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风裹着关外特有的凛冽，卷过沈阳站斑驳的月台时，常恒下意识攥紧了抱进自己怀里的背包，在这里他是德国富商之子海因里希的仆人。
至于张少帅府里的那个明面上的“常恒”已经坐飞机去了上海，决定走海路去德国了。
常恒在操盘完暗杀之后，就安排替身离开了，在经过化妆之后，就跟在海因里希后面了。
至于东北军的天塌不塌他才不管了，他只是在张少帅摇摆不定的天平上狠狠的踩了一脚而已，至于该拿到的利益常恒早就拿到了，毕竟杨的死亡对甘肃和南京显而易见是有利的。
民国十七年十月份的南满铁路，铁轨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像一条被日本关东军攥在手里的铁链。
南满铁路一等车厢里面，常恒低眉顺眼站在海因里希座位旁随时随地准备服务海因里希。
对面两个身穿和服的日本妇人正用那叽里呱啦的日语热烈地谈论着沈阳的事情，声音之大，仿佛整个车厢都能听见。常恒被这嘈杂的声音吵得有些头疼，他想冲过去狠狠揍她们一顿。
在胡思乱想中站了半天之后，常恒的双腿已经开始发酸，他感到有些难受。
就在这时，海因里希看到了这种情况装着发脾气，对着常恒一顿批评。两人之间的冲突让周围安静下来了。
常恒装作被吓了一跳，他在呵斥声中赶紧在海因里希买的联排座位上小心地坐了下来，不过，他只敢坐三分之一的屁股，生怕引起海因里希的“不满”。
火车缓缓前行，终于抵达了长春站。当常恒准备换乘中东铁路的列车时，他突然感觉到气氛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站台上，一群身穿灰布军装的联盟铁路警察正在游荡，他们瞪大着蓝眼睛，看谁都像贼，锐利地目光扫过每一位旅客。
当然，这些检查对于海因里希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他轻而易举地就应付过去了。
离开沈阳的常恒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王礼”，无论是长相、气质还是行事风格，都与真正的王礼毫无二致。
在此基础上常恒作为海因里希的跟班也顺利通过了检查。
与南满铁路上的火车相比，中东铁路的列车速度要慢得多。车厢里弥漫着各种语言的嘈杂声，有俄语、汉语，还有蒙古语。坐在海因里希邻座的是一位俄国老人，他正悠然自得地喝着伏特加。
那浓烈的酒气随着空气在狭小的车厢里面乱窜，夹杂着各种味道，使人反胃。
当老人注意到海因里希在看他时，他竟然毫不客气地用俄语问道：“小伙子，你是要去满洲里吗？”
海因里希操着一口不太熟练的俄语，与这位老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常恒则在一旁充当着翻译的角色，时不时地为他们两人进行翻译。常恒的俄语是在甘肃时跟随白俄工兵团学的。
经过漫长的旅途，火车终于缓缓驶入满洲里站。
当常恒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时，他才深刻地理解了“边城”这两个字所蕴含的重量。
满洲里站的站房是一座厚重的俄式砖石建筑，圆顶上的红星在深秋的阳光下略显褪色。
然而，让人感到讽刺的是，门口却张贴着“禁止华人随意入内”的告示，这无疑和联盟提倡的价值观相悖。
下车出站之后，在这里有很多气味会不由自主的钻进旅客的鼻孔。
有烤列巴的麦香、马粪的臭味，还有中国饭馆飘来的炖菜香味。这些截然不同的味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座小镇的生活底色。
海因里希按照早就商量好的行程，他招来一辆马车，用俄语跟车夫说了句“去尼基金旅馆”，语气里带着不差钱的豪横。
当马车驶过这里唯二的街道时，常恒掀开车帘，看着路边的景象：俄式“木刻楞”房子排列在街道两侧，原木垒砌的墙面刻着精美的花纹，窗户上挂着厚重的呢子窗帘。
偶尔能看到几间中式灰砖平房，门口挂着红灯笼，与周围的俄式建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街上的行人大多是俄国人，男人穿着皮靴，女人围着彩色头巾，孩子们在雪地里追逐打闹，只有少数几个中国人，穿着单薄的棉袍，缩着脖子匆匆走过。
到了尼基金旅馆，常恒才知道什么是“等级分明”。旅馆是三层的俄式建筑，门口站着穿礼服的门童，大厅里铺着大理石地面，墙壁上挂着油画。海因里希要了最好的套间，带独立的壁炉和浴室。
而常恒则被安排在耳房——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小桌子，窗户正对着旅馆的后院，环境也能勉强凑合。
常恒亦步亦趋地跟在海因里希身后，扮演者翻译和向导的角色。
在满洲里停留的短短两天时间里，他们很悠闲的逛遍了满洲里的大街小巷——两条街道，尽情领略这座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
据常恒所见，这里的俄国人口可以占到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一个外来者在这里竟然成了主体民族。中国人次之，还有少量的日本人。
这里的工作划分也有着明显的等级制度。一等工作，自然是属于那些与联盟关系亲密的俄国人；二等工作，则是留给那些支持联盟信仰的人；而那些被边缘化的工作，则只能由敌视联盟的白俄人和中国人来承担。
日本人算是例外，他们的处境要比落魄的白俄和中国人要好一点。
让常恒感到有点意外的是，在这里生活的中国人对日本人充满了强烈的反感，但他们对于联盟的占领统治却视而不见。
这种现象让常恒有点摸不着头脑。
常恒跟着海因里希，对这里形形色色的茶馆和酒馆进行了充分的体验。
拉手风琴、跳哥萨克舞的妹子们，看在卢布的份上，对海因里希那叫一个热情似火，常恒也跟着沾了点光，享受了一下这热情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