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床上，后颈的冷汗把粗布枕巾洇出深褐的斑，像块陈年的茶渍。窗外的蝉鸣正烈，一声声织成密不透风的网，裹着潮湿的暑气往屋里钻，只有远处码头的卷扬机还在断断续续地哼哧，铁索与滑轮摩擦的吱呀声混着江水拍岸的闷响，像是头疲惫的老黄牛在喘。母亲纳鞋底的线轴在方桌上滚了半圈，枣木线轱辘碰到搪瓷缸沿，发出叮的轻响，在这燥热的夜里竟清亮得有些扎耳。
“三儿的腿是不是又疼了？”父亲的旱烟锅在床沿磕了磕，火星子落在青砖地上，倏地灭了，留下个焦黑的小点。
我赶紧蜷起右腿，那条被医生沿着穴位动过手术的疤痕正突突地跳，像是有只蚯蚓在皮肉底下钻。
母亲放下针线走过来，粗糙的手掌贴上我的额头，掌心的茧子蹭过眉骨，带来熟悉的凉意——那是常年泡在洗衣粉水里搓洗旅客床单、又在货运单据上盖章磨出的厚茧，沾着江水的湿意。她的袖口还沾着白天糊墙纸的浆糊，干成了半透明的壳，蹭在我脸上沙沙地响，混着淡淡的糨糊味。
“这世道……”母亲叹了口气，往我腿弯垫了床拆洗过的旧棉絮，棉絮里还裹着半根缝衣针，想必是白天缝补客运制服时落下的。我盯着帐顶的补丁，那是用父亲的旧中山装改的，蓝布上印着褪色的“港客运”三字，被月光照得若隐若现。
隔壁房间传来姐姐的呓语，她攥着的布娃娃掉在地上，发出棉絮挤压的闷响。母亲蹑手蹑脚地过去捡，月白布褂的下摆扫过桌腿，带倒了父亲的空酒瓶。玻璃瓶在地上滚了三圈，最后撞在木箱上停住，那箱子里锁着父亲的客运调度本，封面还贴着去年防汛先进的奖状。
母亲回来时，眼眶红红的。她坐在床沿，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围裙带子，那带子上绣的石榴花早就洗得发白，只剩下模糊的红线头。
“你爸今天又要上夜班，客运站忙得脚不沾地，”她的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惊扰了什么，“说最近过江的人多，个个都急着往乡下跑，他得盯着渡轮的安全，谁让他是站长。”我摸到母亲手背上的淤青，是昨天排队买煤时被人推搡撞的，紫得像块老茄子皮，边缘已经泛出青黄。
后半夜我终于迷糊过去，却梦见自己掉进了江里。浑浊的江水往嘴里灌，带着柴油和水草的腥气，郑小五子的塑料凉鞋漂在眼前，鞋跟的红塑料扣在水里闪着光。我拼命想抓住，指尖却总差半寸，脚下的淤泥像无数只冰凉的手，攥着我的脚踝往下拽。惊醒时，冷汗已经浸透了粗布夹袄，窗外的启明星正悬在航运公司食堂的烟囱顶上，亮得有些刺眼，把烟囱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根指向天空的铁针。
第二天去学校，青石板路上的露水还没干。街角的修鞋摊支起了帆布棚，王师傅正用锥子给只解放鞋扎眼，锥子穿透胶皮的噗声，混着他哼的《洪湖水浪打浪》，在寂静的清晨里格外清晰。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从对面走过，黄漆刷的“纠察”二字在朝阳下闪着光，吓得路边啃油条的孩子把半截油条掉在地上，芝麻撒了一地，像碎掉的星星。
教室的黑板上新写了“抓革命，促生产”几个白字，粉笔末子簌簌往下掉，落在讲台的裂缝里。数学老师没来，换成了教政治的李老师，他的中山装第二颗纽扣掉了，用根蓝布条系着，说话时布条随着下巴的动作一颠一颠，像只振翅的蓝蝴蝶。“同学们，当前形势一片大好！”他往黑板上拍着教案，封皮上的毛主席像被拍得簌簌抖，边角卷起的纸页刮着黑板，发出沙沙的响，“但也有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搞破坏！”
后排突然传来铅笔盒掉在地上的声响，是陈峰碰倒的。他爹在市政府当秘书，昨天放学时还跟我说家里多了台银球牌收音机，木壳上的木纹像流水似的好看。此刻他脸白得像张宣纸，手指绞着衣角，那衣角上还沾着他家特供烟的烟灰——只有干部才能买到的上海“飞马”牌，烟丝里混着金箔纸的亮片，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课间操时，广播里的《东方红》乐曲突然断了，滋啦的电流声里夹着模糊的呼喊，像是有无数人在远处呐喊。
操场上的人都愣住了，初中三年级的小胖手里的红缨枪掉在地上，木头枪头磕着水泥地，发出咚咚的响，惊得槐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教导主任跑出来关广播，他的皮鞋后跟掉了一只，跑起来一瘸一拐，像是踩着高跷的猴子。我看见他后颈的汗把衬衫洇出深色的道，像条蚯蚓在爬，混着领口磨出的毛边，看着格外狼狈。
放学路上，陈峰把我拉进航运公司仍在开挖的防空洞。洞口的蛛网挂着片枯叶，被我们撞得簌簌落，沾在头发上像朵干花。“我偷听到我爹打电话，”他的声音压得像蚊子哼，手往兜里掏了半天，摸出颗水果糖，玻璃糖纸在昏暗中泛着虹光，“说北京……有大官被打倒了。”橘子味的甜香漫开来，我忽然想起郑小五子总把这种糖纸夹在课本里，说要攒够一百张糊个灯笼，挂在江边的歪脖子柳树上。
防空洞深处传来滴水声，嗒、嗒、嗒，像是有人在数着什么。陈峰的手电筒光柱晃过洞壁，照出上面用红漆写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字迹被潮气浸得发涨，笔画间长出了淡绿色的霉斑，像给字镶了道毛茸茸的边。“我妈把存折缝进了棉袄夹层，”他突然抓住我的手，他的手心全是汗，黏糊糊的，“还说要是乱起来，就带我们去乡下姥姥家，她家院里有棵老梨树，能结一筐筐甜梨。”洞外突然传来自行车铃声，叮铃铃的，由远及近，我们俩吓得赶紧蹲下来，光柱在洞口晃了晃，又消失在暮色里。
回到家时，母亲正把腌菜坛子往床底下塞。坛口的黄泥封得严严实实，上面还盖着块红布，那是去年过年包压岁钱剩下的，边角绣着的牡丹已经磨得看不清。父亲蹲在灶台前抽烟，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映着他鬓角新添的白发，像落了层霜。“今天粮站的大门关了，”他往灶膛里添了块劈柴，火星子窜起来，照见他眼角的皱纹里全是烟灰，“听说有人在抢购面粉，民警都去了，枪套在腰上晃来晃去。”
夜里的敲门声来得猝不及防。我正趴在桌上写作业，数学本上的等边三角形题目刚计算到一半，铅笔芯就没油了，在纸上留下道模糊的浅痕。父亲的脚步声撞在走廊里，带着慌乱的回响，木楼板被踩得吱呀叫。“张站长！快！”是隔壁王大爷的声音，他的假牙没戴稳，说话漏风，“航运公司的仓库被撬开了！有人在抢帆布！”母亲一把将我拽到门后，她的手在抖，指甲掐进我胳膊的肉里，生疼。
门缝里漏进橘黄色的光，是手电筒的亮。我看见王大爷的蓝布褂子撕了道大口子，露出里面打补丁的汗衫，那补丁是用他孙女的花裙子改的，上面还绣着只蝴蝶，翅膀被扯得变了形。父亲对母亲说：“看好家，我过去看看。”他的声音像冻住的冰，从我头顶飘过去，带着旱烟和码头特有的柴油味。他抓起门后的扁担，那是根枣木扁担，两头的铁箍磨得发亮，是当年在客运码头扛行李包磨出来的。
母亲把弟弟塞进衣柜，柜里的樟脑丸滚出来，在地上转了几圈，散出刺鼻的味道。她找出父亲的旧蓑衣披在我身上，蓑衣的棕毛扎得脖子痒，里面还裹着去年晒的干辣椒，辣味混着霉味往鼻子里钻。窗外传来玻璃破碎的脆响，紧接着是女人的尖叫，像被踩住的猫，拖着长长的尾音。弟弟在大衣柜里哭起来，母亲赶紧把块毛巾塞进他嘴里，毛巾上还沾着白天擦桌子的菜汤，是酱油混着白菜的味道，咸涩中带着点暖意。
不知过了多久，父亲回来了。他的手上沾着血，暗红色的，像凝固的糖浆，指甲缝里还嵌着泥。“没事了，”他往缸里舀水洗脸，水花溅在地上，混着泥点，“是些社会上闲杂人员，被警察带走了。”母亲的手刚碰到他的胳膊，他就疼得嘶了声，挽起袖子才看见，手肘被划了道口子，血珠正往外冒，像熟透的石榴籽。母亲赶紧找出红药水，棉签蘸着药水涂上去，父亲疼得直抽气，却还嘴硬：“这点伤，比扛行李包磨的水泡轻多了。”
第二天去学校，校门口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墨汁还没干，顺着墙缝往下流，像一道道黑泪，在青砖墙上蜿蜒。李老师站在门口撕，手指被纸划破了，血珠滴在“打倒”两个字上，把黑墨染成了紫的，像朵诡异的花。有张报纸的边角粘在他的眼镜片上，他一抬头，镜片上的“人民日报”四个字晃得人眼晕，混着他发红的眼睛，看着格外疲惫。
教室里少了五个同学，其中就有陈峰。他的座位上还放着半截橡皮，上面印着的“为人民服务”磨得只剩个“民”字，旁边还有道用铅笔刻的小船，想必是上课时偷偷刻的。窗台上的仙人掌被人拔了，土撒得满地都是，混着几张撕碎的大字报，像幅乱糟糟的画。阳光从窗格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方块形的亮斑，里面浮动着无数细小的尘埃，像是在空中跳舞的精灵。
放学时，我绕道去了陈峰家。机关大院的铁门紧闭着，漆皮剥落的铁门上缠着铁链，锁头大得像拳头。门口站着两个戴红袖章的人，手里的木棍在地上戳来戳去，水泥地上被划出一道道白痕，像条干涸的河。传达室的张大爷蹲在墙根，他的搪瓷缸摔在地上，里面的茶叶撒出来，混着痰和泥，被人踩成了黑糊糊的一团。“陈家被抄了，”他看见我，往地上啐了口带血的唾沫，“收音机、皮箱子，全拉走了，连他娘的缝纫机都没放过。”
江边的风很大，吹得招魂幡哗哗响，孝布上的毛边被风扯得像蓬草。郑奶奶还在坡上哭，她的裹脚布松了，露出变形的脚趾，像团干缩的树根，沾着草屑和泥。郑小五子的凉鞋还在那里，被露水浸得发胀，鞋跟的塑料扣断了，像只折了翅膀的蝴蝶。江水退了不少，露出的淤泥里嵌着碎玻璃，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像撒了一地的星星。
我蹲下去摸那双鞋，鞋里的沙粒硌得手心疼。突然发现，鞋跟处用粉笔画了个小小的船，是小五子的笔迹，歪歪扭扭的，船帆还画成了三角形，桅杆上却认真地画了面小旗。我想起他说过，要造艘能装下所有人的大船，把我们都载到没有眼泪的地方去。那时他的鼻涕快流到嘴里，用手背一抹，就在脸上画出两道黑杠，像只小花猫，却笑得露出两颗刚换的门牙，白得像贝壳。
身后传来脚步声，是陈峰。他的书包没了，光着脚，脚后跟磨出了血泡，在沙地上留下一个个红印，像串省略号。“我爸被带走了，”他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往我手里塞了个东西，是颗五角星，用红漆涂的，漆皮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木头茬，边缘被摩挲得光滑，“这是他给我的，说……说要相信党。”
夕阳把江面染成了血红色，货轮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像条沉睡的巨鲸。远处的货轮鸣起汽笛，那声音裹着水汽滚过来，震得耳朵嗡嗡响，惊飞了芦苇丛里的水鸟。我把那颗五角星塞进郑小五子的鞋里，又把小木船放在旁边。船帆被风吹得鼓起来，烟盒纸做的帆上，那颗红墨水画的五角星，在暮色里像颗跳动的心脏。
回家的路上，陈峰说要去乡下找姥姥。他的裤脚卷着，露出小腿上被茅草割的口子，血珠正往外渗，像线红绳。“等安定了，”他回头看我，眼睛亮得惊人，像映着晚霞的江面，“我们还在江边堆城堡，用芦苇做城墙。”我点点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那背影晃晃悠悠的，像片被风吹着的叶子，渐渐融进昏黄的暮色里。
夜里的广播响了，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字正腔圆的女播音员说，形势一片大好，已经稳定。母亲把弟弟从怀里放在床上，他睡得口水直流，嘴角还挂着笑，想必是梦见了白天母亲给的那块米糕。父亲的旱烟锅在黑暗中亮起来，火星子明灭间，我看见他眼角的皱纹舒展开了些，像被熨过的布，烟袋锅里的烟丝燃着，发出细微的噼啪声。
几天后，学校复课了。李老师的中山装换了件新的，纽扣锃亮，袖口扣得严严实实。他在课堂上念报纸，声音洪亮得能穿透墙壁：“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必将战胜一切困难！”阳光从窗玻璃照进来，落在他的教案上，那页报纸的边角卷着，上面印着“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标题，墨迹被阳光晒得有些褪色，字里行间却透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
课间时，我去了江边。郑小五子的鞋不见了，想必是被他家人收走了。只有那只小木船还在，卡在两块礁石中间，船帆被水泡得发涨，却依旧顽强地立着。江水轻轻拍打着船身，像是在哼一首古老的歌谣，温柔得能把心泡软。我蹲下去，看见船底刻的“远航”两个字，被水浸得更深了，笔画里还藏着几粒细沙，像撒进去的星星。
父亲又正常负责起港口的客运工作了，胸前的站长徽章擦得发亮，每天都要去检查渡轮的救生圈。母亲也在为小轮上的货运忙碌着，账本上的字迹依旧娟秀，每笔货物都记得清清楚楚。弟弟拿着馒头在院里跑，辫子上的红绳甩来甩去，像只快乐的小鹿，嘴里还哼着从广播里学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头顶上航运公司食堂烟囱冒出的烟，被风吹得散成一缕缕，慢悠悠地飘向天空，像条扯不断的线。阳光落在我的右腿上，疤痕处暖融融的，那只蚂蚁似的游动，不知何时已经歇了。
也许，就像李老师说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摸了摸口袋里的五角星，木头的纹路硌着掌心，带来踏实的感觉。远处的江面上，货轮正缓缓驶过，汽笛声响彻云霄，像是在宣告着什么。我知道，无论前路有多少风雨，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只要心里还存着那点念想，就一定能等到云开雾散的那天。
夜色渐浓，母亲又在纳鞋底，线轴转动的声音，和着父亲的旱烟锅声，还有弟弟的梦呓，在这小小的屋里织成一张网，把所有的不安和恐惧都挡在外面。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蝉鸣与风声交织，渐渐沉入梦乡。梦里，我和郑小五子、陈峰在江边堆着城堡，阳光灿烂，笑声像银铃一样，在江面上久久回荡。(未完待续)