新宇在清理船医舱时，发现个银制药盒，锁扣上刻着“那怀”的名字，字体是波斯文，笔画中掺着细小的绿松石粉末。药盒的银质成分显示含银量达95%，是典型的波斯“雪花银”工艺，与伊朗出土的元代银器完全相同。盒内的药膏残留物检测显示含有玫瑰精油与橄榄脂，比例为1:3，与《回回药方》记载的“润肤方”完全吻合。“是伊利汗国使者那怀的遗物！”他指着药盒内侧的汉文标签，“大德十一年制——正好是杨枢护送那怀回国那年。”药膏里还掺着少量的稻糠油，这是中国特有的药材辅料，显然是杨枢从泉州带去的，脂肪酸组成与僧伽耶山石窟出土的稻种完全相同。
当中伊学者在联合实验室拼合《蕃客账》与沉船文物时，程远突然注意到货舱木板的拼接方式很特别。用激光扫描后，三维图像显示这些木板组成了“忽鲁谟思港”的地形，码头的水深数据与《岛夷志略》记载的波斯古港完全一致，误差不超过一尺。
木板的隼卯结构呈“燕尾式”，与杨廷璧使团的“阶梯式”不同，显然是为了适应波斯湾的浅滩特意改良的。“是港口地图！”他调出伊朗的卫星地图，木板的榫卯处竟与现代港口的防波堤位置精确对应，“杨枢在船板上标记了最佳停泊点——难怪第三次远航能顺利卸货。”最外侧的木板上，还刻着行小字：“马合麻同在此”，笔迹与俱兰国出土的伊斯兰学者马合麻的手稿完全相同，撇笔处的弯曲特征极为明显。
(三)
盗墓团伙的新据点在阿曼被捣毁时，警方搜出了批令人震惊的文物：其中件元代金器的表面，用汉文刻着“杨枢珍藏”，底座却镶嵌着明代的钻石。程远拿着检测报告指出：“这是用元代使团遗物改的赝品，钻石的荧光反应显示是南非产出的，大德年间还没传入波斯湾。”但金器内侧的丝织物却是真的，上面用汉文绣着“俱兰—忽鲁谟思”航线，与《杨枢市舶图》完全吻合——显然是盗墓者根据真线索伪造文物，丝织物的纤维碳十四年代确为大德十一年，含有的羊毛成分与波斯湾出土的元代毛毯一致。
从盗墓者的审讯录像里，程远发现他们的头目竟是之前在斯里兰卡落网的朱世昌的同伙，名叫阿米尔，是波斯湾的古董商人。他声称“要把杨枢的宝藏运回阿拉伯”，却不知道自己最看重的金器是赝品，真正值钱的是那片绣着航线的丝织物。“他们总以为宝藏是金银，”程远对张瑜说，“却不懂杨枢在《航海记》里写的‘最珍贵的货物，是能发芽的种子’。”
次年旱季，中伊联合考古队在忽鲁谟思古城遗址展开发掘。程远的洛阳铲刚探入地下四米，就带出片带釉的瓷片，釉色白中泛青，是典型的元代枢府窑特征，胎土中的钙含量为8%——这种“高岭土”成分与泉州出土的杨枢使团瓷器完全一致。往下清理时，整座仓库渐渐显露出来：呈正方形，边长约八米，墙壁的夯土中掺着的稻壳与俱兰沉船出土的稻种完全相同，碳十四年代集中在大德十一年前后。
陶罐里的稻种虽已脱水，但仍能提取出完整的dNA，与僧伽耶山石窟的稻种序列完全相同，只是多了组抗干旱基因——显然是为了适应波斯湾的沙漠气候。“这才是杨枢第三次远航留下的储备粮。”程远将稻种放在显微镜下，“他们在忽鲁谟思建立了中转站，罐底的‘枢’字与船板上的笔迹如出一辙。”更惊人的是，仓库角落的石台上，还放着半块铜镜，镜面反射的光斑在墙上形成的图案，正好是《杨枢市舶图》里的波斯湾航线——与杨廷璧在僧伽耶山的做法如出一辙，可见这种导航方式在使团中代代相传。
张瑜在仓库的泥土里，发现了些散落的银币，一半是元代的“至大通宝”，一半是波斯的“伊尔汗银币”，边缘都有相同的切割痕迹，显然是被同一把刀分割过。“至大通宝”的钱文是汉文，与泉州出土的官铸钱币完全相同；伊尔汗银币的正面是阿拉伯文“清真言”，背面是国王头像，与伊朗出土的元代银币完全吻合。“是贸易的证据！”她指着银币上的刻痕，“杨枢在忽鲁谟思时，曾用中国银币兑换当地货币，这些刻痕就是分割标记，每枚至大通宝可分割成八块，每块兑换一枚伊尔汗银币。”银币的锈蚀层里检测出相同的银元素成分，证明是用同一处银矿冶炼的——跨越宗教的货币，竟来自同一片土地。
郑海峰的潜水队在忽鲁谟思港附近的海域，发现了艘更古老的沉船，船板上的“大德五年”年号清晰可见。船体的龙骨采用的是东非特有的黑檀木，而甲板却是泉州产的樟木，两种木材的接合处用的是中国式的铁榫卯，含铁量达98%。货舱里的瓷器残片上，用青花料画着稻穗图案，颜料的钴含量与波斯青花完全相同，只是绘画风格带着明显的泉州窑特征。“是杨枢首航的货船！”他对着水下摄像机说，“瓷器里装的椰枣还保持着完整的形状，与波斯湾的椰枣标本完全相同——这些航海者，走到哪都带着两地的物产。”
当程远团队将波斯稻种与“杨公稻”进行基因比对时，屏幕上的图谱突然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两者的第11对染色体完全一致，都带着杨枢改良的“抗逆基因”标记——一段由26个碱基组成的重复序列。“是有意识的改良！”张瑜调出元代《农桑辑要》的电子版，其中“枢公改良法”的记载，正好解释了这个基因的来源：“取俱兰之种，曝于波斯烈日，浸于忽鲁谟思海水，三曝三浸，可耐极端气候。”她指着图谱上的变异节点，“每次远航，这个基因的稳定性就增强一分，显然是杨枢在三次远航中不断优化的结果。”
在霍尔木兹国家博物馆的新展厅里，杨枢的青铜灯座与伊尔汗银币并列陈列，中间的展柜放着那粒波斯稻种，旁边标注着“跨越波斯湾的种子”。而展厅的另一侧，泉州稻种与波斯稻种在培养皿里并肩发芽，根须缠绕在一起，像两条跨越时空的航线。开幕式上，程远与伊朗学者共同按下按钮，全息投影展现出七百年的稻种旅行：从泉州到俱兰，从俱兰到忽鲁谟思，最终长成如今的“枢公稻”，谷粒上的纹路同时显现出汉文与波斯文的“丰收”字样。
朱明远特意从泉州赶来参加开幕式，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杨氏与朱氏航海世代通婚谱》，其中记载“杨枢之女嫁朱纺后裔，携稻种百石入朱家，世世相传”。将族谱记载与基因图谱对比，发现泉州现代水稻中，有23%的品种含有杨枢改良的“抗逆基因”，证明这段农业技术的传承确非虚言。“原来我们朱家不仅种着杨家的稻种，连血脉里都藏着航海的缘分。”朱明远看着培养皿里缠绕的根须，突然对程远说，“之前是我太执着于家族归属，其实这些种子早就告诉我们，大家本是一体。”
(四)
返航的前夜，程远在甲板上铺开《杨枢市舶图》的复刻本。海风掀起纸页，露出夹在里面的照片：他和张瑜站在忽鲁谟思古城前，背景是元代仓库与现代稻田，远处的海面上，落日把波光染成金红色，像极了杨枢第三次远航时看到的晚霞。“你看这稻浪的走向。”张瑜指着照片里的穗头，每穗的颗粒数都在130粒以上，穗轴的弯曲角度约45度，“和市舶图上的航线完全重合，连转弯的弧度都一样。”程远调出波斯湾的季风图，发现冬季洋流的轨迹，竟与稻穗的弯曲方向完全一致——原来种子早已跟着洋流的方向，记住了贸易的路线。
程远在航海日志的最后画了粒稻种，旁边写着：“三次远航，不是为了垄断贸易，而是为了让稻种在更多文明里结果。”当船驶过波斯湾中点时，他将半片元代瓷片撒向大海，瓷片在浪涛中缓缓下沉，与七百年前沉入海底的杨枢货船遥遥相对——瓷片上的“枢”字与沉船木头上的“忽鲁谟思”波斯文在海水中形成奇妙的呼应，就像那些跨越信仰的种子，终将在泥土里、在稻穗上、在每个收获的季节里，完成最温柔的共鸣。
船鸣笛起航时，程远的手机收到条短信，是伊朗农业部发来的：“‘枢公稻’今年的种植面积扩大了三倍，感谢你们让这段贸易史重新结果。”他望向窗外，现代货轮正驶过当年杨枢船队经过的航线，船舷的伊朗国旗与中国国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像两株并肩生长的稻穗，在蔚蓝的大洋上摇曳出相同的弧度。郑海峰递来一杯用“枢公稻”酿造的酒，里面加了波斯的葡萄与俱兰的胡椒，味道竟与元代使团的“远航酒”配方完全相同——这是七百年前那场贸易之旅未曾言说的结局，却藏在每粒种子的基因里，等待着被发现的那天。
实验室的灯光下，程远团队正在绘制“枢公稻”的传播图谱。从泉州到俱兰，从俱兰到忽鲁谟思，每个传播节点都标注着一个日期：大德五年、大德八年、大德十一年。林新宇突然指着图谱的中心，那里是波斯湾与印度洋的交汇处，“你看这里，”他说，“所有的航线都在这里汇聚，像个巨大的稻穗，把东方与西方串在了一起。”
程远想起那枚金质符牌，正面的“忠显校尉”与背面的“真主保佑”，在七百年后终于在稻种的基因里和解。他拿起电话，打给所有参与过发掘的伙伴：“下一站，东非——汪大渊当年记载的‘层摇国’，应该也藏着种子的故事。”电话那头传来爽朗的笑声，夹杂着实验室里特有的仪器蜂鸣声，像风吹过稻田的声音，温柔而坚定。
那些沉没在海底的货船、锈蚀在古城里的银币、被虫蛀的贸易账册，终将在稻浪的覆盖下获得新生。就像杨枢三次远航的帆影早已消失在海平面，但那些随着洋流传播的稻种，却在每一季的收获里，讲述着关于贸易与信仰、隔阂与融合的故事——这个故事，还在继续。
(五)
东非层摇国（今桑给巴尔）的季风带着椰枣的甜香漫过考古营地时，程远手中的铁铲正拨开珊瑚砂下的陶罐。罐口的绳纹里缠着半片麻布，布纹间的“杨”字已被海风磨得浅淡，却在放大镜下显露出与杨枢文书一致的笔锋——横画收笔处的回锋，与忽鲁谟思沉船木头上的“枢”字如出一辙。“碳十四测年是至正二年。”他用软尺量陶罐口径，发现与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的“层摇国稻种罐”尺寸完全吻合，“汪大渊第二次远航时，应该见过这种罐子。”
张瑜抱着刚译完的阿拉伯文《香料志》走来，羊皮纸的边缘还沾着东非特有的火山灰。书中记载：“至正元年，有中国船携‘不死稻’至桑给巴尔，其种耐盐，植于海滩即生。”她指着插图里的稻穗，每粒稻谷的纹路都带着泉州稻种特有的“V”形颖壳，与程远挖出的陶罐残片上的印记完全相同。“你看这注释，”张瑜指尖点向书页角落，“‘此稻来自俱兰，经波斯湾中转，船主姓杨’——分明是杨枢船队留下的种源。”
郑海峰的潜水服还在滴着印度洋的海水，从桑给巴尔港外打捞的青铜锚链上，“市舶司”三字已被海水蚀成镂空，链环内侧却刻着细密的星图，北斗七星的位置与泉州出土的元代航海图完全对应。“是汪大渊搭乘的‘通蕃舶’遗物。”他用声波检测仪测量链环张力，发现磨损程度符合“三万里航程”的记载，“《岛夷志略》说‘层摇国锚重千斤’，这链环的承重正好是五百公斤，与记载吻合。”锚链的铁锈里裹着半粒稻谷，基因测序显示与波斯湾出土的“枢公稻”同源，只是多了组抗热带风暴的基因——一段名为“osSApK4”的应激基因，显然是在东非土壤里自然变异的结果。
林珊在整理斯瓦希里部落的口述史时，发现了一首古老的歌谣：“大船来，白帆摇，沙滩长出黄金苗。”部落长老指着祭坛上的陶瓮说：“祖先说，七百年前有‘白衣人’（指中国船员）教我们在盐碱地种稻，稻穗会指向船来的方向。”陶瓮里的稻种颖壳上，竟用朱砂画着微型罗盘，指针的角度与杨廷璧航海图上的“层摇国针路”完全一致——都是“壬丙针”，即北偏西30度。
潜水钟沉入桑给巴尔海峡的沉船遗址时，程远盯着舷窗外的货舱。整排青花瓷碗倒扣在木箱里，碗底的“枢府”款识被珊瑚虫啃噬得只剩轮廓，却在侧光下显露出暗刻的“汪”字——与汪大渊《岛夷志略》自序的笔迹完全相同，捺笔处的飞白特征极为明显。郑海峰操控机械臂移开顶层木箱，下面露出的藤筐里，装着尚未脱粒的稻穗，穗轴上的刻痕组成了“大渊”二字，笔画深度约0.08毫米，应该是用指甲盖划刻的。“是汪大渊第二次远航的货船！”程远放大舱壁的水浸痕迹，发现与《岛夷志略》记载的“舟触礁，稻种散于海”完全吻合，舱底的珊瑚砂里，还混着波斯的琉璃珠与东非的象牙碎片，显然是跨洋贸易的货物。
张瑜在清点出水文物时，指尖被枚铜质腰牌划破。腰牌正面铸着“市舶提举司”，背面却刻着斯瓦希里文“大海之子”，两种文字的边缘都有相同的磨损痕迹，显然是长期摩挲所致。“是汪大渊的身份凭证！”她突然想起泉州开元寺的元代石碑，碑文中“汪焕章（大渊字）遍历诸蕃”的记载旁，刻着与腰牌相同的海浪纹，“《岛夷志略》说他‘携牌通市’，这应该就是那枚腰牌。”腰牌的夹层里藏着片晒干的海藻，经鉴定是泉州湾特有的“石莼”，显然是船员用来标记淡水航线的——这种海藻只生长在低盐度海域。
深夜的实验室里，程远对着质谱仪分析沉船出土的谷物。在稻米的峰值旁，突然出现个异常波峰，与东非墓葬壁画上的“祭祀粮”成分完全一致——含有0.1%的乳香酸。“是混合粮！”他翻出林珊记录的歌谣，“黄金苗”的描述正与波峰数据对应，“他们把波斯稻种和东非乳香粉混在一起祭祀，这是为了融合两地的信仰。”他突然注意到稻壳上的灼痕，分布规律与汪大渊腰牌上的星图完全吻合，显然是用香火炙烤做的标记。
林新宇在清理船医舱时，发现个铜制药罐，罐口刻着“回回医官马合麻”的名字，字体是阿拉伯文，罐身的缠枝纹里藏着稻穗图案。罐内的药渣检测显示含有青蒿与没药，比例为1:2，与亦黑迷失药箱里的“瘴气方”完全吻合，只是多了东非特有的“抗疟树皮”成分。“是汪大渊船队的随军医官遗物！”他指着罐底的汉文标签，“至正二年制——正好是汪大渊离开东非那年。”药渣里还掺着少量稻壳灰，x射线荧光分析显示与桑给巴尔出土的稻种完全相同，证明是用当地种植的稻米烧制的。
当中非学者在联合实验室拼合《香料志》与沉船文物时，程远突然注意到货舱木板的拼接方式很特别。用激光扫描后，三维图像显示这些木板组成了“层摇国港”的地形，潮汐数据与《岛夷志略》记载的桑给巴尔古港完全一致，误差不超过半小时。木板的隼卯结构呈“鱼鳞式”，与杨枢船队的“燕尾式”不同，显然是为了适应东非的珊瑚礁海域特意改良的。“是汪大渊绘制的港口图！”他调出卫星潮位图，木板的拼接缝竟与现代潮汐线精确重合，“难怪他能‘遍历诸蕃无滞’，这木板就是活的海图。”最外侧的木板上，还刻着行小字：“杨枢旧部郑某至此”，笔迹与忽鲁谟思沉船出土的账册签名完全相同，显然是杨枢的船员随汪大渊继续远航。
盗墓团伙的踪迹在莫桑比克被发现时，他们正用金属探测器在海滩上搜寻“中国黄金”。从他们的营地搜出的航海图上，标注的“宝藏点”与汪大渊货船的沉没位置完全一致，图旁还写着“杨公藏稻种于此”——显然是从阿拉伯文《香料志》里抄来的线索。“他们以为是金银，”程远看着被缴获的古稻种，基因序列与桑给巴尔陶罐里的完全相同，“却不知道这些稻种现在的价值，比黄金还珍贵。”
在莫桑比克的联合考古营地，程远团队与当地农民一起种下了从沉船里取出的古稻种。当嫩绿的秧苗从盐碱地冒出时，部落长老突然跪地欢呼：“黄金苗回来了！”他指着稻叶上的露珠，阳光折射出的光斑组成了中国结的形状——与汪大渊腰牌上的纹饰完全相同。“祖先说，当稻叶结中国结时，大船会再回来。”长老的声音带着颤音，“你们就是预言里的人。”
郑海峰的无人机拍下了震撼的一幕：东非农民用传统木犁耕种的田垄，与卫星地图上汪大渊货船的航线完全重合，犁痕的走向正好是“壬丙针”的角度。“不是巧合。”他把照片传到群里，林珊回复：“《岛夷志略》说汪大渊‘教当地人依星象耕田’，原来田垄就是他们的航海图。”
当程远团队将东非稻种与“枢公稻”进行基因比对时，屏幕上的图谱突然连成完整的链条：从泉州的耐涝基因，到俱兰的抗热基因，经波斯湾的抗旱基因，再到东非的耐盐基因，像一串被航线串联的珍珠。“是人类与自然共同书写的进化史。”张瑜放大图谱末端，“你看这新变异的基因，能同时抵抗台风、盐碱和疟疾——简直是为环球航行量身定制的品种。”
返航的货轮驶过好望角时，程远在甲板上铺开三张地图：杨廷璧的俱兰航线、杨枢的波斯湾航线、汪大渊的东非航线，三者在印度洋上形成巨大的三角形，每个顶点都种着带着共同基因的稻种。郑海峰递来一碗用东非“黄金苗”煮的粥，里面加了俱兰的胡椒、波斯的葡萄和泉州的海盐，味道竟与元代使团的“万国粥”配方完全相同。
“尝出什么了？”张瑜笑着问。程远细细品味，舌尖先是触到东非的微辣，接着是波斯的酸甜，最后留下泉州稻米的醇厚——像一场跨越七百年的味觉史诗。“是文明的味道。”他说，“从外交到贸易，从信仰到生活，都在这碗粥里了。”
程远在航海日志的最后写道：“三使俱兰不是终点，而是起点。那些随着船帆传播的稻种，早已把航线刻进基因，在每个季风经过的地方，写下新的相遇。”他合上日志时，货轮正驶过当年汪大渊船队经过的海域，远处的灯塔闪烁着微光，像七百年前的航标，也像未来必将亮起的新坐标。
回到泉州后，程远团队在市舶司遗址的基础上，建起了“海上丝绸之路基因库”。库藏的第一份全球样本，就是那粒从东非带回的“黄金苗”，旁边标注着它的旅程：“至元十六年离开泉州，至正二年抵达东非，2027年归来，完成跨洋循环。”基因库的玻璃墙上，用激光投射着动态稻种图谱，从杨廷璧到杨枢，从汪大渊到现代研究者，每个名字都与一段基因变异相连，像串永远生长的稻穗。
开馆那天，朱明远带着朱家最后一袋祖传稻种来到基因库，与来自俱兰、波斯、东非的稻种放在一起。四粒稻种在培养皿里发芽，根须最终缠绕成“和”字，与泉州出土的元代“海晏河清”碑拓上的字迹完全相同。“我的先祖参与过这段历史，”朱明远看着纠缠的根须，“现在，该让这些种子自由生长了。”
程远站在基因库的中央，望着玻璃墙外的泉州港，万吨巨轮正缓缓驶入，集装箱里装载的，或许就有带着“黄金苗”基因的新种子。他想起杨廷璧陶片上模糊的字迹、杨枢灯座投射的“杨”字光影、汪大渊腰牌上的海浪纹——这些碎片最终在稻种的基因里拼成完整的故事。
“下一站？”张瑜的声音带着笑意。程远望向世界地图，指尖划过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哪里有土壤，哪里就是下一站。”实验室的仪器蜂鸣声里，仿佛能听见七百年前的船帆鼓动，与现代货轮的汽笛交织成同一首歌——关于种子，关于相遇，关于永远在路上的文明。
夜色中的泉州港，基因库的灯光与港口的航标灯连成一片，像撒在海面上的星子。海底深处，那些沉没的商船残骸上，海草正沿着船板的纹路生长，像给古老的航船披上绿色的新装——这，或许就是对“三使俱兰”最好的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