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默，打小就不信鬼神。直到爷爷去世三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封从老家寄来的信，信封上是爷爷那笔力遒劲的字迹，可邮戳日期，却是他头七那天。
指尖捏着信封边缘，纸页粗糙的纹理硌得皮肤发疼。爷爷下葬那天我亲眼看着棺材钉死，四颗长钉穿透棺盖的声响至今还在耳边嗡嗡作响，坟头的土还是我亲手填的第三捧，潮湿的黄土混着草屑粘在指缝里，那触感真实得像昨天才发生。
这封信怎么可能是他写的？我把信封翻过来，右下角的邮戳红得刺眼，城郊老宅四个字被墨水晕开，像一滴凝固的血，在米白色的信封上洇出不规则的轮廓。
拆信时手指在抖，信封里只有一张泛黄的纸，边缘卷得像枯叶，摸上去脆生生的，仿佛稍一用力就会碎成渣。上面用朱砂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符，笔画间洇着深色的渍，起初以为是墨水。
凑近了看，那些深色的痕迹里藏着细碎的纹路，竟像是干涸的血迹——不是流淌的血，是从皮肤里慢慢渗出来的那种，带着皮肤组织的纤维感。符旁边写着一行字：老宅的地，不能动。
爷爷一辈子守着城郊那座老宅，据说从清朝就传下来的。去年开发商要征地，给了八位数的补偿，爷爷愣是拄着拐杖把人骂走了，唾沫星子溅在王经理锃亮的皮鞋上。
滚！这地方动不得！动了要出大事！我当时站在院子里劝他：爷爷，这钱够您换套带电梯的洋房了，还能雇个保姆伺候您。
他当时抄起门后的拐杖就往我腿上打，杖头的铜箍磕在膝盖骨上，疼得我差点跪下去。不知死活的东西！他瞪着我的眼神里全是狠戾，那是我这辈子从没见过的模样，像要把我生吞活剥了。
现在看着这封信，后脖颈子突然冒起一阵凉气。窗外的天明明是响晴的，太阳把玻璃晒得发烫，办公室里的空调却像是漏了风，吹得我脊梁骨直发冷。
桌上的电脑屏幕还亮着，文档里是明天要交的项目方案，可我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眼前总晃着爷爷写的那个字，笔画里像是缠着什么东西在扭动。
三天后，我还是回了老家。倒不是信了爷爷的话，主要是开发商的王经理打了七八个电话，最后一个是凌晨三点打的，他的声音透着股不耐烦的疲惫：小陈啊，这地段下个月就要挂牌了，错过这村可没这店了。你爷爷是老糊涂，你不能跟着糊涂啊。
我想着趁这机会把老宅清一清，那些蒙着灰的旧家具该扔的扔，该烧的烧，也算给爷爷的一辈子画个句号。
高铁到站时已是傍晚，橘红色的夕阳把站台的玻璃染成一片血红。打车往城郊去的路上，司机师傅听说我要去老宅胡同，突然踩了脚刹车，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啸声刺得人耳膜疼。
小伙子，那地方邪乎得很呐。他叼着烟，烟灰簌簌落在褪色的坐垫上，前几年有个拾荒的进去捡破烂，第二天被人发现在胡同口跪着，脸贴在地上，嘴角全是血沫子。把他扶起来才发现，舌头都咬掉了半截，问啥都只会啊啊叫，现在还在精神病院里蹲着。
我扯了扯嘴角没接话，司机却像是打开了话匣子，烟灰弹得更勤了：那宅子是陈家的吧？你是陈家后人？
见我点头，他突然压低声音，烟蒂在指间转了个圈，我爷爷是看坟的，他说那宅子底下埋着东西。民国时候就出过事，说是有个唱评剧的姑娘，长得跟画里似的，后来不知咋的，吊死在陈家老宅的井里了。
那姑娘死的那天是头七，穿了身红棉袄，舌头伸得老长。后来陈家老太爷请了个云游的道士来作法，摆了七七四十九天的坛，才算把这事压下去。
车在胡同口停下时，天已经擦黑了。暮色像块浸了墨的布，从头顶慢慢盖下来，把胡同两侧的墙染成深灰色。付车费时，司机往我手里塞了张黄纸，纸页薄得透光，上面用朱砂画着个看不懂的符号。
拿着吧，老辈传下来的，避避邪。他的手指冰凉，碰得我手心里一阵发麻。我捏着那张黄纸，看着他的车屁股冒着烟蹿出去，引擎声在空荡的胡同口撞出一串回音，像是有人在跟着念咒。
胡同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两侧的墙高得压人，墙头上的野草在暮色里摇摇晃晃，草叶边缘泛着惨白的光，像无数只抓挠的手。
脚下的路是青石板铺的，坑坑洼洼里积着黑黢黢的水，踩上去发出的声响，像是踩着什么软乎乎的东西。走了约莫百十米，老宅的朱漆大门终于撞进眼里，墙皮剥落得露出里面的青砖，像老人皲裂的皮肤，裸露出的地方泛着潮湿的青黑色。
两扇门上的铜环生着厚厚的绿锈，锈迹里嵌着些暗红的点，凑近了看，那些红点的形状很不规则，像是凝固的血滴被反复摩擦过。
推开门时，一声响，门轴转动的声音格外刺耳，不是木头摩擦的钝响，是带着金属摩擦的尖利声，像是骨头在错位。
那声响在空荡荡的胡同里荡出回音，引得墙头上的野草一阵乱晃，草叶扫过墙面的声音，像有人躲在暗处用指甲刮墙。
院子里的杂草快没过膝盖，枯黄的草叶上沾着黏糊糊的露水，踩上去发出的脆响，像是嚼着什么硬壳的虫子。墙角的石榴树枯得只剩下黑褐色的枝桠，歪歪扭扭地伸向天空，枝桠的分叉处积着些灰白色的絮状物，像没擦干净的骨灰。
树干上刻着些模糊的刻痕，我拨开草叶凑近了看，心脏猛地一缩——那些刻痕竟是无数个字，大小不一，深浅各异，有的刻得浅，只划破了树皮，露出里面的嫩肉；有的刻得深，几乎要把树干拦腰截断。最新的一道刻痕还泛着白茬，边缘的木质带着潮湿的腥气，像是刚刻上去没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