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转到民国十一年的初春。甘肃省长公署的后院书房里，林锡光正对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翻公文，指尖捏着的狼毫笔悬在纸上，半天没落下。窗缝里钻进来的风带着土腥味，吹得灯苗晃了晃，把他映在墙上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他今年四十二了。光绪八年生在福建长乐的书香门第，表字芷馨、英琼，打小读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来入了仕途，辗转几个省，去年春上接了甘肃省长的印，算来已是第二个年头。
可才一年多，就觉出“物是人非”四个字的分量了。
刚接印那会儿，他心里不是没闪过一丝轻快。甘肃虽穷，可常敬之刚削平了境内的匪患，又压下了旧军阀的余孽，表面看倒算安稳。
常敬之把民政权实打实交了过来，只抓着军权，上头还有北平的“嘉奖令”罩着，不大展身手就对不起自己往昔的志向，也无法向常敬之交代。
思绪回转，他搁下笔，端起桌上的凉茶，茶梗沉在碗底，像压在心里的事。
前几日听底下人说，陆洪涛回江苏了。那位常敬之的老上司，以前在甘肃说一不二的督军，去年军阀混战吃了亏，又被自己一手提拔的常敬之“逼”得没了退路——说是“逼”，倒不如说是大势已去。
常敬之半真半假地想要他留了下来，陆洪涛摆摆手，把印一交，顺便推了这个小老弟一把。带着搜刮来的钱财，让几个忠心的老部下护着，坐着汽车出了金城，回江南养老去了。
林锡光经常和陆洪涛打交道，对这个老长官的野心和报复知知甚多。陆洪涛在这个地界威风了几十年临了却走得这般潦草，想来心里是万般失落的。
还有潘龄皋老爷子。那位前省长是真看透了甘肃的烂，前年冬天就递了辞呈，说“陇地贫瘠，吏治崩坏，非老朽能治”，任凭谁劝都不肯留，卷了铺盖回河北安新了。
当年林锡光送他到城门口时，老爷子拉着他的手叹：“芷馨啊，这地方看着静，底下全是窟窿，你往后多保重。”那时他还没太当回事，只当是老人的感慨。
直到这权柄真落在自己手里，才知潘老爷子没说假话。
起初是欣喜的。寒窗苦读几十年，不就是图个能做事的位置？可接手没多久，就觉出肩上的沉。
常敬之虽不管民政，却和他敲定了两年计划：整理财政、裁并厘卡、续建黄河铁桥……哪一样都得真金白银，哪一样都得有人去办。
他拿着计划往下推，才发现底下的县官要么是旧军阀留下的油滑吏，要么是只会磕头不会干事的老油条，政令发下去，像扔在棉花堆里，连个响都听不见。
他和常敬之没什么深交。常敬之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明摆着是看他懂民政、不惹事，又肯配合——军政分开的架子搭得漂亮，常敬之有了“遵中央令”的名声，他也得了个实缺，本是各取所需。
往常他在省长位置当差，大抵是做个“泥菩萨”，凡事尽力而为，过得去就行。可现在不行了。
常敬之把甘肃的乱摊子捋顺了，境内再没哪个县敢阳奉阴违，政令是真能畅通下去的。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若是抓不住，既对不起自己年轻时“澄清吏治”的志向，更没法向常敬之交代——常敬之虽不管民政，却把全省的赋税截了下来供他调度，要兵帮忙剿匪也从不推脱，这份“放手”里，本就藏着“看成果”的掂量。
“为政先治吏。”林锡光对着灯苗低声念了句。这是他们这些人入仕起就刻在骨子里的信条。底下的人若是烂了，再好的计划也落不了地。去年腊月，他去找常敬之，没绕弯子，直说了想查各县官吏的事。
常敬之当时正对着一张军防图看，听他说完，抬眼看了看他，没多问，只道：“我给你调几个人。他们是专门做这个的，嘴严，手脚利落。你要查什么，让他们去，出了事我担着。”
后来他才知道，常敬之派来的是他手里的特务人员，平时专管军中密查，查地方官吏更是得心应手。
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三月，四个月里，这些人扮成货郎、流民，跑遍了甘肃的几十个县，把各县知事的官声、账本、甚至私下里的勾当，都摸得清清楚楚。
上个月，他又请了管特务的商团长帮忙。那些特务带回的情报散乱得很，有账本抄件，有百姓的口信，还有偷偷画下的土地契——他和商团长带着亲信文书，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整理了一个月，才攒出厚厚一摞卷宗，今日刚送到他书房。
林锡光伸手抽出最上面的一卷，是陇西县知事的。他翻开第一页，就皱起了眉。上面记着：“民国十一年秋，借‘剿匪筹粮’之名，向各乡摊派粮款，每顷地多收三斗，合计私吞粮米二百余石，藏于自家地窖。”旁边还粘着一张百姓画的草图，标着地窖的位置。
再往下翻，更心凉。有的县知事把救济粮换成了陈米，发霉的卖给百姓，好粮运去外地换钱；有的和地方劣绅勾结，把公田划成私田，逼着佃户加租；还有的更荒唐，连驿站的马料都克扣，弄得驿兵跑不动路，公文能压半个月……一桩桩，一件件，都记得明明白白，旁边还有人证的名字和住址。
他翻了几卷，手都有些发沉。原来潘龄皋说“吏治崩坏”，竟是往轻了说。他以前在教育口当差，打交道的多是学堂先生、书局掌柜，虽也见过贪腐，却没见过这般明目张胆、层层盘剥的，不但连最穷苦的百姓都不放过，连救命的粮款都敢吞，而且胆子大到勾结军官倒卖军资。
“竟真的……烂透了。”他喃喃自语，把卷宗合上，靠在椅背上，只觉后脑勺发紧。以前在江苏、湖北当差时，总听说西北贫瘠，却不知贫瘠背后，是这帮蛀虫在啃食根基。百姓手里本就没几升粮，被这么一刮，不反都算忍得久了。
窗外的风更紧了，吹得窗棂“吱呀”响。煤油灯的光落在那摞卷宗上，像压着千斤重的石头。他想起常敬之那天的眼神，没怀疑，没干涉，只说“出了事我担着”。常敬之是武人，却懂“吏治清才能民心稳”的理；他是文官，总不能让这机会白白溜了。
林锡光深吸一口气，重新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两个字：“处置”。底下空着，还没想好该怎么动——这些人里，有的是旧军阀的亲信，有的是北平某位大佬的远亲，还有就是常家军里的某些败类。动起来必然牵扯一堆事。
可不动？看着卷宗里那些百姓的哭诉，他闭了闭眼，笔尖在“处置”二字下重重画了道杠。
总得有人来治。哪怕难，也得一步一步来。
他把卷宗重新摞好，吹灭了灯。窗外的天快亮了，东方泛起一点鱼肚白，映得院子里的丁香枝桠分明。
林锡光站在窗前，望着远处行署墙的轮廓，心里慢慢定了下来。
次日清晨，他怀揣着既定的处理方案，前往军营寻常敬之。果不其然，常敬之悉数应承，当机立断对其麾下的败类动手。且应允若警方兵力不足，他可直接遣军驰援。
就这样他的第一把火烧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