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夏末，建军精密仪器厂的原材料仓库里，郑师傅正指挥工人把刚到的量具钢码放整齐。阳光透过气窗斜射进来，在钢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每块钢坯上都打着红色的标记——“8月储备，单价3.2元\/公斤”。
“老郑，这批钢够用到年底了吧？”林建军走进仓库，手里拿着份采购清单，眉头微微蹙着。清单上的价格红笔圈得触目惊心：同样的量具钢，国营物资站的计划内价格还是3.2元，计划外的市场价却飙到了5.8元，短短一个月涨了近一倍。
郑师傅直起身，抹了把汗：“够是够，就是这价格涨得邪乎。昨天去废品站淘零件，听那边说，南边的厂子为了抢批不锈钢，都快打起来了。”
林建军没说话，走到窗边望着远处的物资市场。1988年的“价格双轨制”正走到最关键的节点，计划内平价物资按国家调拨价供应，计划外的则随行就市，两种价格能差出两三倍。这种制度本意是为了平稳过渡，却催生出一大批“倒爷”，他们靠着关系拿到平价指标，转手就能翻倍卖出，把原材料市场搅得鸡犬不宁。
“林主任，不好了！”采购员小赵骑着自行车冲进院子，车筐里的搪瓷缸颠得叮当作响，“刚接到通知，下个月的计划内量具钢指标砍了一半，剩下的得按市场价买！”
车间里顿时静了下来，正在调试设备的工人都停了手。小马手里的扳手“当啷”掉在地上：“那成本不就涨上天了？咱们的千分尺本来就比进口的便宜，要是涨价，客户肯定不买了！”
苏岚拿着账本从财务室出来，脸色也有些发白：“我刚算了算，要是按市场价采购，咱们的利润率会从15%降到3%，再加上半导体研发部的投入，这个月可能要亏本。”她翻开账本，上面用红笔标着“紧急预案”，列着三条：削减非必要开支、推迟设备采购、暂停员工福利，每一条都透着无奈。
林建军走到车间的黑板前，拿起粉笔写下两组数字：“计划内3.2元，计划外5.8元，差价2.6元。我们每月用量5吨，也就是公斤，光这一项就要多花元。”他顿了顿，粉笔重重地敲在黑板上，“但我们不能涨价，客户是咱们的根，丢了根，厂子就活不成了。”
“那咋办？”郑师傅急得直转圈，“总不能赔钱卖吧？”
“有办法。”林建军放下粉笔，目光扫过全场，“系统上周提示‘价格双轨制下的原材料策略’，里面说可以建立‘多渠道采购网’——除了国营物资站，还要找乡镇企业、废品站，甚至直接对接钢厂的边角料车间，把采购成本拉下来。”
他从抽屉里拿出张地图，上面用红笔圈着十几个点：“这是我按系统提示标的供应商：昌平的乡镇钢厂有过剩的优质钢，价格比市场价低15%；军工厂的废品站有淘汰的特种钢，虽然要自己切割，但纯度够；还有唐山的一家小轧钢厂，他们的边角料便宜，适合做小型量具。”
小赵眼睛一亮：“我去过昌平那家钢厂，老板是退伍军人，说只要能长期合作，价格还能再让点！”
“不止这些。”林建军转向林卫国，“你们半导体研发部用的硅材料，计划外价格涨得更凶，我托老首长联系了包头的一家研究所，他们有自己的提纯车间，价格能压到市场价的七成，就是得用咱们的检测设备换，你看行不行？”
林卫国正在调试的硅片检测仪正好缺个校准装置，闻言立刻点头：“太行了！他们的提纯技术在国内是顶尖的，能用设备换材料，等于咱们还赚了技术交流的机会！”
接下来的半个月，厂里掀起了“找渠道”热潮。郑师傅带着徒弟泡在废品站，把生锈的钢坯一块块敲干净，居然淘到了一批苏联产的高速钢，硬度比国产的还好；小赵跑遍了周边的乡镇企业，用“长期合作+现金结算”的方式，把量具钢的平均采购价压到了4.5元；苏岚则发挥财务专长，和供应商签订“阶梯价合同”——采购量越大，单价越低，把零散的需求集中起来，硬生生再砍下来0.3元。
最关键的突破来自林卫国。他带着团队用自研的硅片检测仪，帮包头研究所解决了纯度检测难题，对方不仅按优惠价供应硅材料，还把他们淘汰的一台电子束蒸发机半卖半送地给了厂里，省下了近万元的设备开支。
【叮！】
系统的提示音在林建军意识里响起，带着数据校验后的精准：【检测到“价格双轨制应对方案落地”，多渠道采购使原材料成本降低22%，符合“企业抗风险能力提升”指标。】
【奖励“供应商管理系统”：包含信用评级模型、库存预警机制、应急替代方案，可进一步优化采购效率。】
林建军把系统奖励的模型转化成表格，发给各部门：给供应商按“价格、质量、稳定性”打分，A级供应商保证优先付款，c级的则备着应急；库存低于警戒线时自动亮灯，比如量具钢低于3吨就启动紧急采购；每种材料都列出3个以上替代品，比如用轴承钢替代部分量具钢，虽然精度略降，但成本能再省10%。
九月底核算时，奇迹发生了——尽管计划内指标砍半，厂里的原材料综合成本不仅没涨，反而比上个月降了8%。千分尺的出厂价维持不变，订单量却比以前多了三成，连天津、上海的厂家都来进货，说“建军厂的量具性价比最高”。
在全厂大会上，苏岚展示的利润表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扣除所有成本，这个月净赚元，其中多渠道采购贡献了8000元！”她指着图表，“更重要的是，我们建立了15家稳定的供应商，再也不用看国营物资站的脸色了。”
林建军看着台下兴奋的工人，想起上个月最艰难时，郑师傅把家里的积蓄都取出来，说“给厂里应急”；苏岚拿着自己的私房钱去买国债，说“能赚点利息补贴家用”；林卫国带着研发部的年轻人，三天三夜没合眼，就为了能早日用上自研设备替代进口零件。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他拿起一块刚生产的千分尺，精度达到0级，表面光洁得能照出人影，“是咱们所有人拧成一股绳，才扛过了这关。价格双轨制总有一天会取消，但这种抱团取暖、灵活应变的本事，会是咱们厂活下去的根基。”
深秋的傍晚，林建军站在扩建的厂房前，看着“年产值突破千万”的横幅被风吹得猎猎作响。远处的中关村已经有了科技园区的雏形，路灯下，年轻的创业者们骑着自行车穿梭，像一群追逐星光的人。
他想起系统提示的“价格双轨制将在1992年并轨”，知道挑战还没结束，但心里却无比踏实。就像应对这次原材料危机一样，只要守住技术的根，扎稳管理的基，团结身边的人，再大的风浪，都能稳稳地扛过去。
车间里的机器还在运转，声音比任何时候都要沉稳有力。林建军知道，这声音里藏着的，不仅是一个小厂的生存智慧，更是一个国家在经济转型期，无数普通人用双手和智慧，写出的最生动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